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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气候条件适宜，自然资源丰富，地理区位优越，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也因此成为黄河文明荟萃之地。至少在北宋及以前的数千年历史中，河南的政治变动关乎天下兴亡，河南的经济发展长期领先于全国，河南的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河南，在黄河流域文明演进历程中擘画出浓墨重彩的篇章。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流，在亘古不息的奔腾中，孕育了光辉灿烂的黄河文明。黄河文明最初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以河南省现辖区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作为黄河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在黄河文明兴起和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河南的自然环境为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境内的河流山川成为先民们发展经济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有资料显示，河南境内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50余处，分布在灵宝、陕州区、渑池、伊川、巩义、荥阳、南召、镇平、西峡、卢氏等近20个地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位于黄河流域。
旧石器时代的河南，生产工具虽然仍然落后，但旧石器制作工艺的复杂化和石制品品种的陆续增多，都显示了先民们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下改造自然、求得生存的努力。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河南新石器时期包括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前后相连贯的不同阶段。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也是这一时期黄河文明的代表性文化。其中，裴李岗文化距今8000～7000年，分布于河南中部，已经发现的文化遗址有100余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所发现的各类石器已经摆脱了原始的打制石器特征，大范围采用磨制石器，出土的谷类、大豆等碳化粮食以及一些陆生动物、水生动物的骨骼和渔猎工具显示，裴李岗时期农业经济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渔猎经济则是人们生活的重要补充。仰韶文化是裴李岗文化之后在河南境内出现的又一种文化遗存，截至目前已经发现近千处遗址，包括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和大司空村等不同的类型。仰韶文化距今7000～4000年，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的发达的原始文化，其内涵非常丰富。各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或大或小的村落，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耕，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尤其是陶器制造。三门峡、洛阳等地区的考古遗址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较好地掌握了制陶的选土、造型、装饰等工序。出土的陶器涵盖了钵、盆、碗、罐、细颈壶、小尖底瓶等各种类型，一些彩陶器不仅造型优美，且表面有以红彩或黑彩画就的绚丽几何图案和动物花纹，工艺成熟，形象生动。龙山文化距今4900～4200年，因最早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而得名，地域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中、豫西南一带，因地区不同，文化风貌也有差异。从三门峡庙底沟、洛阳三湾、郑州大河村等地的遗存看，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进步，生产工具中的石器多为磨制而成，陶器制作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家庭饲养业的出现则表明了社会经济的多元化特征，社会形态也由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私有财产已经出现，这意味着阶级社会的时代已经来临。此外，在龙山文化时期，河南各地出现了数量不少的古城址遗址，如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阳平粮台、辉县孟庄、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等。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条件建造规模较大的城池，国家的雏形开始形成。
与考古发现提供的实证材料相比，文献记载更为形象地展示了河南在龙山时期发展的历史。三皇五帝中有不少活动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相关部族活动于河南的记载经常见诸史书。
《通志二十略·都邑略》云：“伏牺都陈，宛丘城是也，今陈州治。……神农都鲁，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又迁涿鹿。”陈州，即今淮阳；有熊，即今新郑。特别是在黄帝时期，部族活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黄帝被公认为华夏族始祖，《史记》记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班固在《东都赋》中认为黄帝的功绩在于“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五帝之中，颛顼部落主要活动在以“东郡濮阳”帝丘为中心的黄河流域，这在后世史书中有明确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云：“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杜预注：“卫，今濮阳县，昔帝颛顼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帝冢，亦号颛顼之虚。”黄帝长子青阳氏族部落活动在河南境内，青阳之孙帝喾主要活动范围仍然在黄河中游地区。《尚书·序》云：“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安国《尚书传》则言：“契父帝喾，都亳。”契为汤之先祖，商汤“从先王居”，说明亳（今河南偃师境内）也是帝喾的都城。帝喾在位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史记》对帝喾的功绩给予了积极评价：“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尧、舜虽然定都在晋南一带，但这两个部族在河南境内的活动依然频繁，从尧开始的治水过程有许多就发生在河南境内。
