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棋总体设计最新章节_阳曙光著

第一节
兵棋的发展历程

从围棋、象棋这样的棋类游戏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战争模拟的痕迹。而兵棋，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模拟战争的成熟工具，比那些棋类游戏更为精巧细致、形神兼备。只有充分了解兵棋发展的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其精神实质和发展规律，找准其当前的定位。

一、兵棋的起源

目前已经难以考证对于战争最早的模拟是发生在何时何地，有的观点认为是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所发明的“围海（Weihai）”，这也正是今天围棋的早期版本；也有的观点则认为，应该是大概与孙子同时期古印度一种以战争为主题的棋类游戏——“恰图兰卡（Chaturanga）”。

现代意义上的作战模拟，学术界公认为起源于19世纪初普鲁士宫廷战争顾问冯·莱斯维茨男爵（von Reisswitz）发明的一种“战争游戏”。莱斯维茨对当时欧洲大陆上种类繁杂的战争主题游戏进行了整合，使用模拟实际地形起伏的沙盘取代了传统的棋盘，并且根据当时各种军队单位作战队形的实际数据，以固定比例制成相应大小的木块，再将代表各种单位的队标贴在相应的木块上制成棋子。1811年，莱斯维茨发明的这种“战争游戏”偶然间引起了柏林卫戍部队军官学校校长冯·雷琪（von Reiche）的关注。而雷琪在给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威廉（Wilhelm）两位王子讲课之余提到了冯·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两位王子亲身推演过后，对这套兵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国王威廉三世也很快听说了此事，表示想亲眼目睹一下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莱斯维茨立即着手开始进行改进，以便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经过大约一年的努力，莱斯维茨在1812年带着他的“战争游戏”前去为国王进行演示。威廉三世国王在接触后，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抽出大量时间在波茨坦进行推演。

图1.1 冯·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1812年）

改进后的棋盘是一张面积约为6英尺见方的大桌子（如图1.1所示），各种不同的地形分别由3至4英寸的小方块代表，地形方块由石膏制成，用不同颜色表示道路、村庄、沼泽、河流等地形，使用时可根据需要组合。棋子用陶瓷制成。此外，整套设备还包括用于测量距离的圆规和直尺，以及为了能发起突然袭击而用于遮盖棋子的小方盒子。不过，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在规则上还很不完善。虽然他在1816年出版了新的规则手册，但推演过程中只能裁决部队的机动，对交战结果则缺乏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推演时交战双方可以在棋盘上排兵布阵，并且自由进行对抗，但最终的交战结果主要依靠主观判断。但是，莱斯维茨的“战争游戏”仍然摆脱了棋类游戏的层次，跨出了现代作战模拟的重要一步。一是引入了时间周期，即“步长（move）”。所有单位的行动必须每2分钟检查裁决一次。之所以将步长时间设置为2分钟，主要是因为当时加农炮作为主要的火力单位，每完成一次装弹和射击动作恰好需要2分钟。这种时间周期的思路及其设计原理沿用至今，已经引申出“回合（turn）”“时节（segment）”等概念。二是体现了战争迷雾。敌方的单位只有在侦察发现后才被放在推演桌上，推演者在许多情况下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兵力究竟在什么位置。这就给双方推演者营造了极为现实的指挥决策压力，更加符合专业化的军事需要。三是体现了指挥流程。推演者只能根据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按照真实的指挥关系，通过传递纸条的方式交换信息。由沼泽等障碍造成的阻滞效果不仅适用于部队的机动，而且同样会造成信息传递的延迟，从而体现了实际作战的指挥关系和信息流程。

1819年，冯·莱斯维茨的儿子，身为普鲁士卫戍部队中尉的小莱斯维茨（George Heinrich Rudolph Johannvon Reisswitz）来到柏林，在多名军官朋友的协助下，开始接手改造父亲的兵棋。直到1824年，小莱斯维茨出版了一套新的“战争游戏”，定名为《Anleitung zur Darstellung militairische Manover mit dem Apparat des Kriegsspiels》，意思是“使用Kriegsspiels进行军事对抗的指南”，其中的“Kriegsspiels”直译成英语就是“war game”，即“战争游戏”的意思。由于当时仍然没有出现“兵棋”这一术语，因此，仍然直接使用“战争游戏”这一术语。

