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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多家报纸对“布里克斯顿奇案”进行了大肆渲染。向乎每家报纸都发了长篇报道，有的还发了专题，有些消息连我也不曾听说过。至今我的剪贴簿里仍然有许多有关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把它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犯罪的记录里，没有比这个更为离奇的案件了。被害人用了德国名字，而据此又看不出他有其他的动机，在墙上还发现了这个狠毒的字。说明这是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所为。在美国，社会党的流派很多，显然死者违犯了它们的规矩，于是被追踪并惨遭毒手。”文章还旁征博引，谈及了秘密刑事法庭制度、托法娜毒药水案、意大利烧炭党人案、德·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的进化论案、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案，甚至雷克利弗公路谋杀案。文章最后劝诫政府当局，密切关注外国人在英国的动向。
《旗帜报》评论：“这种无视法纪的行为，通常是在自由党执政的前提下发生的。之所以产生这些暴行，是由于人心向背和政府权力的削弱造成的。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在伦敦城已盘桓很久。他曾在坎伯韦尔区的托凯街，夏庞蒂埃太太的公寓内小住。他是由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格森先生陪同的。二人于本月四日星期二辞别女房东后，去尤斯顿车站，拟搭乘快车去利物浦。还有人在站台上见过他们，之后就去向不明了。后来，在布瑞斯克顿路的一所空屋中发现了垂伯先生的尸体。他如何到达此处以及如何被害等情况，仍属不可理解的疑团。他的私人秘书斯坦格森迄今下落不明。不过我们高兴地获悉，苏格兰场著名的侦探莱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二人接手此案，该案将不日告破。”
《每日新闻报》报道：“无疑这是政治性犯罪。由于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限制，许多人来到我们国家。如果对这些人的过去不予追究，他们很可能变为遵纪守法的公民。这些流亡人士共同遵守着一种法规。如有人敢以身试‘法’，必受严惩。眼下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只有这样才能得知死者生前的生活特点。现已找到死者生前在伦敦的寓址，因此案情也有所进展。这些成绩应归功于苏格兰场格雷格森侦探。”等等。
我和福尔摩斯一边吃早饭，一边读着这些报纸。福尔摩斯觉得这些文字十分有趣。
“真的被我不幸言中了，不论如何，莱斯特雷德和格雷格森总是最有成绩的。”
“那得看最后的结果。”
“这有什么。凶手一旦被缉拿归案，那当然是他们勤奋工作的结果；找不到凶手，他们又会说：我的确历尽千辛万苦，但……唉，算了，不管怎样，功劳总是他们的，而过失永远有别人顶着。并且总有些无耻文人为他们吹捧。还是那句法国的老话：‘不管笨蛋有多笨，总有更笨的家伙为其喝彩。’”
说话间，门外一阵骚乱，房东太太开始大声抱怨，我大叫：“怎么回事？”
“是侦缉队贝克大街行动组。”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话音未落，六个街头流浪儿冲进屋来，我还没见过这么脏乱的孩子。
“站住！”随着福尔摩斯的一声断喝，六个小流氓木雕泥塑般地站成了一条线。“以后只有威金斯可以上来报告，其他人都在外面等候。有线索吗？”
“没有，先生。”一个孩子立正回答。
“我早知道不会有，继续工作。给你们的工资，每人一先令。好了，去想办法吧，我一直在等你们的好消息。”
随着福尔摩斯的手势，孩子们一哄而散。很快楼下传来他们的吵闹声。福尔摩斯说：“这群小东西能量巨大，如同空气，无孔不入，什么事都能打听到，隐蔽性又强。而官方侦探一露面，人们就会沉默了。把他们组织起来对破案有好处。”
我问道：“是布里克斯顿路的这件案子促使你雇佣他们的吗？”
“没错，还有一件事没弄明白，但也是时间问题。啊！我想，咱们马上就会听到一些新鲜事了！瞧，格雷格森正朝着咱们走过来。看他那得意洋洋的神色，我就知道他是冲咱们来的。你看，他站住了。就是他！”