传统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时期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转折期。在这一时期，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各个氏族、部落交往、角逐和融合的中心。随着这个中心的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以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包括东夷、苗蛮大部分先民的共同体。社会的大变动、部族的大融合，加速了社会的发展步伐，加速了文明社会的降临。在中原大地，河南因黄河中下游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文明的渊薮，这里所发现的早期文化，无疑代表着中华文明前进的方向，而农业的发展、城池的出现和礼乐制度的萌生，则标志着河南引领中国社会率先迈进了文明的殿堂。
当原始社会走到历史尽头的时候，河南境内的部落开始出现新的分化。舜帝末年的历史已经反映了原始的禅让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部落之间风行一时的推选部落首领的军事民主制逐步被父子相传的继承制所取代。禹的儿子启以杀伯益、废禅让制、夺取统治地位而结束蒙昧原始时代，建立了文明阶段的奴隶制社会——夏朝。夏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西起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南接湖北，北入黄河，东通东海，有相当一部分位于今河南境内。夏朝的都城首先设在阳翟（今河南禹州），在以后的多次迁都中，曾先后建都于济源、开封南、渑池附近和洛阳等地。豫中和豫西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而在河南发现的早商、中商和晚商都城遗址，也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河南在商代的政治中心地位。商人兴起于今河南商丘，商汤灭夏后在西亳（今河南偃师尸乡沟）建都，考古工作者已在那里发掘出了这座商代早期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大型都城遗址。商汤以后，商朝曾多次迁移都城，但基本上不出河南。如从成汤都西亳到盘庚迁都殷，中间曾五次迁都：仲丁由亳迁傲（今河南郑州），河澶甲迁相（今河南内黄），祖乙迁邢（今河南温县），南庚迁奄（今山东曲阜附近），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周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全国的政治中心也随之由河南西移至关中地区。然而，如何控制原殷人所统治的地区成为西周统治者颇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周武王最后与周公商定构建了以雒邑（今河南洛阳东）为中心的新的防卫体系，并在原商王朝所控制的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在河南境内就分封了陈（今河南淮阳）、宋（今河南商丘）、蔡（今河南上蔡）、许（今河南许昌）、管（今河南郑州）、杞（今河南杞县）等诸侯国。周成王即位后，“使召公复营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
。雒邑成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战略要地。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奴隶社会逐步为封建社会所取代。新的社会制度的确立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下的产物，也伴随着各诸侯国纵横捭阖的权力之争。地处中原的河南，正是各诸侯国反复争夺的核心区域。春秋时期，发生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今河南范县濮城镇）之战，使郑、宋、卫等中原小国摆脱了楚国的控制，归附了晋国，晋文公于战后大会诸侯于践土（今原阳西南），周襄王正式册封其为霸主。公元前627年，秦国派兵偷袭郑国，但在行军途中为郑人所知，秦以为郑已有所备，遂灭晋的盟国滑（今偃师西南）而归，当秦兵退至崤地（今渑池西）时，遭晋军截击，以至全军覆没。公元前597年，晋楚大战于邲（今河南郑州北），晋军大败。邲之战后，楚庄王当上了中原的霸主。战国时期是诸侯兼并、走向统一的时代，河南境内的主要诸侯国有郑、卫、宋、魏、韩、赵、楚、秦、曾等，河南仍是诸侯争战的主战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河南境内。公元前361年，魏国在打退韩国和赵国的进攻后，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便把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开封第一次成为国都。在秦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河南地处与秦国毗邻的位置，是秦人东进过程中最先占领的地区，秦人就是从河南开始不断东进并最终完成天下一统的。秦于公元前256年灭西周，公元前249年灭东周，公元前226年灭韩国，公元前225年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占领了河南全境。