小莱斯维茨在棋子制作上沿用了老莱斯维茨的方法，并且将当时一度被视为军事秘密的等高线引入了兵棋，突出了地形因素对各种作战行动的影响，可以更加逼真地反映出战场情况。而革命性的进步则主要在于小莱斯维茨对于裁决的处理：一方面，他将裁决员的职能由调解争议为主转变为主导推演并负责裁决计算，这就使得推演过程中有关裁决的测量、查表、计算等工作不再由推演者自己来完成，确保他们尽量集中精力于作战决策；另一方面，他制定了详细的裁决规则，裁决人员能够结合战场环境对不同单位的行动进行定量裁决，侦察、机动和交战等都能够获得比较客观的结果，而这恰恰是老莱斯维茨的兵棋中所缺乏的重要一环。至此，“战争游戏”实现了时间、空间、战场环境、作战力量等各种要素的完整性和闭合性，现代意义上的手工兵棋出现了。直至今天，手工兵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小莱斯维茨这款兵棋的设计思路。

1824年，小莱斯维茨和他的几个军官朋友向当时担任近卫师师长的威廉王子介绍了这款兵棋。威廉王子与冯·丹豪尔（von Dannhauer）进行了一场推演，推演后威廉王子建议将这款兵棋推荐给国王和当时的总参谋长冯·米福林（vonMuffling）。在演示开始时米福林对这套东西的态度十分冷淡，但随着推演的进行，他越来越兴奋，直到最后他感叹道：“这不是游戏！这是战争训练！我有责任把它推广到全军！”

1824年3月，在这次推演结束后不久，米福林通过《军事周刊》上的评论正式向普鲁士军队介绍了这款兵棋。国王很快下达命令，要求普鲁士军队的每个团都使用这套兵棋进行训练，而且将相关经费列入了预算。但是，这款“战争游戏”在向部队推广的过程中并未像预期那样顺利。其客观原因在于小莱斯维茨在给米福林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的演示中，掩盖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小莱斯维茨经过几年来的反复推演，对于规则已经烂熟于胸，而其他使用人员掌握规则并达到可推演的水平则需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加之，当时许多高级指挥官担心，如果让低级军官超越其实际级别来指挥更高级别的部队，会使他们对所担负的连级事务失去耐心，而且还会使他们在执行常规任务的过程中不再像以前那样尽职尽责。小莱斯维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随后的几年中一直争论不休。小莱斯维茨本人也与批评者发生了冲突。1826年，在他晋升为上尉的时候，被调到了托尔高（今德国萨克森州），当时只是一个偏远的边境要塞。小莱斯维茨对于他的“发配”愤愤不平，日渐消沉，并于1827年饮弹自尽。

虽然小莱斯维茨因绝望而自杀，但1828年后，“战争游戏”在柏林仍然开始流行起来。同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种“战争游戏”，逐渐自发形成了一些爱好者团体。后来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当时还只是一名中尉，也是“战争游戏”的爱好者。以毛奇为代表的大批年轻军官坚信这种“战争游戏”的价值，始终对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以爱好者的身份坚持进行推演。

1858年，毛奇被正式任命为普鲁士总参谋长，其他当年热衷于兵棋推演的年轻军官此时也开始纷纷步入高级将领的行列。由此，他们对于“战争游戏”的认识和研究战争的方法在军队中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毛奇规定报考军事学院的军官必须要有这种“游戏”的推演经历，这种“战争游戏”也成为了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军队教育训练和作战计划制定的工具。

但是直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战争游戏”规则复杂、推演耗时的致命弱点，仍然难以克服，这个弱点几乎抵消了这种“游戏”推演所带来的乐趣。尤其是当时规则的滞后性越来越严重，规则所使用的数据、表格几乎都是纯理论化的东西，并非来源于实际经验，并且总是简单套用“一般规则”来裁决推演中各种具体事件，造成了裁决的偏差，进而影响到这种推演的现实意义。

