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2020年的总统选举，政客之间的对垒、两党之间的对峙、社会公众的撕裂、知识分子的抨击、情感对理性的嘲弄、大众对精英的逆反，不唯引发了美国政治的僵局，而且格外令世人瞩目。一者，这样的局面让人们认定，美国的灯塔效应黯然失色；二者，也让人们对世界政治的走向生发无限联想，尤其是让试图取代美国而发挥国际领导力的国家浮想联翩。美国政治真陷入了极化政治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社会真掉进了极端陷阱而难以自救？美国人真的无法听进精英们，尤其是知识精英们的劝诫而一味投入激进的行动，最终断送国家前程？
经由美国总统选举而生发的种种质疑，让人们再次觉察到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反智传统》所具有的美国叙事的穿透力、揭橥问题的洞察力、精到评论的持续影响力。这部著作，是一部试图从反智的侧面，揭开美国社会政治生活其中一个真实面相的力作。之所以是美国社会生活的其中一个面相，是指与反智传统相伴而在的，美国还有另一个崇智的传统在。这是霍夫施塔特本书一开篇也着力指出的一点。因此，千万不可将《美国的反智传统》读成美国只有一个反智传统而已。反智，是美国崇智与反智相反相成的两个传统之一。并且反智绝对不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主流。而且，反智最普遍的形式是温和的、良性的，那些最恶性的反智仅仅见之于人数不多却很活跃的少数团体。
但着力揭示美国社会中反智面相的著作，在系统性、深刻性与影响力上，至今没有超过霍夫施塔特这部著作的作品。这正是此书出版几近六十年，在试图理解美国当下社会政治态势的人们眼里，仍然保有其独特价值的缘故。
霍夫施塔特这部著作的线索非常清晰。全书结构由三块内容、六个部分组成：一是为全书评论奠定基调的“反智”定义，二是从四个方面揭示美国反智的成因，三是对美国反智传统中知识分子的走向进行分析。概要地复述这一分析线索，外加它对理解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如中国所具有的指引作用，我们便可以知晓，这部著作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在当下对之的高度关注。
反智主义，是可以做多重解说的一个概念。如在后起的余英时那里，就将反智在理论上与反智性和反理性相联系，在实际生活中将之与知识分子的处境相贯通。取决于这一概念的多种解释可能，霍夫施塔特首先着力限定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他指出，比美国历史还悠久的反智，在态度上表现为一种矛盾性的不喜欢智识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主题上体现为时起时落的一股力量。“将反智的这些态度与观念聚集起来的是对思想生活，以及被认为代表思想之人的生活所存有的怨怼与怀疑，和贬低这种生活价值的倾向。”
至于一般人们所认为的学术圈的纷争内讧，以及哲学上的反理性主义，都不属于他所考察的反智。为了以鲜活的例证证明美国生活中存在的相关反智现象，霍夫施塔特举证了相关事例：诸如对学究的普遍厌恶、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专家的排斥、对纯粹科学的拒斥、对知识精英的贬斥、对大学的严厉批评、对一般人的推崇、对文化创新的反感、对知识分子气焰的愤慨、对教育的声讨、对非课业化教育的认可、对学校阅读写作与数学教育的非议，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反智现象表明，美国已经超过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可称为世界上最不信任与鄙视知识分子与智识的国度。
反智是一种极其矛盾的社会现象。因为反智者并不是一味敌视智识的人，他们对智识是爱恨交织的。因为反智者常常是聪明博学的福音派牧师、善于表达神学观的原教旨主义者、狡猾的政客、代表美国实际需求的企业家、在智识上自负且有坚定信念的右派媒体人、各种边缘作家、不满学术界左倾的反共专家，以及共产主义领袖。这些人并不以反智为务，反智浮现于主张进步与反对进步的两股势力敌对之时。因此，霍夫施塔特不抱消除反智的幻想。