自秦以后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政权中，有不少将首都设在河南境内，把河南作为其政治活动的中心。我国的八大古都中，有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四个城市位于河南境内，其中洛阳、开封、郑州三大古都都位于黄河流域。相对而言，在五代以前，洛阳的地位最为重要。“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有“十三朝古都”之称的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历史前后有1000多年。东汉、魏、晋、北魏皆建都于此。隋、唐两代的东都，也在这里，隋炀帝、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唐昭宗、唐哀帝等都曾长期都居洛阳，武则天时改称洛阳为神都，洛阳成为隋唐控制东方的中枢。五代至北宋时期，随着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江南地区经济的日益重要，梁、晋、汉、周及北宋王朝的首都定于开封，开封成了全国的政治、交通、经济及文化的中心。此后，虽然金朝灭亡前曾短暂迁都开封，但从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上看，北宋是在河南建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我国古代历史中，就河南在黄河流域及全国的政治地位来看，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得中原者得天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河南是全国当仁不让的政治中心和战略枢纽。从战略布局的角度而言，河南地处战略要冲，在中国古代的战争中，经常成为觊觎天下的武装集团努力谋划、夺取的目标，而多次发生的激烈的武装冲突也让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受影响。例如，东汉末年的战争使黄河流域受到严重摧残，河南首当其冲，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描绘。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也给河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所谓“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则是对当时情况的真实描写。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变革很多也都发生在河南境内，如秦始皇反吕不韦奴隶主复辟、东汉的兵制改革、曹操挟天子都许和实行屯田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北魏孝文帝立“三长”（邻长、里长、党长）制和推行均田制及汉化、北宋王安石变法等，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率先告别蒙昧时代以后，在继之而起的夏、商两代，河南处于绝对的经济中心地位，一直是黄河流域及全国范围内最发达的地区，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在农业方面，农业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农作物品种和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不断增多。在手工业方面，开始出现一些专门生产用于交换的物品的手工业部门，如制陶作坊等。商业也从手工业中分化出来，开始出现专门的商人，一些出土遗址中发现的象牙、玉石、贝等河南不产的物品，都有可能是通过商业贸易实现流通的。彼时河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我国早期历史的基础，并扩散着中原文明和黄河文化，增强着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为黄河流域和中华民族物质文明的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
西周兴起以后，关中农业的发展超过了中原地区，河南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但仍然是整个东部广大地区的经济重心。河南境内的农业较之夏商时期有了很大进步，奴隶的集体耕作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轮耕制的实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但农具仍然停留在石器与铜器并用的时代，耕作水平还没有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制陶业、冶铸业、纺织业、手工业部门发展迅速，手工业门类分工越来越细，还形成了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并存的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东部广大地区，西周还在河南境内建立起了以洛邑（今河南洛阳）为中心，西连镐京（今陕西西安），东接宋（今河南商丘）、彭（今江苏徐州），北跨黄河的交通线。交通网络的形成大大便利了商人往来和货物流通，形成了以诸侯国为核心的交易市场和以交通网络联系的商业发展格局。
春秋时期的政治中心回到河南，政治优势带动了河南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全国经济中心也再次回到河南。在战国前期的100多年中，主要领土位于河南的魏国社会经济处于领先地位。魏国的霸业衰落后，河南仍是七国中魏、赵、韩、楚四国的中心地区。这一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明和牛耕的使用，农业开始摆脱春秋以前的传统耕作方式，犁耕的普遍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依靠奴隶进行大规模经营已经不再需要，铁制农具引入农业生产，使开垦的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农作物的种植出现新的气象。河南的手工业取得了更大的进步，铸铜、冶铁、纺织、漆器、陶瓷、制骨、玉石等手工业门类更为齐全，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还出现了专门的手工工场区和作坊区。韩国的都城新郑以及阳城（今河南登封市东南）、冥山（今河南信阳市东南）、棠溪（今河南舞阳县西南）、合膊、龙渊（两地均在河南西平县西）、邓师（今河南孟州市东南）等地均是著名的铁器生产中心。河南洛邑、新郑、梁陈等地的商业城市迅速发展，商业经营兴旺，市场上可以买到北方的马匹、骆驼，南方的象牙、鱼鳖，东方的海产鱼、盐，西方的皮革和矿产等。河南境内流行的贝币、铜币、金银币等货币数量庞大、品种繁多、来源地域广阔。这显示了河南当时已成为各地商人的云集之地，是黄河流域商业发展的中心所在。
自秦汉以至北宋的近1400年间，河南的社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诸多经济领域位居全国前列，与河北、陕西、山东同是黄河流域的经济重心地区，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支撑着古代社会历史迈进鼎盛时期。