1864年的普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给当时的“战争游戏”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一方面，由于德国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战后周边国家，甚至遥远东方的日本、中国，都纷纷学习和效仿德国，尤其是德国陆军的建设发展，这就为这种“战争游戏”向其他国家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包括“兵棋”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客观上也是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另一方面，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的普鲁士军官在战后再度拾起“战争游戏”进行推演时，他们发现原有的规则与实战情况相去甚远。于是，一些德国军官开始尝试进行改良：一种思路是进一步修正、完善原有的规则体系，使其更加严谨化；另一种思路则是放弃原有复杂的规则，主要由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导调人员直接进行结果裁决。由此，原有的“战争游戏”最终演变出“严格式”与“自由式”两个分支。

普法战争之后，坚持“严格式”思路的改良者，从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实战经验中整理规则和裁决表，首先力争规则和裁决表的精准，之后再设法使规则有机闭合。正是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使得设计出的规则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不便于推演。“自由式”发展思路的代表人员是冯·梅克尔（Klement von Meckel）和冯·凡尔弟（Julius von Verdy du Vernois），前者于1873年和1875年先后出版了《War Game Studies》（兵棋研究）和《Instructions for the War Game》（兵棋指南），后者则于1876年出版了《A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Game》（对兵棋的贡献）。

严格式“战争游戏”所固有的规则复杂、推演繁琐的缺点，始终是阻碍其推广普及的主要瓶颈。而自由式兵棋推演，由于众多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职业军人的参与而迅速得到认可和普及。但是，主观判断是自由式推演的最大特点，一旦主观判断与客观现实相背离，尤其是当职务高低影响了主观判断，这种推演方式将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自由式推演是“战争游戏”发展过程中的倒退。其实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如果没有自由式推演，这种“战争游戏”可能因为其过于复杂、繁琐，难以推广而最终衰落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如果自由化推演的组织者和推演者，能够始终抱有严谨、敬畏的心态，尽可能采用客观、可信的逻辑和数据进行裁决，对于不确定的裁决加以具体注释，则自由式推演本身的价值并不亚于严格式推演。

在德国不断按“严格式”和“自由式”思路发展“战争游戏”的同时，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也陆续引入这种“游戏”。并且受德国军队的影响，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式推演。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中明确要“求知识于世界”，并于1870年确立了“海军学英吉利，陆军学法兰西”的军队建设思路。1872年，日本派遣使团前往欧美十国考察学习，使团考察认为德国的陆军制度优越于法国，建议日本陆军改为学习德军。1883年，日本在东京建立陆军大学，并从德军总参谋部聘请了陆军少校梅克尔等人来校授课。“战争游戏”这种工具也随之传入了日本，并在不久之后，被翻译成了“兵棋”。通常认为，这是“兵棋”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

二、兵棋的发展

普法战争后，欧洲各国，甚至万里之远的美国、日本和中国，也于19世纪末相继引入了兵棋。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战争逐步由地区走向全球，战争的范围、规模和烈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兵棋和兵棋推演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各国的作战理论、编制体制、方案制订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视为兵棋的繁荣发展时期。