一阵急促的门铃声过后，转眼间，留着漂亮发式的侦探便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来到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一把抓住福尔摩斯冷冷的手大声说道，“向我贺喜吧！我已经把这个案子调查得水落石出了。”
我仿佛看出，福尔摩斯富于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焦急的神色。
他问道：“你的意思是你已经都搞清楚了吗？”
“对了！我的老兄，凶手都已经落网了！”
“是谁？”
“阿瑟·夏庞蒂埃，皇家海军的中尉。“格雷格森一双胖手来回搓着，表情得意，抬起头傲慢地揭开谜底。
福尔摩斯听完以后，轻松地出了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请坐，来支雪茄怎么样？”他说，“我们很感兴趣你是如何办到的。喝点什么？威士忌要加冰吗？”
“那也好，”这位侦探耸耸肩说，“这两天没少费神儿，我真是有些精疲力尽了。你知道，这虽不是体力劳动，但神经绷得太紧。其中甘苦你深有体会，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咱们都是干这一行的。”
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过谦了。让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此佳绩的。”
格雷格森带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坐在扶椅上，不停地吸着雪茄，然后拍了一下大腿，兴奋地说：
“你看莱斯特雷德这个傻瓜，他犯了错误还以为是高明呢，他正在为查明那位斯坦格森的下落大伤脑筋呢。那家伙与此案毫无关系，如同未出世的孩子一样与现世隔绝。我敢打赌，他现在可能已将那家伙缉拿归案了。”
他讲到得意处大笑起来，直笑得弯下了腰。
“那么，你是怎样获取线索的呢？”
“啊，听我慢慢道来。当然喽，华生医生，这是绝密，只有咱们之间可以谈谈。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搞清楚那个美国人的事。对此，有的人靠登广告，有的人会找死者的亲友，以此获取信息。格雷格森可不那么蠢。你没忘记发案当天死者身边的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是从坎伯韦尔路一百二十九号的恩德乌德父子帽店买来的。”
格雷格森脸上显露出沮丧万分的神情。他说：“你也注意那顶帽了？你去过帽店了吗？”
“没有。”
“哈！”格雷格森松了口气，“不管可能性有多么小，你也不应让任何机会溜走。”
“对于伟人，没有微不足道的事物。”福尔摩斯像引用什么格言录上的话。
“说得好，我找到了店主恩德乌德，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同样的帽子。他仔细查了售货清单，并很快查明这帽子送到了一位叫垂伯的人的住处，此人住在托凯街，夏庞蒂埃公寓。于是我按图索骥，找到了那里。”
“漂亮，干得相当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着。
“我紧接着就去拜访了夏庞蒂埃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注意到她的脸色苍白异常，神情紧张。她的女儿也在房里——一位美丽迷人的姑娘。在我们谈话期间，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停地抖动着，这些细节自然难逃我的眼睛，也增加了我的疑心。我的先生，你很清楚在侦探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时的兴奋劲儿，让人周身舒畅得发颤。我于是问：‘你们听说过前房客垂伯先生遇害的消息了吗？’
“这位太太点了点头，似乎说不出话来了。她女儿却禁不住流下眼泪来。我越发感到她们对于这个案子必有隐情。
“我问道：‘垂伯先生几点钟从你们这里前往车站的？’
“‘是八点，’她掩饰着激动，咽着唾沫说，‘据他的秘书斯坦格森说，当天去利物浦的火车有两班，时间分别是九点十五和十一点。他乘的是头班车。’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这个问题一提出，那个女人顿时面如死灰。好长时间，她才问答说：‘是最后一次。’可是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一阵沉默过后，年轻的姑娘说话了，她显得平稳镇静，口齿清晰。