秦汉时期，河南经济摆脱了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局面，成为全国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虽国祚短促，但仓储业的发展和交通框架的构建对河南产生了重要影响。为防范东方六国残余势力的反抗，秦王朝在河南境内建立了不少粮仓以保证军政的粮食需求，并以河南为中心构筑了控制东部广大地区的交通网络。两汉时期，牛耕和铁制工具得到普遍使用，地主庄园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东汉定都洛阳以后，河南的车辆制造、舟船制造、酿酒业、造纸业、纺织业等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在商业方面，“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河南不仅有洛阳等全国性的商业都会，各郡县也形成了地区性的商业中心，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商业发展模式。河南经济也因此而繁荣起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汉末年的战乱给河南经济带来灭顶之灾，而魏晋时期则是河南经济恢复和再度发展的时期，曹魏政权从最为根本的农业复苏入手，大力推行屯田制等措施。屯田制的成功实施，不仅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也使民众开始聚集起来，河南逐步走出汉末社会动荡所带来的人口稀少的窘境。农业经济恢复之后，由于河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的确立，与社会上层有关的畸形商业消费很快盛行起来，商业市场也步入繁荣时期。然而，恢复不久的河南经济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再度陷入动荡。直到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河南经济才逐步复苏，并最终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础。北魏抛弃了黄河流域原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实行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均田制，使河南再度成为农业生产发达地区，而将政治中心迁移至洛阳，则让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商业发展代表了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洛阳也成为海内外客商云集的繁华都市。
隋唐时期，中国历史再次进入大统一、大发展时期，出现了史上罕见的隋朝“开皇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但繁荣的背后也有像“安史之乱”那样的波动。地处隋唐腹地的河南，既是政治中心区，又是经济中心区，也是战火重灾区，对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极其敏感。东都洛阳为河南区域中心，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全面发展，经济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都城长安。在洛阳的带动下，河南境内各州郡的经济也都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以豫东汴州（今河南开封）最为迅速。唐末五代之际，乘洛阳累遭兵火、破败不堪之危，开封渐次取代洛阳成为河南新的区域经济政治中心，并日益发展成为我国新的政治中心，从而完成了北宋以前我国古代政治中心沿黄河两岸从西安、洛阳再到开封的东移过程。然而，“安史之乱”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东南转移，河南在全国的中心地位随之动摇，由全国绝对的经济核心区逐步变为全国主要经济区域之一。
北宋社会经济在古代高度发达，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河南，也进入一个辉煌时期。以开封为代表的城市建设、商品经济、手工业经济，无疑是当时的顶峰。开封城市建设规模空前，布局开放合理，市政设施完善，人口多达100余万，“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而当时其他国家人口最多的城市也不过40万。“八荒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
，开封成为世界上城市经济尤其是商业最发达的国际大都会。河南园艺科技水平和大量移植银杏、金橘、甘橙、荔枝等南方林果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特色种植业则以洛阳、陈州（今河南淮阳）的牡丹最为突出。养马、养牛、养羊、养骆驼等畜牧业发达，京城开封甚至还饲养大量珍禽异兽，“致四方珍禽异兽，动以亿计，犹以为未也”
。手工业门类齐全，纺织印染业、金属制造业、酿酒业、瓷器制造业、文具出版业、建筑业等行业在全国独树一帜。相比较而言，无论是从居民富裕程度、垦田面积还是从赋税收入来看，虽然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但北宋时期河南的经济实力在全国仍然位居前列。
所谓黄河文化，从广义层面来理解，它是指在黄河流域范围内由人类社会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层面来理解，它是指黄河流域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制度等。简言之，黄河文化就是孕育、诞生、发展、繁荣、传承于黄河流域的文化。黄河文化的中心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史前考古学文化、“三皇五帝”文化、王都文化、“河图”“洛书”文化、礼乐典章、史官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姓氏文化、民俗文化等都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河图”“洛书”是黄河及其支流洛河的产物。《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伏羲依“河图”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大禹治水的时候，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大禹对“洛书”进行了阐释，也即是《尚书》中的《洪范》篇。后世之人对“河图”“洛书”做了种种推测、探索、解释，认为它反映了河洛地区在黄河文明乃至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独特而重大的作用。就文学艺术而言，儒家学说起源于河南，道家学说诞生于河南，佛家学说首传于河南，玄学兴盛于河南，理学创始于河南。东汉时期，洛阳太学一度拥有学生3万余人，诸生横卷，成为一大奇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均在河南写下了他们华美的诗篇。河南的彩陶艺术、墓葬艺术和佛教雕刻艺术等留存下来的作品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中重要的艺术精品。