从普法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德国军队对于兵棋的态度也经历了多次反复，但总体上，德国的兵棋设计水平和推演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军强制性规定在冬季期间所有的团指挥部每周至少要拿出一个晚上的时间进行兵棋推演，推演规模涉及从小分队到诸兵种合成旅的各个级别；德军总参谋部还实施了以教育和训练参谋军官为主要目的的战略级兵棋推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军最重要的兵棋推演是检验“施利芬计划”，虽然计划中存在的不少问题最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但兵棋推演对该计划的完善仍然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败者的德国戴上了《凡尔赛条约》这一“紧箍咒”，只能保留一支10万人的军队，禁止拥有坦克、装甲车、大炮和飞机等现代化大型武器，总参谋部也被强行解散了。但是，在德国规避《凡尔赛条约》的诸多手段中，“部队局”留住了原有总参谋部中的精华力量，兵棋推演也随之得以传承，并且兵棋推演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兵棋不仅成为各级军官教育训练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创新作战理论和评估作战计划的重要工具。在二战前以及二战初期，德军借助兵棋推演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闪击战”和“狼群战术”，完善了“黄色计划”和“巴巴罗萨计划”，并否定了“海狮计划”，为其早期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军在引入兵棋后，对其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先期主要用于军官教育训练，后来逐渐用于评估作战方案，“1904年，日本陆军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也部分得益于其参战军官通过兵棋推演所学到的知识” 。正如前文所言，日本陆军引入兵棋时恰逢德国比较盛行自由式兵棋推演，请来的梅克尔又是自由式兵棋的倡导者之一，所以日本陆军在兵棋推演的方式上一直遵循着自由式风格。1940年，日本为了扩大战争，在东京成立了“总体战研究所”，借助自由式兵棋推演来辅助研究作战计划，制定了详细的军事与经济计划，并最终于1941年12月8日付诸实践。1941年秋，日本海军在位于东京的海军大学推演了夺占东南亚和太平洋中部诸岛的作战计划，以及袭击珍珠港的作战方案。1942年初，日本推演检验了夺取锡兰（斯里兰卡）、消灭英国舰队和夺取印度洋制空权的作战计划，以及中途岛作战方案。其中，尤为著名的是中途岛海战的推演，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委派其参谋长宇垣缠在“大和”号旗舰上，召集各编队高级指挥员进行了4天的手工兵棋推演。推演结果是：主力编队南云忠一的4艘航母在空袭中途岛过程中，将遭受美军9次攻击，“赤城”号和“加贺”号被击沉。但宇垣缠却轻率地将遭受攻击次数减为3次，“加贺”号被击沉、“赤城”号仅轻微受伤。并且，兵棋推演中显示中途岛北部可能有美军的埋伏，这一细节也被日军忽视。实战结果与推演出现了惊人的契合，“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均被击沉，而击沉这些日本航母的，正是埋伏于中途岛战区北部由美军斯普鲁恩斯率领的航母编队的舰载机。中途岛战役失败后，日军于1942年8月安排被遣返回国的驻美海军武官充当美军，推演研究未来两年的战事。由于这些推演得出了过于悲观的结论，有关推演的记录随即被销毁，推演结果也严禁扩散。据说，美军后来登陆菲律宾的实际时间，只比兵棋推演中的登陆时间晚了三周左右。可以说，在二战结束之前，兵棋推演应用之广、影响之大，日军仅次于德军。

俄国接触兵棋的时间早于其他国家。早在1816年，兵棋就己经传入了莫斯科。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俄国才将兵棋作为军官教育训练的手段。“根据战争部1875年第28号训令和1876年第71号训令，军官的系统性教育应该以书面演习和战术研讨的形式在团营级指挥官的督导下实施。只要具备足够的时间、空间和相关设施，就应采用兵棋推演的形式来开展这种教育。” 20世纪初，俄国海军也开始举行兵棋推演。不过，兵棋推演在俄军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俄国战争部1903年的训令将这种情况的原因归咎于“导演未能充分认识到兵棋的重要价值；太过拘泥于固定的模式；缺乏优秀的导演；高级指挥官对此缺乏兴趣；以及参与者在处置三个军种的战术情况时不够熟练” 。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败给了刚刚崛起的日本，俄军高级军官又开始关注兵棋。1914年初，在欧洲大陆战云密布之时，俄军总参谋部推演检验了其对德作战计划，尤其是对东普鲁士的首次进攻计划，即后来著名的“坦能堡战役”。遗憾的是，推演中发现的问题并没有反映到计划完善上（后文“兵棋的功能作用”中会具体介绍这次推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在探索“大纵深作战”理论的过程中，兵棋推演与野战演习一同发挥了重要的研究、论证作用。不幸的是，大纵深作战理论在尚未成熟之时就连同其提倡者一起成为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二战期间，兵棋推演在苏军的方案计划制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苏军元帅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曾于1941年初多次组织兵棋推演，研究对德作战问题。