人们何以会对智识与知识分子心怀不满，并力加拒斥呢？这自然与智识和知识分子的特质有关。人们对展现脑子好使的智力一般持赞赏态度，但对表现批判、创造及思索能力的智识则报以拒斥的态度。后者正是体现知识分子特质的地方：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职业人士，那是一群以不偏颇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推断、一手观察、创新、尖锐的批判为特征的人士。他们为思想而活。从传统上讲，他们秉承了苏格拉底的反省精神；就现代来看，他们最关怀弱势阶层的福祉，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他们深信世界一定会回应自己的理性能力，渴望正义与秩序，对于人类具有独特价值，也因此具有惹是生非的能力。他们视思想游戏为生命中最主要的价值，以追求真理为快乐，不太关心实用。他们由此体现出一种虔敬感，一种兴致盎然的探究玩兴。
社会很难接受知识分子的这些品质。尤其是专家的兴起，让实用独领风骚。人们对专家能力望之兴叹，却因此将对专家的憎恶转移到知识分子身上。如果说他们对自然科学家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家便嗤之以鼻。人们自以为不理睬专家的意见，既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免于被摆布的必须，又是公开透明的民主精神的体现。他们为此嘲笑甚至是仇恨专家。在一种对一无所知不以为耻的氛围中，知识分子便成为让人出气的替罪羊。尤其是知识分子以先知角色与公共角色交替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更容易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对象。
在美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处境，跟麦卡锡主义的流行具有密切关系。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知识分子深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因此从总体上偏左。反智就此具有一种追剿知识分子的特征：自由派、新政支持者、改革派、国际主义者、知识分子、采取自由派政策的共和党等等，都不能幸免。一个从仇恨新政到仇恨福利国家，再到仇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链条由此串联起来。加之美国由知识分子引领国家变迁与社会创新，他们更容易遭人妒恨。至于美国社会拒斥意识形态、崇尚行动的特质，也让知识分子容易为国家错误背黑锅。当人们拿知识与感情、品格、务实能力、民主平等相对比的时候，反智似乎就在所难免了。
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反智，触目皆是。在霍夫施塔特看来，不外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一是宗教的原因。“美国人的心智是近代初期信教思想的产物。美国殖民者接触知识的第一个平台是宗教，所以反智的第一个动力也来自宗教。”
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富裕的阶级喜欢把宗教理性化，并遵守宗教的繁复仪式。而中下层阶级信仰宗教的方式比较感性，反感宗教仪轨和上层牧师的训导，重视自己内在的宗教体验。这样的宗教定位，一方面与宗主国英国的宗教抗争相关，那是一种激烈反抗信仰智性化，试图满足信仰者的社会与精神需求的平等诉求；另一方面，则与美国宗教的扎根、传播、定位具有密切关系。仅就后者而言，美国在殖民时代的传教，就显得多元而自由，但总体上讲是倾向于智性与感性的平衡的。在18世纪大觉醒运动中，第一代清教徒的热情与良好教育成为历史。其间兴起的奋兴派，走上了结合热情与激昂的道路，甚至出现肆意攻击传统教会、藐视教会惯用礼仪的牧师。这固然有助于宗教复兴，却是以牺牲理性的信仰为代价的。这一运动加重了反智倾向，为美国的反智带来第一场短暂的胜利。
到19世纪，美国的宗教多元局面形成：既摆脱了单一制式的教会，便拥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信仰上的“自由竞争市场”出现了。
教会成为一种自愿性组织，信徒可以自愿选择适合自己的教会。在美国弥漫的挣脱陈腐旧欧洲、确立昂扬新精神的气氛中，一种旨在回归基督教原初的纯朴精神、回归《圣经》寻找信仰之钥的努力，成为宗教传播的努力方向。而志在传播福音的教会组织宗旨，成为不同教派开展活动的共同取向。牧师也就此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者，而不是传统的守护者。牧师以其个人魅力和星级高低展示影响力，其欠缺智识便是必然。像芬尼那样拒读神学著作、只读《圣经》、全力诉诸感性的牧师，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美国本土兴起的卫理公会，其时也采取了原始的宗教实用主义，只要有利于短时间内拯救更多灵魂的方法，都在提倡之列。即便在卫理公会新老派别分流的情况下，老派人士对新派设立学院、大学、神学院与兴办期刊的举动，也是拒斥的。他们认为这些做法对传播福音并无益处。浸信会的倾向与此相仿。布道家穆迪采取了与芬尼震慑听众不同的和蔼可亲方法，成为19世纪末美国福音派布道第一人，但他却把布道完全弄得像做生意。而20世纪早期著名的宣道者戴森，更是用一种粗俗、娱乐的方式布道。他们对教会注重吸引有钱人和大学生是很不以为然的。
