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一直觉得清朝怎么可能修长城呢，这一观点基本源于康熙帝玄烨那首诗：“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作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康熙都用了这样轻蔑的话来评价长城的价值，在位期间他又经常进行秋狝木兰，或是到承德去避暑，也许他每次进出古北口，仰望潮河川两岸巍峨的攀山长城之时，内心的确会萌生出胜利者那不屑的嘲弄，也因而在民间留下了清不修边的印象。

可翻开史册，清代修缮或兴建长城的记载也比比皆是。这首诗名为《蒙恬所筑长城》，是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东巡时所作。但《临榆县志》中则记载，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的时候，“永平道佥事钱世清、管关通判陈天植、山海路都司孙枝茂、游击陈名远、山海卫守备陈廷谟重修边墙……”。光绪版《永平府志》也记载在同一年“诏发帑金修边城”。《畿辅通志》中也有许多康熙时代修长城的记录，如“康熙九年（1670年），诏修独石口边垣”“康熙十年（1671年），诏修张家口来远水关”等。

如果说这时候康熙还年轻，到写下那首诗时，已经对长城有了重新认识的话，那么《甘肃通志》里还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陕甘总督佛伦提请丈量应修（边墙）一万二百八十四丈”“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黄河泛涨冲坏边墙三百一十八丈，按年修筑”。在他征讨噶尔丹之后，也有“大将军裕亲王福全……授永昌副将。明法令，筑堡塞”的记载。

按理说清朝也和元朝一样，同时控制了长城内外广阔的土地，似乎已经不会再有来自草原上的敌人了，口内外贸易规模也远非明蒙时期的互市可比，所谓内外一家，长城还需要防谁呢？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满族在尚未入主中原之前就通过军事征服与联姻、结盟等多种手段同蒙古各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坐稳江山之后，康熙帝又每年以到承德避暑为名，接见和抚慰蒙古各部的首领，显示浩荡的皇恩。还以在木兰围场的类似于军事演习性质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展示天朝上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实际上未必死心塌地归附的蒙古各部可谓恩威并施，费劲心力。即使如此，若蒙古一旦反叛，忽然杀奔北京而来，又将何以应对呢？所以明长城的众多关口实际上自从被清军接管以来，一直都有兵将戍守，从未放弃对草原的提防，也就一直都在进行着修修补补。其实长城各关口的另一项职能也促使着这里不可能被弃守，那就是税收，这种海关口岸性质的作用是长城一直以来被许多人所忽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一项重要的税收来源。而来自蒙古的威胁也果然没有消退，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准格尔部的噶尔丹。他在沙俄的支持下，一再东进南下，兵锋直指北京，严重威胁清朝的安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三次亲征才最终平定了噶尔丹集团。

清朝的另一项大规模造墙工程是建东北的柳条边。

满洲贵族认为辽东是他们祖先的肇兴之地，龙脉所系，一来怕汉人开垦耕作和蒙古各部进入驻牧伤及风水，二来为了阻挡当时的朝鲜人进入辽东采挖人参、东珠这类皇室贡物，因此耗费了40多年的时间，修筑了漫长的围墙把辽东的土地封闭起来，严禁外省人员进入。这种墙实际上类似于高和宽大约仅有1米左右的土堤坝，上边成排地种植着柳条，柳条之间以绳结串联起来，特别像农家的篱笆墙，墙外还挖有底窄口宽约2米深的壕沟，这就是柳条边。工程最早从崇德三年（1638年）就开始了，此时辽南土地已尽被清朝占据，于是先修了今凤城市至本溪市的柳条边，入关定鼎之后，继续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修建，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方才完成。

柳条边主线从辽宁东南的凤城向北经本溪、抚顺直达开原威远堡，从这里拐向西南，沿辽西走廊到达山海关，基本上以一个口袋的形势把今辽宁省大部分地区都囊括在内了。在这条线上有的地方是新挖土掘壕垒墙插柳，也有的是在明朝辽东镇长城的基础上改建的，因此也并非绝对都插植柳条。从威远堡另有一道向东的分支进入吉林省，直抵松花江边。柳条边在东北大地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形，各线上也筑有瞭望和守护用的墩台，沿边开有若干个供出入的关卡，称作边门，都有重兵看守，严格审查出入人等。