美国在19世纪晚期引入了兵棋。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美国陆军利沃摩尔少校（W.R.Livermore）和美国海军威廉·麦卡蒂·利特尔上尉（William McCarty Little）。利沃摩尔少校于1879年出版了《American Kriegsspiel》（美国的兵棋），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兵棋正式引入美国。不过，利沃摩尔少校在推广兵棋时遭到了当时美陆军参谋长威廉.T.谢尔曼将军（William T.Sherman）的否定。谢尔曼认为兵棋把部队描述成了没有血肉的木头块，作战单位会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而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谢尔曼的这一观点直至今天也是兵棋设计中值得充分思考的。同一时期，美国陆军的查尔斯.A.L.图腾中尉（Charles A.L.Totten）设计过一系列严格式兵棋，如《Srategos》（将军）、《Advanced Game》（高级兵棋）等。而美国陆军福瑞德·赛伊尔少校（Farrand Sayre）于1908年出版了《Map Maneuvers and Tactical Rides》（图上演习与战术骑行），这是一种单方推演模式，把塑料透明胶片覆盖在地图上，使用油性彩色铅笔简单标绘单位信息及机动路线，并由裁决人员充当假想敌部队指挥官，本质上这是一种自由式推演。直到二战结束，美国陆军的推演实质上都是这种“图上演习”。虽然从1903年开始，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就将兵棋推演纳入课程体系，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实质上，在此期间美国陆军兵棋推演的应用范围及实际效果都非常有限。美国海军的兵棋是由利特尔上尉于1887年引入的，幸运的是通过利特尔的不懈努力，兵棋推演最终得到了美国海军的认可，1894年成为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必修课。1887年，他与利沃摩尔联手实施了美军首次陆海联合兵棋演习，但立即被美国陆军叫停。1889年，利特尔在海军军事学院举行了一次兵棋推演，此后兵棋推演便成为该学院每年的例行活动。不久以后，学院开始根据兵棋推演的结果向海军部提交咨询报告，并影响了一些重要决策。1896年，海军军事学院根据兵棋推演结果提议进行燃油取代煤炭的可行性试验；1903年的战略级推演显示出兵力分散的缺陷，促使海军采纳了舰队应集中兵力的基本原则；1906年，通过120余次的推演试验，海军根据鱼雷打击效果修改了其作战计划。在1919年至1941年期间，海军军事学院举行过的兵棋推演共有300多次，其中130多次属于战略战役级推演，仅有9次推演不是针对日本的。时至今日，美国海军的兵棋推演传统仍然保留，兵棋推演部（War Gaming Department）仍然是海军军事学院的常设机构。

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巴宁上尉（Baring）早在1872年，就以冯·莱斯维茨的兵棋为基础，出版了《Rule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War Game》（兵棋的实施规则）。英国陆军使用的官方兵棋规则是1896年正式出版的，定名为《Rules for the Conduct of the War Game on a Map》（图上兵棋的实施规则）。1899年又出版了修订版，并且能够与《英军野战勤务条令》配套使用。而皇家海军的菲利普.H.科洛姆上校（Philip H.Colomb）于1878年，研发了一款名为《决斗》的兵棋，模拟军舰之间的具体战斗行动，并注册了专利。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兵棋，随后引起了法国和意大利海军的极大兴趣。不幸的是，英国仅仅将兵棋用于训练，在布尔战争（1900年～1902年）期间，英国开始放弃兵棋推演，并持续了近50年之久。二战后的资料中有蒙哥马利实施兵棋推演的记述，但实质上只是在地图上进行分析计算和简单推演。总地来说，英国军队对于兵棋与兵棋推演是比较冷淡的，其应用范围和实际效果也远远逊色于西方其他几个大国。

三、兵棋的沉寂

二战之后，兵棋在各国军队的发展和应用陷入沉寂期。其潜在的原因还要追溯到1914年。当年，英国工程师兰彻斯特（F.W.Lanchester）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应用微分方程描述了交战双方的兵力变化过程，论证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意义，这就是著名的“兰彻斯特方程”。这一成果开创了人类通过数学建模来分析研究作战问题的先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T.A.爱迪生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研究水面舰艇躲避和击沉潜艇的最优战术，提高了作战效果；F.哈里斯建立库存论模型，提高了库存系统的效率和效益；丹麦工程师A.K.埃尔朗提出了排队论模型，用于研究各种典型排队系统的效率。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解决各种军事难题的过程中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完善。

