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在天兴三年（1234年）灭掉金朝，祥兴二年（1279年）又消灭了偏安多年的南宋政权，同时还跨越洲际向东欧和西亚四处出击，短短几十年就打出了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后来蒙古帝国逐渐走向分裂，中国部分定国号为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市），成为拥有北至北海，南到南海的中国历史上实际控制地域最广大的王朝。这种局面倒是杜绝了北魏和金时期所面临的北方草原上重新崛起强敌的可能，所以元朝并不需要长城。

元朝末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元朝至正二十八年暨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北伐，一举攻克大都，元顺帝北撤，退回了蒙古草原，史称北元或蒙元。由此开始了明朝同蒙元长达200多年的攻守拉锯战。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年）派三路大军北伐，想一举歼灭元朝残余势力，结果遭到大败，仅冯胜的西路军成功打通河西走廊，设立卫所，把明朝西境推进至嘉峪关一线。此战使朱元璋意识到，蒙元仍然拥有着不可小觑的强大军力，而中原刚刚经历了多年的灾荒和战乱，已经无力支撑大规模的北伐，于是逐渐转向了对边塞防务的经营，着手修筑长城，当时亦称之为边墙。

《明史·兵志》载，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命徐达修筑山西、北平边，“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又九，皆置戍守”。这就是明早期的长城，主要分布在明朝的东部地区，实际上多是以封堵山口要道为目的的关塞。

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又率军平定了辽东。蓝玉的北伐迫使元主远遁和被杀，至此，蒙元分裂成了东部的兀良哈、北部的鞑靼和西北的瓦剌三部分。这些部落降叛无常，明朝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以后的7年时间里数次派兵征讨，北部的边境才逐渐稳定下来。

朱元璋死后，皇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是为明太宗，后追谥为成祖。他原本驻守燕京，也就是元朝的大都、今天的北京，为了得到蒙古方面的支撑，他主动放弃了深入塞外的大宁、开平、东胜等卫，使得明朝北边防线比秦汉时代大为南撤，从阴山内缩数百里，退却到燕山一线。

北方的瓦剌和鞑靼之间除了相互征伐混战不休外，还不断南下进攻明朝。明成祖制定了天子守国门的战略，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并亲率大军进行了五次北征，试图彻底消灭来自草原的威胁。可惜蒙军能战则战，见形势不妙则立即飞马远遁，茫茫旷野，无边无际，使机动性差的明军大部队根本无法达成全歼敌军的战略目标，往往是劳师动众，收效甚微。待大军撤回塞内，蒙军立即又卷地而来，再行杀掠，令明朝大军陷入不断调度、集结、出击和撤回的劳而无功的折腾之中，却无可奈何。这种两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政权前赴后继的袭扰和进攻简直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一次面对此种困局的是新生的大明王朝，实际上大明仍然拿不出比强秦、两汉、北魏和金朝更好的解决办法。自身军事实力即使能够对游牧民族形成压制，在这种如拳头打进水里的纠缠之中也会落得个精疲力竭、徒劳无功的结果。那么当自身军力变得不占优势时候又当如何呢？

为了边境的长治久安计，也为了方便调度，明成祖把北部沿线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个军镇，后来又逐渐增设了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和山西、固原两镇，这便是后来明长城的九边重镇。

《明史·兵志》云：“然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可见成祖时候已经开始着手在宣大地区添筑边墙，在各处隘口进行全面设防并修筑声信相闻的烽火台了，此时的长城大体是沿着北魏和北齐以来的旧线修缮，主要以拱卫北京和两翼的蓟州镇、宣府、山西为要。

后来瓦剌逐渐强大，太师也先率军寇边。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想效法曾祖父明成祖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也先击败，五十万人马全军覆没，随驾重臣大部阵亡，朱祁镇自己也成了俘虏。接着也先数次以朱祁镇为人质入边，并且直接进犯北京，好在于谦等忠直之臣已经拥立了新君景泰帝，重整旗鼓死守北京，这才避免了一场亡国惨祸。是役明朝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对蒙古出击，自此后“十余年间，边患日多，索来、毛里孩、阿罗出之属，相继入犯，无宁岁”，明朝北部边境被迫转入全面防御阶段。北京虽有燕山之险，居庸之塞，然则失去了大宁、开平、东胜等卫后，也就丧失了从燕山北麓到阴山及河套一线的外围屏障，北京、山西和陕西北部地区直接暴露在瓦剌的兵锋之下，只能靠修筑长城和添置戍堡来加强防御力量。自此后百余年，明朝各镇一直在修筑长城，但边患仍然此起彼伏，常有“拆开墙口……大掠而去”的记载。