美国的宣道者们所采取的这些反智行动，是与他们立意对抗现代主义的意图相联系的。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的美国。教会信众在内心里对现代主义的抗拒毋庸多言，而美国社会日益强烈的世俗观念对宗教的挑战、达尔文进化论及新兴都会生活方式的流行、教育的普及、人口的快速迁移与全国性的思想交流，使挑战显得更为严峻。这激发了那些基要主义者在宗教上反对现代主义、在文化上反对现代性的激情。福音派以一种男子汉气概激昂地抗击社会变迁，因此将美国社会推向一个要么按照智识界标准过理性生活、要么按照教会要求过宗教生活的抉择关头。在美国建国早期，两者的相互尊重荡然无存，敌对情绪日渐高涨。尤其是在工业化迅猛发展、都市教会兴起、达尔文主义流行开来之后，让国家陷入一个传统的、乡村的、小镇式的美国与现代的、城市的、都市的美国的全面对抗。旧美国与新美国之间的对峙成为一种定势：具有拓荒精神的美国平民大众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战斗因此打响。人民与寡头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截然不同，而且在信仰与信从进化论、在多数人与少数人、在信从传统与服膺现代上面截然对立。循此发展，基要主义与极右政治势力结合起来，共同抗拒美国的专业化趋势，并且将一些人对新政的厌恶、民族情绪、抗拒反种族隔离聚合起来，促成一种非善即恶、永恒对抗的反智思维。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二个动因在民主政治。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在开国之际，出现过一个绅士精英集群，这让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较为融洽。“当美国独立时，知识分子与权力间的关系并不是个问题。开国元勋们都是知识分子。虽然国体是朝向民主发展，但是治国者都是上层阶级精英：在这个精英群体中，知识分子可以大展身手，很具权力。”
但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在国父们那一代，便出现了悖反的现象：“伟大世代”的领袖们不再团结，陷入了相互攻讦的窘境。而第一个反智的受害者便是杰斐逊：他被视为哲学家，不具备当总统的资格；他承受人身攻击，被认为胆小、异想天开、固守原则、闭门造车、思维迟钝、关键时刻犹疑不决。攻击他的人认定，政治需要的不是智识，而是性格。这样的批评奠定了美国反智的政治定势：只要会思考，就不会决断。美式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了针对政治家的反智论基调。这是平等主义政治对专家政治的敌意所必然导致的现象：人们不信任智识与财产阶级，只信任来自自身经验的直觉。精英被认为是图谋夺取大众利益的群体，是对抗“多数人”的“少数人”。由此人们对教育也怀抱一种疑惧态度，采取一种技教态度，拒斥博雅教育。当杰斐逊主张的平民智慧演变成杰克逊主义的民主信念后，便催生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一场反智运动：不信任专业知识，痛恨中央集权、精英统治，希望消除特权阶级的影响力，认为人民可以轮流当家。经由亚当斯总统与杰克逊主义的较量，“能写”的前者对付不了“能打”的后者，行动派就此战胜了智识派。当为了打赢选战，让辉格党放下身段迎合下层百姓时，绅士就趋近消失，专家被逐出权力圈子。
内战进一步促进了反智的政治趋向。内战虽然阻止了国家分裂，却没有让国家吸取教训，也没有找到解决国家难题的出路，因此激发了改革者的热情。但“一群内涵优雅的改革者”着意的是公职人员的素质，这本身就意味着智识与权力的疏离。他们的信念很强，勇于实践，却没有盟友，在狡黠粗俗的人所占据的政治舞台上难有作为。试想，一群离权力与社会都很远的人，能够有什么作为？在政客盘算政党利益、酬庸机制与权力轮替，而改革者着意行政能力、效率高低、绩效考核之间时，前者对后者的警惕，不仅造成后者的难有作为，而且附带对学校教育究竟是培养后备公务员还是技能教育的定位发生影响。政客们认定，公务员不能单单来自大学，来自一场公务员考试。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改革者，以廉洁中立开罪了以政治谋生的政客，因此被攻击为“吵闹但人数不多、伪善却不实际、有野心却不聪明、好做作却没能力”