二战前夕，英国于1938年建立了以A.V.希尔教授为首的防空试验小组，主要研究雷达配置和高炮的效率，这被视为最早的运筹学研究机构；美国、加拿大军队很快也分别成立了多个运筹学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解决军事问题。二战期间，他们运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分析评估空军、海军的战斗行动，提供了一系列有关战术革新和战术计划的建议，为取得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二战结束时，英、美两国从事运筹研究的人员，即使保守估计也远远不止七百名。在今天有关运筹学的书籍中可以找到大量二战期间的运筹学案例。

在这段时间内，兵棋和军事运筹是两条看似无法交汇的平行线。研究和使用兵棋的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而运筹研究却只有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才能玩得转。从总体上看，二战前后，以德、日为主的轴心国更推崇运用兵棋来研究作战，而以英、美为主的同盟国更侧重于通过运筹学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作战问题。

二战结束后，德、日两国的兵棋推演，自然由于战败而停止了。由于运筹学理论和方法在二战中成功地解决了许多作战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运筹学在战后的各种军事研究手段中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运筹学理论和方法，更是在非军事领域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

随着二战后军队规模的大幅缩减，军方战时招募的顶尖科技人才开始大量流失。为了保持军事优势，应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各个军种开始想尽办法吸引科学精英继续为其贡献力量。大批为军方服务的运筹研究机构也应运而生。著名的兰德公司就是在1946年3月成立的。以兰德公司为代表的这些研究机构，主要采用运筹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研究军事问题。后来，兰德工程师爱德·帕克森（Ed Paxson）于1947年又提出了“系统分析”方法。这些研究人员将一个具体问题的所有因素进行拆分量化，比如飞机的成本、速度、航程、燃油消耗等。那些无法轻易套入数学公式的因素，例如友情、自尊、心理因素等，皆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并且各种分析研究，往往都是建立在大量未经论证的假设条件或标准之上。遗憾的是，这些内在的缺陷都没有得到认知和处理。以数据为上的军事运筹方法主导了战后美国的战争问题研究，科学家、工程师甚至直接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1961年麦克纳马拉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麦克纳马拉在二战中曾服役于陆军航空队统计控制办公室，有着丰富的统计学知识，偏爱统计图表和数据。麦克纳马拉出任国防部长后主要依托兰德公司建立了“神童组”，开始对五角大楼进行改组。一方面，这种改组成功地提高了国防部的运行效率，尤其是大幅提升了国防预算的使用效益；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得兰德公司的运筹方法和系统分析法逐步完全主导了军事问题研究。更为重视实践经验和综合效果的兵棋推演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完全中止。

在越南战争中，运筹方法和系统分析法完全主导了美国决策层。但这种数据至上，忽略心理、道德等难以量化因素的研究，却无法帮助美军摆脱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的困境。柯林·鲍威尔在其自传中这样描述：“麦克纳马拉时代主导美国人对越南看法的分析衡量法那时刚刚开始实行……我还在小良基地时，麦克纳马拉部长曾来到越南。他在那里进行了48小时的访问后总结说‘……各种定量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我们在赢得这场战争’。定量分析才有意义。定量分析才能了解真情。然而，我在阿寿山谷时所见到的一切却没有一件事能表明我们在战胜越共。”

在这一时期，军事运筹和系统分析等方法在实战中的运用，出现了与实际情况发展相违背，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这与二战期间运筹学理论应用于解决具体作战问题时的结果大相径庭。但是，计算机技术与“modeling and simulation”的结合取得了重大突破。60年代，美国陆军研究人员证实，计算机可用来加速武器系统效能的试验与评价过程。在军事和商业航空中，训练驾驶员的飞行模拟技术所获得的显著成果，使美国军事研究人员深信：建立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模拟，也能用于训练指挥和参谋人员。美国TRW公司是第一个为研制导弹和航天系统提供系统工程服务的公司，在导弹和航天系统计算机模拟技术方面所获得的丰富经验，使得该公司于1967年承接了美国国防部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第一个合同，为战术性军事活动研制模拟训练模型——SIAF，即Small Inde⁃pendent Action Forces model（小型独立行动部队模型），用于为小型侦察队训练战术和评价效率。1970年SIAF开始运转。TRW公司随后着手扩充SIAF的能力，研制出MAFIA模型（Maneuver and Fire Analyzer的简称，意思为机动和火力分析），可处理营、旅一级的战斗。研发SIAF和MAFIA所取得的经验，帮助TRW公司1973年赢得美国陆军的合同，为营级战斗研制一种实时制模拟训练系统，结果产生了第一个广泛用于军事训练的模拟系统Combined Arms Tactical Training Simulator（TTS，联合兵种战术训练模拟系统）。