“正统间，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建缘边营堡二十四……天顺中，阿罗出入河套驻牧，每引诸部内犯……成化七年（1471年），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曰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此线长城部分沿用了隋朝开皇三年（583年）所筑灵武到绥州长城的中段旧线，东部则转向北直抵府谷县黄河岸边，意在封锁河套地区的南口，东隔黄河与山西河曲一侧声势相接。成化十年（1474年），修筑了宁夏灵武到陕西定边营之间的长城，“自黄沙咀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是隋代旧边西段，至此河套彻底封闭，被称作“河东墙”。成化十二年（1276年）建宁夏西南边墙，与河东墙相接。弘治十四年（1501年）修陕西定边县经宁夏同心县至甘肃靖远县黄河东岸的内边。嘉靖时从靖远县沿黄河修长城，过兰州到岷县。又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修嘉峪关墙一道，南至讨赖河十五里，北至石关儿十五里”。讨赖河位于嘉峪关以西，今称北大河，河边高崖上的夯土墩台即是明长城最西的起点，号称长城第一墩。之后又经过几次修建，使得河西走廊一带的长城连成一体。

嘉靖时期边患更甚，蒙古俺答汗屡次率军入寇，纵横杀掠，无可匹敌。二十四年（1545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言：“敌三犯山西，伤残百万，费饷银六十亿，曾无尺寸功。”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先袭大同，再克古北口，进而在北京周边肆意抢掠，京军不敢战，任其裹挟大批人口、牲畜和财货从容而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庚戌之变”，明朝由是更为加强了各镇的长城修建工程。

早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户部尚书余子俊就修筑了东起北京延庆四海冶，西到黄河之滨的长城1300余里。嘉靖中，宣大总督翁万达“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并创新地在城墙上加筑墙台，以利于旁击，台上建铺屋，以处戍卒。靠近长城修筑堡垒，以休伏兵，城墙下修筑暗门，以便出哨。“三十四年（1555年），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杨博，既解大同右卫围，因筑牛心诸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

鉴于蒙古各部常从河套东进，山西偏关一带压力极重，在这一带曾经修筑了多道复线以加强防御。如果蒙古军突入边内，即可从太行山各口东下河北，于是又在太行山各口建关守备，其中以内三关的居庸、紫荆、倒马最为雄壮。

东边的蓟州镇和辽东镇也大体在成化至嘉靖间得到逐渐完备。

隆庆五年（1571年）年三月，明朝借着俺答汗之孙负气降明的契机，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边塞互市，史称“隆庆议和”。此后明蒙间有了很长的相对和平时期。明朝调南方的抗倭名将谭纶和戚继光北上，趁此和平时机大力修建长城。戚继光创举性地给蓟州镇长城上加筑砖砌空心敌楼，要害地段全面甃以砖，精练战卒，配以各种长短火器，令蓟州镇长城面貌焕然一新。从隆庆至万历这50余年，各镇一直在争相效法，全面大修长城，使得明代万里长城从形象到功能都比之前历代长城有了质的飞跃。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敌楼林立、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全面建设的，直到明末，各镇的长城修筑一直没有停息。

这一时期是中国两千年长城修筑史的巅峰时期，可以不夸张地说，没有戚继光对明长城的创新与扩建，就没有今日中国人心目中这条引以为傲的中华民族精神图腾般的巨龙存在。在此之前的各时代仅以一些简单的石块、夯土修筑的单一的墙体和实心的墙台组成的长城，其外形之单调，结构之粗糙，功能之薄弱，都难以与加筑了砖砌空心敌楼的明长城相比。也就是戚继光修建的长城为我们今人奠定了万里长城的标准形象，至于其功能，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明朝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修筑持续时间最长的长城，累计约建了6300余公里，更是迄今保存下来最多也最好的古代长城。明以前大多数时代的长城或是年代久远坍毁殆尽，或是地处偏远，踪迹难寻，抑或是过于简陋，缺少雄壮的气势，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因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长城大多数都是明长城，无论是著名的景区如八达岭或者慕田峪，还是驰名中外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和长城最西端嘉峪关，莫不是明长城的遗存，所以明朝修建的万里长城真是跨越了时代的不朽杰作，因此后面的章节中，我们所要讲到的内容也大多是以明长城为主。

可惜最坚固的堡垒常常都是被从内部攻破的，明长城虽然坚固，但明王朝却走向了腐朽和没落，在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与辽东崛起的清朝的内外夹击下，大明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宣告了终结。明朝虽然结束了，但宏大的明长城还在，并在抗日战争中的长城抗战阶段再一次被国人所认知，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形象代表。 9nTFpqXvUM3zkM/pZY3biQfikeVXRVr5euT13KOJSdgynGMYelEipSgR+ovNKV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