的一群人。改革者就此被定格为缺乏男性气概的女性化人士，并被反智者嘲笑。西奥多·罗斯福对改革者取同情立场，但以兼得智识与粗放的进路从政，因此才破除了绅士从政的紧箍咒，并为美国树立起政治人物的标准：不能文弱、理想化、重智识，最好有从军记录，至少参加过橄榄球队。
镀金时代让改革者郁郁不得志，进步时代的情况似乎有了一些改变。专家与平民的相互尊重关系浮现出来。美国向较为规范的现代国家的转型，让知识分子拥有了两种身份，即专家和社会批评家，并因此回到社会中心。新政的推行，开创了以智识擘画国政的雏形。大学因其党派和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在提供资讯、统计资料、政策建议、技术训练等方面的价值为人所知。但即便是老罗斯福、威尔逊这两位调和智识与权力、被人视为知识分子的总统，也心存人格重于知识、害怕专家政府的意念。到小罗斯福时期，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良好关系空前和谐。新政重用知识分子，不仅以“智囊团”的出现为标志，而且教授们直接进入内阁。但也因此激起了反智囊战争。知识分子被视为“只会搅局的外行人”。
反智在敌对情绪中浮现，由此得到印证。史蒂文森败给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便是知识分子败给自信的行动者的标志性事件，政治场域再次成为显示男性气概的场所。同理，肯尼迪以此战胜尼克松。这些反复，证明的是同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中，智识作为一种力量，它所呈现的既尖锐且矛盾的问题是，它无论与权力接近或是被排除在外都不好。”
这可是一种两难局面。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三个动力在社会文化。美国建国之际，本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崇尚的淳朴、勤劳、务实、尚行，本就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可不利。其后，美国迅速进入工商社会。由于知识分子大都视商业为智识的敌人，因此，雪上加霜，商人成为反智的中坚力量。在美国智识界，丑化商人一直是重要的话题。商人在美国社会中成为主轴后，自以为担负了创造财富、服务社会、资助公益的重任，因此心生一种应得敬重的心态。他们对智识缺乏实用的认定，与民间以实用与否判定价值高低的习性相扣合，夯实了反智的社会土壤。加之美国缺乏历史厚度，造成一种促进活力但无意之中反对文化积淀的反智氛围。这就生成一种与欧洲崇尚历史与文化迥然有别的、推崇当下繁荣的社会心态。崇拜现代化与崇拜科技由此携手，而商人赞助科技发展、文化教育、人文艺术，也就成为三者进步的主要依靠。发育自新英格兰的知识分子、商人精神与务实风格的奇怪结合，构成了一种文化其外、商业其里的组合。在经济优先的时代里，财富新贵不仅在物质上发挥主导作用，也在文化与品位上主导社会。这种支配性使他们拒绝与商业之外的因素妥协。
由于商人中白手起家的居多，一种依靠冲劲儿、自己努力的品格受到推崇，那种依恃“天才”头脑的人便得不到信任。人们中间那种自认平凡、拒斥天才、敌视教育的心理弥漫开来。于是，偏重实际的教育理念与贬斥博雅教育的冲动相携出场。像卡耐基、范德比尔特这样的大富翁，甚至怀疑教育的功用。商人们认为大学教育伤害企业经营，让大学生眼高手低。在大企业兴起以后，对专业人才的需要才阻遏了这类想法，并且推动了商学院的兴起。悖谬的是，商学院却因偏重职业能力的培养，成了反智的大本营。在此氛围中，宗教都经不住商业的冲击，创出所谓“信仰工程学”，声称要“用经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你的灵魂”。
以至于林克在破坏文化与愚民的最顶峰之作《回归宗教》一书中，以“理性的笨蛋”来贬低理性。
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中，也发生了智识无用论的争辩。美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民重视实用性的品性，让他们对智识颇不以为然。随着美国农民将商业习惯带进农业，他们对农业科技都持一种怀疑态度。直到绅士农民出现，才遏制了这一理念的蔓延。但农民依照实用方式耕田，胜于按照书本耕田的想法，还是颇为顽固。一种按照行业封闭传承的观念很是流行，“神父教神父，律师教律师，工人教工人，农民教农民”。
农业大学的设置就此缺乏动力，经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磨合，才促成了农业职业教育与科技的结合。