与此同时，兵棋在民间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民间兵棋爱好者基于历史案例或着眼现实问题设计出版了大量兵棋作品。其中，美国的民用兵棋发展最为迅速，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达到其市场发展的顶峰。美国比较著名的兵棋公司主要有AH公司、SPI公司、3W公司等。AH公司先后制作并出版了200余种兵棋；SPI公司也推出了300余款兵棋，该公司曾在1973年成功地推出了对第三次中东战争具有重要预见作用的《西奈》兵棋。随着民间兵棋爱好者设计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他们的作品中，以现实军事斗争为主题的兵棋也逐渐受到军方的关注和认可。这就为兵棋的复兴以及计算机兵棋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兵棋的复兴

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领导层痛定思痛，开始对军队进行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其中训练改革成为一项重要内容。1976年，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德威特·史密斯少将（De Witt Smith）根据陆军改革的需要，命令重新将兵棋推演纳入该院的课程，并借助民间兵棋专家的帮助，开始大力发展兵棋。1980年11月，美国陆军参谋长爱德华·查尔斯·迈耶将军在亲自试验后，将借助兵棋推演制定和检验作战计划的新方法推向整个陆军。

与此同时，由于计算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手工兵棋也随之开始向计算机兵棋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防部聘请詹姆斯·邓尼根和程序员佛瑞德·麦克柯林迪克，一起改造美军作战模拟系统，建立了以手工兵棋为原型的计算机兵棋模型——麦克柯林迪克战区模型（McClintic Theater Model，MTM）。后来又将它升级为“Joint Theater-Level Simulation”，即著名的“联合战区级模拟JTLS”。该系统目前已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标准计算机作战模拟平台，并且一直在进行升级完善。2003年我国台湾省购买了这套系统，并用其进行了一系列“汉光兵推”。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军的作战模拟在大约十年时间内实现了全面的计算机化。严格式兵棋规则复杂、计算繁琐的固有缺陷由计算机进行弥补，而西方国家积累的大量实战经验和作战数据，又为计算机兵棋的研发奠定了良好基础。至此，传统的兵棋设计思想与原理，与军事运筹学的理论方法一起有机地融入了现代计算机作战模拟。

海湾战争中，美国国防部与中央司令部共使用了3种兵棋：一款是TACWAR（师级）计算机版兵棋；一款是TAM（战役级）手工/计算机版兵棋；还有一款是JTLS（战区级）计算机版兵棋。这几款兵棋主要以计算机模拟的方式表现。当输入作战各方可能的作战方案以及相关参数后，系统就可连续数小时乃至数月模拟实战环境和作战进程。

由于兵棋在模拟军事部署、评估作战方案和预测战争结果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加之兵棋在海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兵棋更为世界军事界所熟知，迎来了又一次发展的高潮。当前，美军的兵棋基本上代表了世界兵棋发展的最高水平。

五、兵棋在我国

回过头来再看兵棋在我国的发展过程。

我国接触兵棋的时间并不太晚。1894年，当时的清政府曾派官员前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参观兵棋推演，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收藏的历史照片记录了这一场景，图1.2后排中部戴“瓜皮帽”的就是两名中国官员。张之洞曾经在其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中提到：“将领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战图。兵棋者，取地图详绘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书马步各队，将校环坐，各抒己见，商榷攻守进退之法。”从这段文字来看，张之洞所说的“兵棋”实质上属于自由式推演。其认知可能源自于张之洞于1895年12月在南京完全效仿德国陆军建立“自强军”，自强军除装备新式武器和采用德军编制之外，还聘请了35名德军教官担任协、营、哨正职。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中，虽然聘请了德国军官来中国帮助编练新军，同时也派出了很多留学生到西方各国学习军事，但是几乎没有发现兵棋和兵棋推演的具体记录。