回顾河南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早期的冶炼技术、酿造技术、纺织技术、造纸技术、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等，无不与河南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不少可以说就是在河南形成并推广开来的。张衡在河南发明了地动仪，蔡伦在河南改进了造纸术。河南出土的战国早期的铁锛和铁铲，在冶金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证明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已掌握了生产这两种高强度铸铁的技术，这比欧美早了2000多年。洛阳是牡丹园圃栽植的发祥地，人工栽培牡丹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至今已有1400余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牡丹栽植中心。隋炀帝时期开挖的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工程规模之巨、涉及范围之广、历史影响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根文化、母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还对周边的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三秦文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刻反映了河南在黄河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河洛文化是黄河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主要根底和源头。“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棵参天的大树，许多地域的远古文化构成了其根底的话，那么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就是它的主根、直根。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个地区许多史前考古重要发现的问世，人们形容全国各地的史前考古遗址遗迹如同“满天星斗”，逐渐形成了文明起源的“多元论”，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文化格局中，除了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但这些不同区域文化的发展道路不相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在兴起以后又衰落了，只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仍然在继续发展，其中，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最先脱离了野蛮和蒙昧，跨入了文明社会的大门。从已有考古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原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城郭林立、礼制规范化、阶级产生、文化艺术长足发展的景象。正是以河南为主体的河洛文化促进了我们的先民在黄河流域长期繁衍、生息，不断劳作、发展，并在汲取相邻地区文化的诸多因素基础上，创造出文明形成的基本条件，最终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国早期文明。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唐虞时代和夏、商、周王朝都以河洛文化传布的中心腹地为其发展中心。
其次，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在上古时代，“中国”就是河洛地区的代称，华夏部族就在这里生活，因而河洛地区就是最早的“中华”。华夏部族和后来的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华夏文化、汉民族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主流。
河图洛书、道家经典、儒家经学、释教佛学、老庄玄学、谶纬神学、伊洛理学等都与河南密切相关，或肇始于此，或渊源于此，或发展于此，或形成于此，或兴盛于此，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思想文化宝库。它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思想信念和文化品格的形成以及中国人的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发挥着任何其他学说无可比拟的决定性作用。在艺术领域，河洛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和传承主流。中原地区不仅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也是中国书法艺术传承的重地。从河图洛书到八卦，从甲骨卜文到金文（青铜器铭文），这些中国文字的雏形无不与河南有关。河洛文化中的绘画艺术也发端甚早，夏、商两代都有图籍存于王府，周代已有专门从事绘画的画工或画师在中原王朝的宫室墙壁上作画。汉代以后，民间画工、宫廷画工与文人画家等多层次的画家群体活跃在中原地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河洛画派，对历代绘画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主导作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首善地区之一，洛阳长期为都的历史地位决定了这里的社会习俗也具有表率作用。河洛地区的衣食住行、婚姻状况、丧葬礼俗、宗教崇拜等无不影响着全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社会风俗就是由洛阳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最后，河洛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夏儿女民族认同感的强大力量。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河洛文化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历史上数度出现分裂局面，一旦居于中原地区的王朝取得优势地位，很快便以中央王朝的名义和号召力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甚至连少数族群建立的王朝政权都无一例外。