在美国的劳工运动中，一种反讽的情形是，知识分子发动了劳工运动，却被劳工运动挤出。工运领袖不接受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倾向的方案，并且强调工运领袖一定只能出自劳动者。他们把知识分子视为缺乏男性气概的人，需要以轻蔑他们来安慰自己。经验至上，自然是自我安慰最好的办法。至于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社会党方面，自己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为知识分子贴上中产阶级学者的标签，这让他们的反智获得了理由：社会党的运动是以“用肚子思考的粗俗人为主干”的，所以要把知识分子赶走。在共产党方面，他们虽然想用上知识分子，但由于“听从党的指导、遵守纪律”的原则，无法维系留住他们的氛围。而极端的普罗化、追求步调一致、轻视智识，使得“知识分子”这个词与“浑蛋”等同。
美国反智主义的第四个动因在教育方面。美国具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美国教育始终关注的是平民教育，极为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收益性。美国的公立教育以培养不同背景人群成为公民为基本取向，这与民主社会需要民主大众是相适应的。但由于缺乏牛津、剑桥那样伟大的学校，于是美国人安然地将教育目的确定在学习实用知识上面。在教育领域，教师的社会地位不高、薪酬较低、职业不受敬重、优秀人才不与为伍。学生同情而不是尊敬教师。教师队伍中的滥竽充数者、权作过渡者、无力他业者甚众，更让人看低这一职业。教师中的女性很多，正好以其低薪、人众，填补需求缺口。于是教育行业也因其缺乏男性气概被人诟病。
在中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普及过程中，教育的民主化与大众化一直是一个主调。但高中教育究竟是为学生进入社会还是入读大学做准备，分歧巨大。19世纪末成立的全国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会”，倾向于将高中教育定位在智识教育上面，并且着力对优绩学生的最低学业要求制定标准。他们也很理智地认识到，高中的主要功能是让学生进入社会。但社会对他们偏重学科能力的教育方针明显不满，认为高中应是“民众的大学”，
而不是大学预备班。1911年成立的高中与大学学制接轨九人委员会，似乎着意发挥纠偏的作用。他们确认，高中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优秀公民，帮助其选择职业。因此博雅教育不应优先于职业教育，只能相互兼顾。而且，相对于智识教育而言，让学生成为好的家庭成员、好的职场成员与好公民更为重要，以期培养他们共同的观念、理想、思维、情感和行动模式。取决于这一定位，学校取代了父母，承担起家庭式责任。一种几乎被类似“为民主而教育”一样的口号所主导的教育成型了。精英教育理念承让给大众教育，智识无用论以差生不弱于优生的面目展现。加上实验数据的滥用，让人们深信传统教育的无用。在所谓“生活适应教育运动”中，资优生被忽略，迟缓者受重视，以求凸显学生平等、课程一律的民主教育原则。新教育的实用目标非常凸显。
新教育运动除运用科学外，主要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霍夫施塔特明确指出，杜威的教育思想是不反智的，但它对反智却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杜威的教育思想受进化论的影响极大。他认为，教育就是学习者的成长，故教育体系必须在民主、科学与个人主义的时代下运作。为此需要清除前民主时代、前工业时代的旧观念。他吁求破除知与行的对立，确认知行互嵌。他把教育看成改造社会的方式。他将儿童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要求将教师和课程的权威让位给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制度配合小孩的需要。新教育运动贯彻与实施了杜威的教育理念，深具宗教情怀与仁爱意识。新教育的组织、实施者坚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与改革的基本方法，认定“儿童的发现”乃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这样的想法与做法，乃植根于西方十分悠久与深厚的浪漫主义传统，其与达尔文之后的自然主义结合，生发出顺应儿童自然需要与本能的教育理念。其间，成长被无限上纲，但成长究竟如何实现反倒隐而不彰。那种以为借助教育就可以打破贵族阶级与劳动阶级界限、就可以推动社会民主、就可以影响年轻人未来的方式决定社会未来的理念，实际上引导出来的恰恰是危害儿童及年轻人的反智教育做派，因为教育绝对不是种瓜得瓜的简单事务。至于教育就是生活，事实上就排除了教育必需的考试、评分、留级等手段，但并不因此就拉近了教育与生活的距离。杜威思想具明显的乌托邦色彩。试图解放儿童，却将儿童限定在无个性、无叛逆的同化状态——教育成为一种微妙的儿童操控手段，一种反制度的制度化方法必然让其陷入困局。