图1.2 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兵棋推演的历史照片

后来，国民党军队中开始逐渐出现有关兵棋和兵棋推演的书籍。1938年12月，国民党军队曾出版过《沙盘及兵棋之教育》一书，书中这样介绍兵棋：“兵棋创始于西历一千八百年德国军官‘来修一治’氏（编者注：即冯·莱斯维茨），当时仅为娱乐之具，后其子继述父志，详定规式始采用为战术演习，然仍未臻完善，不为当时军官所重视。”1941年9月，经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批准，国民党军翻译出版了德国可亨豪生中将（Cohenhavseu）所著的《Anlettung fur die Anlage Und Leitvug Von Plan-Ubung Und Kriegsspielen》（图上战术与兵棋）一书，该书曾是二战前德国陆军大学及其他军事院校普遍使用的经典兵棋教材。该书在第2页明确写道：“图上战术（Planuebung）及兵棋（Kriegsspiel）：如仅有一方面演习，而他方面系由指导官自任指挥者，则称为图上演习，或为图上战术。如果系两方面同时演习者，则称为兵棋。”当时，国民党的陆军军官学校还开设了《沙盘及兵棋之教育》的课程，高级班中设有“兵棋”课程，是战术教学的重要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小部分教职人员在研究院主任杭鸿志的带领下返回重庆校区，并于重庆解放时起义。这些教职人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改造后，绝大部分被调至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其中有不少人曾经从事过兵棋教学。据原国民党军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回忆，他的兵棋推演知识正是来源于当年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时的德国教官。20世纪50年代，我军南京军事学院和一些部队也都在战术教学中引入了兵棋推演。由于我国在19世纪末引入兵棋的时候正赶上自由式兵棋盛行时期，所以国民党军队的兵棋推演主要也是自由式推演，投诚我军的前国民党军军官带来的自然也是自由式兵棋。在之后的“文革”期间，兵棋推演被迫中断。

直至1979年7月24日，钱学森同志在我军总部机关领导同志学习会上讲授《军事系统工程》时，将作战模拟看作是“军事科学研究方法划时代的革新”，作战模拟方法“实质上提供了一个‘作战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利用模拟的作战环境，可以进行策略和计划的实验，可以检验策略和计划的缺陷，可以预测策略和计划的效果，可以评估武器系统的效能，可以启发新的作战思想”。需要注意的是，此时使用的是“作战模拟”这一术语，而非“兵棋”。为了推动作战模拟的研究，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在1980年11月成立时，组织了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1981年5月，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计算机作战模拟学术会议。当时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中美军事交流空前繁荣。因此，我军的作战模拟研究在学习美军的基础上，逐步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就。

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军作战模拟兴起的同时，兵棋推演也有过一个复兴的契机。1980年，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原合同战术系毛林森教授等同志组成的课题组，开始探索兵棋推演的组织实施方法。期间，课题组曾专程邀请郭汝瑰同志到南京进行现场指导。在研究基本成熟后，课题组向全院进行了集中汇报表演，并于1982年正式将兵棋推演引入合同战术教学。但是，由于我军基本不具备兵棋理论知识和推演实践，而且这种传统的手工兵棋推演，与当时正兴起的计算机分布式交互模拟相比，显得比较陈旧和过时，所以很快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当时美军也刚刚开始重新重视传统兵棋的设计理念和作战规则，将其与“modeling and simula⁃tion”有机结合起来，我军难以实时了解和掌握到这一情况。因此，我军的作战模拟主要是在学习美军“modeling and simulation”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而然地传承了美军之前以数学建模为中心、轻视实践经验和非物质因素的缺陷。

我军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末，分别研制成功了一批模拟训练器和战役战术模拟训练系统，并投入院校和部队使用。一方面，对于我军的教育训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我军作战模拟始终是由建模与仿真的技术人员所主导，其实用性和可信度一直未能达到理想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