其实清朝各个时期对于柳条边的封禁管理也是张弛不定，尤以乾隆帝时最为严苛，但随着清朝中后期时局的变化，大量因战乱和饥荒难以生存的中原人民开始向东北转移，柳条边之禁也就逐渐形同虚设。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年），清廷放开东北屯垦之禁，移民蜂拥而至，闯关东的热潮随即出现，咸丰十年（1860年）柳条边最终被彻底废弃了。

除了康熙时期对明代长城和关隘多有整修外，清朝其余的皇帝也都和修长城有着诸多联系。如《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在年羹尧平定了青海之后，就在“西宁北川边外筑边墙，建城堡”“九年（1731年），上以古北口、宣化、大同沿边要地当增兵，独石口西至杀虎口当增兵，并修边墙”“咸丰七年（1857年）……回匪入河套，近边震动。敦谨移驻宁武督防，别遣兵守榆林、保德下游各隘。增募炮勇，补葺河曲边墙”“同治四年（1865年）将雁门关及边墙倒塌处所设法重修，以固北路锁钥”。这些大多是在北方明长城的基础上进行的修补增建。

清朝在南方的湖南、贵州一带还沿用了明朝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所建的亭子关至镇溪边墙320里，天启年间增筑的镇溪至保靖喜鹊营边墙60余里，以继续管控苗族反抗，史称苗疆边墙。因为一直在与苗民作战，所以不断地进行增修。如《清史稿》就有如下记载：“嘉庆元年（1796年），傅鼐……于要害防苗出没，苗以死力来攻，且战且修，阅三年而碉堡成。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御敌，边墙相接百余里。每警，哨台举铳角，妇女、牲畜立归堡，环数十里皆戒严。”

嘉庆二年（1797年）凤凰厅同知傅鼐出任总理边防同知，大规模重修边墙，嘉庆五年（1800年）完工。嘉庆八年（1803年）在黔东南苗区“南起铜仁的伙哨营，经松桃厅的东部，北与永绥（今花垣县）的茶洞相接，计修碉卡一百几十座”，形成了“周围千里，内环苗地二千余寨的封锁线”。

其实清朝在柳条边的建造和对明长城的修缮之外，后期还独立自主地建设过大量的近代长城。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长城的修建年代都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史时期，而且受近代枪炮武器特点的影响，其构筑及防御方式也与传统的长城变得有所不同了。

从咸丰元年（1851年）起到清朝灭亡的半个多世纪里，可谓天下大乱，南部有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北部各地捻军也四处攻城略地，黄河以西则是回汉之间的大混战，清王朝的统治眼看就要土崩瓦解。这一时期在中原和关中地区往来驰突的捻军尤以迅猛的骑兵战术打得清军屡屡惨败，甚至在同治四年（1865年）5月18日，清军主力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万余人在山东菏泽高楼寨遭捻军全歼，僧王本人及随军的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也全部被击毙，令朝野极度震骇。之后捻军又大股西入秦川，清军根本无力阻挡，只得调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北上。曾国藩在研究了捻军作战特点后，力主修筑长城以克制其骑兵优势，由此拉开了清长城的修筑序幕。

晚清史学家、曾任山西布政使的王定安（1833—1898年）在其《湘军记·平捻军篇》中把此事的前因后果及深远意义说得透彻明晰：“三代时中夏无骑兵，行军皆以车战，至战国如知用骑，其风盖昉自北漠，当时诸侯王封或千里，才敌近世一行省，辄称铁骑数十万，纵横驰突，或数日即至人国都。于是三晋、燕、齐皆筑长城自卫。其见于《长短策》者可考也。秦并天下，中国无盗警乃筑万里长城限胡骑。由是言之，墙堑之足以拒马，由来久矣，自捻之盛何啻五六万。僧王率蒙古精骑追之常落其后，曾公国藩奉命北征，初亦苦无马，屡使使出购之。马之至者无多，而寇日以盛，始变计筑长墙，守运河暨沙、鲁诸河，闻者皆笑其迂。其后，李公鸿章踵而行之，更守胶莱，北运河，及马颊，徒骇，遂藏厥功。夫筑墙千里，合数省兵力守之，寇自或不能保，亦计之至拙者也。然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坚守其拙而巧者靡矣。清长城之筑，盖三晋、燕、齐以至秦筑长城限胡骑之御敌方略之延用。”