第三部分的话题自然浮现出来：反智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窘迫状态，这把他们逼入了一个要么与社会疏离、要么被社会同化的二难选择境地。知识分子固然反感反智，但在社会面前，他们也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保持与社会的疏离，二是乐于被社会接纳。但不管是疏离还是接纳，都对改善知识分子的社会处境不利。一旦被社会接纳，知识分子就很难免于同化，他们势必“追逐权力、放弃表达自由、甘当政治龙套”。
如果保持疏离，才会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誉。在美国国父创制的文化基础上，接续其根脉的是巨头文化，但它已经无法落实国父们创制的共和智识文化。它凸显了一种接续国父们的精神宗旨，但拒绝一般人欲望的精致、疏离与傲慢的文化。这是一种旨在拥有智识而非使用智识的文化。它让人沉浸于自我，显得自私。因之造成美国文学界与思想界的两极化：一边是感性、精致、理论和纪律；一边是自发性、动能、感官现实与抓紧机会。抽象的心智素质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分割开来。经过作家的书写，展现出正面抗击美国社会的面目，引导出替人民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或左或极左的姿态。但其间，大众与知识分子并未因后者迷恋前者而出现和解。当大学、大众出版、大基金会将知识分子体制化以后，知识分子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影响力显著加大，但与社会却更加疏远。
美国相对于欧洲日渐浮现的富强发达，以及文化的发展带来的挣脱欧洲影响力的自信，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国家在文化上的入超转变为出超，也让美国生发出一种工业领袖国的自负。“二战”更是激发了美国的世界责任心。美国已经自认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了。但知识分子在优渥生活与自信社会中，似乎并没有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令人惊奇的是，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整编收买，造成了知识分子“要么被蔑视，要么被收买”
的悲壮局面。可见，在现实处境与抱持理想之间，知识分子仍然难以善处。尤其是真正知识分子自觉地“疏离”，似乎不可避免。“垮掉的一代”正可作为代表。嬉皮士则表现出一种“精神异常下的智慧”，疏离与批判的携手，奇怪地浮现在人们面前。总而言之，知识与权力在分离与结合中尽力发挥各自的功能，一旦两相结合，知识分子容易迷失自己；假如隔绝开来，便不被社会接受。所谓入世知识分子与前卫知识分子的不当分类，常常将知识分子安顿在不适当的位置上。好在自由民主社会可以容纳不同风格的智识生活，促成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从而让社会能够欣赏和理解各种杰出的心智。这不啻为反智的求解指引了某种出路。
霍夫施塔特对美国反智传统的溯源及流，确实揭示了美国心智生活的一个重要面相。由于他在美国的宗教、政治、社会文化与教育中寻找反智传统的根源，因此，只要这些社会要素仍然对美国的存续发挥作用，那么就可以断定，不仅美国仍然会不断出现反智的事情，而且也势必会在霍夫施塔特的论述中寻找反智的根源。这是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引发霍夫施塔特热的一个直接原因。由于他不是泛泛描述美国社会对智识与知识分子的抵制与反对，而是将之作为一个其来有自的历史传统加以刻画，因此，他对反智现象的深层解析，也就总是具有启人心智的力量。越出霍夫施塔特的具体论述，他对美国社会生活反智现象的揭橥，具有一种方法价值：一者，它成为人们解释美国社会现象的基本进路；二者，凡是身处反对智识与知识分子的实际处境之中，自然会到他的论述中去寻找美国开国以来的相类现象，以及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四类导因。一部经典阅读史告诉人们，只有那些可以超越当下关怀、在人们触及相关事项时，随时随地给人某种启发的著作，才足以传之久远。如今美国智识界受到的社会质疑或反对，尤其是2020年总统选举中智识界提出的质疑、发出的辩护导致的久决不下，对人们犹如耳提面命，让他们立马想到霍夫施塔特对相关世相的描述与分析：宗教、政治、文化与教育，乃是人们理解切近社会现象的永久求解要素。