河洛文化所强调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意识，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从最早的炎、黄集团发展到华夏族群，再突破夷、夏之别融会各个少数民族进入汉族群体，直至兼容所有中国境内的民族群体构成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都是在“中国”意识基础上形成的。河洛文化强劲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在受其沐浴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对自己的祖居地怀有浓厚的情愫，都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客家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政局变动，曾出现过多次人口大迁移。在北方南移人口中，河洛居民占绝对多数。他们虽迁至江浙、闽粤、台湾和海外各地，但不管走到哪里，都坚定地保存自己拥有的河洛文化。在今日的闽、台地区，广为人知的“河洛郎”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
然而遗憾的是，在北宋之后，随着河洛文化的核心城市洛阳、开封相继失去都城地位，以及宋室南迁后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士人随之南移，南方逐渐成为文化发展重镇，河洛地区在文化上失去中心地位，河洛文化从此走向式微。
“黄河治则河南兴，黄河乱则河南衰。”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西部为山区和黄土丘陵，东部是广阔的冲积平原。从历史上看，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黄河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河南具有利用黄河水土资源发展农耕、灌溉和航运的天然优势。在漫长的岁月中，黄河自孟津以东的河道频繁摆动形成大面积的冲积平原，造就了大片肥沃而易于耕种的良田，且水运四通八达，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生息。另一方面，河南容易受到洪水灾害的侵袭。“河南境内之川莫大于河，而境内之险亦莫重于河，境内之患亦莫甚于河。盖自东而西，横亘几千五百里。其间可渡处，约以数十计，而西有陕津，中有河阳，东有延津，自三代以后，未有百年无事者也。”
据历史记载，从周定王五年（前602）至清咸丰五年（1855）的2400余年间，黄河中下游决口达1500多次，大的改道26次，有5次大的变迁，泛滥范围以今河南郑州为顶点，北至天津，南抵淮河口，时而北流入渤海，时而南流夺淮入东海。河南因此而饱受黄河水患之苦。公元前602年，黄河从宿胥口（今淇河、卫河合流处）改道，经滑县、濮阳西一带流经河北入渤海。汉代的酸枣之决发生在延津境内，瓠子之决发生在濮阳境内。公元726年秋，黄河在河南汲县决口，淹没50多州，沿河两岸人民“资产苗稼无孑遗”，不得不“巢舟以居”。
黄河水患最频繁的地区是河南，黄河水患治理的关键地区也在河南，黄河河南段的治理在黄河水利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中国早期的治水英雄有不少出生或长期生活在河南。史上最早的治水名人共工的家居地就在今河南辉县一带，大禹的家居地则在今河南登封嵩山一带，主持关中地区郑国渠修建的水利专家郑国也是河南人。秦汉时期出现了统一的黄河防洪大堤，标志着我国的治河防洪进入一个新阶段。瓠子之决发生时，汉武帝“至瓠子，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
，成为历代黄河亲临堵口现场的第一人。东汉王景对黄河和汴水进行大规模的治理，使河、汴分流，黄河出现了数百年长期安流的局面。北宋时期兴起的埽工制度和最具黄河治理技术特色的水工建筑物都首先出现于河南。《梦溪笔谈》中提到的“高超合龙门”的技术，就是在今濮阳以北的商胡埽的堵口过程中首次使用的。
宋室南迁以前，河南的农田水利事业也一直走在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前列。河南是我国最早使用水井灌溉的地区之一。根据考古发掘，在汤阴白营、洛阳矬李等地发现有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早期供饮用的水井。在春秋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已经出现关于河南地区井灌技术的记载。始建于秦代的沁水枋口堰（明代重修后称为五龙口水利工程）是河南乃至全国水利工程史上的杰出代表。唐代时，河南地区既有像召渠、马仁陂这样灌溉面积在万顷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有像秦渠、玉梁坊这样灌溉面积在千顷以上的中型水利工程，还有更多像观省陂、雨施陂这样的灌溉面积在百顷左右的小型水利工程。
唐代中央政府特别重视水利管理，制定出台的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涵盖了农田水利管理、航运船闸和桥梁渡口的管理与维修、渔业管理、城市水道管理等诸多方面，并对黄河、洛水、灞水上大型桥梁的管理维护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北宋时期，河南黄河两岸普遍推行引黄灌淤之法，并取得了“沿汴淤泥溉田，为上腴者八万顷”的良好效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的大运河及其航运事业在中国航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至少在夏代以前，河南就开凿了著名的人工运河——鸿沟，东周时期又对鸿沟水系进行了大规模疏浚。秦汉时期，都城咸阳和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比较狭小，而关东平原土地广阔，物产丰富，朝廷所需漕粮物资通过黄河、渭河抵达都城，“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
，黄河漕运成为保证长安、洛阳物质供给的关键性运输通道。及至隋唐，以河南荥阳为起点的通济渠连接起淮河和黄河的水路，以沁河为起点的永济渠连接起黄河与卫河的河道，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使河南成为我国内河航运的核心和枢纽，以洛阳为中心的水运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不仅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带动了沿岸城镇的发展，也有利于强化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隋唐以后，尽管战乱不断，但黄淮间的漕运仍相当发达。到了北宋时期，漕运业又迎来一个空前发达的时期，形成了以汴河为中心，包括黄河、汴河、蔡河、广济河等河流在内的四通八达的漕运网，漕运量从唐代每年一百万石猛增至六百万石，多时曾达到八百万石，创造了我国漕运史上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