清长城之根本目的，还是以墙垣来阻滞捻军骑兵的机动性优势，这和历代长城的根本出发点是一致的，只是各朝长城主要是用于抵御外侮，清长城则完全产生于对内镇压。其西路大致是沿着山西和陕西交界的晋陕峡谷山西一侧修筑，以防止回军和入陕的捻军东渡黄河，北段接河曲保德的明代黄河边墙，南面延伸至吉县、乡宁一带。东路几乎是沿着运河一路北上，一直修到了天津附近，在与黄河交汇处分出一支沿黄河向西到河南开封再沿颍河布防，转东南拐向安徽境内的淮河岸边而止。另有若干条小支线，如苏北和胶东也都有沿河设防的地段，还有前边讲齐长城时候也提到了莱芜、章丘一带借助齐长城旧址加以修缮的防捻边墙等。捻军就是在这重重围城的紧逼下，机动空间越来越狭窄，被围入山东、江苏的河网密集区，施展不得，最后在同治七年（1868年）全军覆没。

这些清代长城的高度已经变得低矮许多，通常不过3米左右，墙前挖掘深壕用于阻挡骑兵，所挖之土则正好加固城墙，这和金界壕颇为相似，既省工省料，又修筑迅速，可在极短时间内建成，也就能够迅速以此种长城对捻军形成阻挡或合围的态势。墙上设垛口，开有枪眼，隔一段距离则筑有凸出的炮台，这也是西式枪炮传入中国后促使长城形式产生的变化。配置更多的大威力火炮，使得传统的敌楼和马面逐渐被淘汰。城墙不甚高，目标尽量缩小，也能使得己方士兵在遭到敌方枪铳和火炮轰击时，减少伤亡。在地形复杂的区域还会设有多道或以石砌或用木栅做成的障墙，交叉阻滞捻军的突击。也就是说清长城实际上已经接近了后来的战防工事，甚至可以认为是古代战争方式向近代转变的一种过渡时期。在山区的清长城也多是扼守于隘口和渡口处，并不像以往的长城一样追求全线连接贯通，只需要严守敌军大队可渡的地方，设置多重障墙加以阻隔，高处则有炮台俯视射击，周边多建堡寨屯守，在近代枪炮的射击下，捻军也很难突破。

总之在河北、山东和中原等地修建的清长城虽然用时仓促，质量粗糙，属于应急的产物，用完即废，但也是一项耗费人力和财力极其庞大的军事工程，其分布范围之广，绵延长度之长，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朝代，同时也是长城这种战争防御工程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种形态，只是大多建在人口活动频繁的地区，至今已毁坏难寻了。

另，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至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率清军消灭了阿古柏军，先后平定了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后通过与沙俄谈判，夺回伊犁，正式收复新疆全境。左宗棠写的“西四城流寓各部落种人分别遣留并议筑边墙片”中曾说：“若南自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立，形势完固，界画分明，尤为百世之利。”光绪四年（1878年），上谕左宗棠等人曰：“着左宗棠等妥为分别办理……该大臣等所称南自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形势益增完固。着照所议妥为筹办。”也就是同意了在新疆最西端喀什市修筑边墙。这段南起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的边墙，大致在今天的喀什市至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最终确实建成了，当可算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修建最晚和位置最靠西的长城了。

当我们了解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长城后会发现，这些长城并非同一条路线和同一种形式，更不可能全都是秦始皇一个人下令修建的。中国历代的长城如果加在一起，时间纵贯两千年，总长超过10万里，其中蕴含的历史和学问浩瀚如海，灿若星河，其中的种种差异也正如本书的名称般，是完全“不一样的长城”。 qVNXye9eSoANWWn8HqY/ckQ3abfeA3sPBWNyR2LIcqbFKdRRJvETCFpBdFNlN6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