在近期热炒霍夫施塔特的情况下，美国历史学家乔恩·维纳之前撰写的评论，颇具提点作用。他认为，霍夫施塔特之所以热潮重卷，从当时来看，是因为他那个时代历史学家对政治具有的书写自由，因之他拥有极大的智识权威、广泛读者。他的得体、优雅文笔让人敬重，对伟大白人的书写还不会被人认为是过时和反动。而当下美国这些问题正触动人们的心扉。这波热炒，不是霍夫施塔特第一次走红，说起来这是他的著作第三次走红：出版时就受到热捧，里根时代再次热络，如今因为切合总统选举而再次引人瞩目。维纳提醒人们，这部著作是在严重关切麦卡锡主义的情况下撰写的。更直接地讲，是在作者高度关切美国的法西斯主义问题的情况下撰就的。因此，它具有特定的时代与主题指向。但脱开这个特定的背景因素，霍夫施塔特此书具有的价值还是必须承认的。维纳自己也明确指出，“在今天这个时代，霍夫施塔特还值得读，不是因为他具体的论证，而是因为他的著作的精神，这个精神把关于美国政治黑暗面的忧虑，与对普遍看法的怀疑态度结合起来。正是这个精神，和他那明晰而优美的散文，为他的作品赋予了一种持久的生命力。” [1]
不唯美国人总是在霍夫施塔特指陈的反智传统中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反过来又在社会生活中理解反智传统，即便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他的著作，尤其是其中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也指引我们去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学家余英时就在霍夫施塔特系统的反智论话题下，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过梳理，进而对中国的反智政治传统进行了分析。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儒家的主智论与道家、法家的反智论交叠呈现，后在儒家的法家化中得到延续，以至于造成儒家政治理想无从落实的残酷现实。从政治史的角度看，绝对君权对相权的约束与控制，造成中国政治史上的君尊臣卑，抑制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此，余英时痛彻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话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类似于霍夫施塔特，余英时也指出，反智不过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面相，不能将之认作中国政治传统的全貌。但他循霍夫施塔特方法指引所做出的论述，确实引导人们深刻反思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面相。其论亦如霍夫施塔特的论述一样，对人们理解中国政治的反智现象发挥了同样的方法效用。而且，在霍夫施塔特与余英时的交互阅读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感到，他们对我们理解切近的当下生活，具有一种直接的指点作用，甚至就是在坦率针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一样。
一部从美国历史演进中阐释反智现象的著作，竟然对人们理解美国实际政治生活发挥出久远的影响，甚至越出国界，对东方的中国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生活发挥了方法指引作用，奇了！够了。毋庸多言，人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重视此书，以及展卷阅读的动力了。
[1] 引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2020年2月26日的推送文章：《霍夫施塔特的对与错：为什么他还值得读，但原因并非你想的那样》，乔恩·维纳著，王立秋译。原文标题为“America, Through a Glass Darkly”，最初刊载于 The Nation ，2006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