“她说：‘说谎是毫无益处的，妈妈，咱们还是实话实说吧。后来我们的确又见到过垂伯先生。’
“‘啊，上帝啊，宽恕她吧！’夏庞蒂埃太太摊开两臂，靠在椅背上，‘你哥哥被你害了！’
“‘阿瑟也不喜欢我们说谎。’姑娘说话态度坚决。
“于是我说：‘现在你们应该将全部情况都说出来，这样遮遮掩掩完全没有必要。而我们对此案了解多少你们知道吗？’
“‘都怪你，艾丽丝！’夏庞蒂埃太太生气地说，接着又对我说，‘都对你说了也没什么。先生，我这样你不要以为我儿子与这命案子有什么干系。他与此案扯不到一起。我只不过怕你们怀疑他，给他带来不便。但是，这决不可能。他的一贯表现和他的职业能证明一切。’
“我说：‘我需要全部细节，相信我，如果你的儿子果真清白无辜，他决不会受到半点伤害的。’
“她说：‘艾丽丝，你最好回避一下，让我们单独谈吧。’于是她的女儿就走开了。她接着说：‘唉，先生，我不想跟你说什么，既然女儿已说了，现在已经毫无办法，我也只好说出来了。我既然决定说，那就毫无保留。’
“我说：‘这才是明智之举。’
“‘垂伯先生在这里住了有三周，此前，他和他的秘书在欧洲旅行。我曾见他的箱子贴着哥本哈根的标签，那是他们来这里之前的最后一站。他的秘书斯坦格森倒是一个不善言谈、素有教养的人；可是他的主人——真糟糕，完全两样。这个人简直无耻下流。入住的当天，垂伯便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中午才清醒。最可气的是他对女仆的轻佻、下流的态度，令人作呕。最无耻的是，他竟然像对待女仆一样对待我女儿，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言乱语。所幸我女儿不懂这些。有一次，他居然紧紧地搂抱我女儿。他这种恬不知耻的行为，斯坦格森先生也气愤不已，骂他简直是禽兽。’
“‘你为什么不撵走他呢？’我说，‘他住的可是你的房子呀。’
“这女人被我突然的发问弄得不好意思。她说：‘他来的当天我就拒绝他就好了。可他出的房租太诱人了，每人每天一镑，一星期十四镑；而且当时又是租房淡季。我没有别的来源，儿子在军队服役，开销很大。于是为这笔租金便忍受下来。前些天他闹得简直无法容忍，我这才撵走他。’
“‘后来呢？’
“‘后来我看到他坐车走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的儿子现在正在休假。可是，此事我一直瞒着他，因为他脾气暴躁，又非常疼爱他的妹妹。房客们搬走后，我关上了门，才算去了一块心病。天哪，还不到一个小时，又响起了敲门声，是垂伯去而复返。他的样子亢奋，显然又喝多了。他闯进门来，当时我正和女儿坐在屋里，他就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他错过了火车。后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和艾丽丝说起话来，建议她与他私奔。他对我女儿说：‘你已经是成人了，任何法律都无法限制你。我有许多钱，别管这个老婆子了，赶快跟我走吧，你可以幸福得像个公主。’可怜的艾丽丝吓得缩在一旁。可是他却抓住她，向门口拉去，我吓得惊叫起来。正在这时，我儿子阿瑟回来了，以后的事，我就不太清楚了。只听打骂声混成一片，吓得我不敢抬头瞧。后来抬头一看，只见阿瑟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站在门口大笑着。他说：我看这个恶棍再也不敢来惹事了。我跟他走走，看看他究竟做些什么勾当。说完，他就拿着帽子跑了出去。次日清晨，我们就得知垂伯先生遭人杀害的消息。’
“这就是我得到的直接证词。她的讲述时常因呼吸不畅被打断，有时她的话音很低，我甚至听不清楚。但她说的话我是用速记的方法记的，出入不大。”
福尔摩斯伸了个懒腰，说道：“这故事很动听。那么后来呢？”
格雷格森接着说：“这女人说话的间歇，我认为案子的关键点是她儿子回家的时间，于是我用一种令女人无法抗拒的眼神紧盯着她，不断追问。
“‘我不知道。’她回答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他有钥匙，自己会进来的。’
“‘他是在你入睡后回来的吗？’
“‘是的。’
“‘你几点睡的？’
“‘大概十一点。’
“‘这样说来，你儿子出去最少有两个小时。’
“‘是的。’
“‘有可能出去四五个小时吗？’
“‘也有可能。’
“‘在这段时间他都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回答时嘴唇吓得发白。
“当然，到这个地步，就什么也不用问了。我带着两个警官，逮捕了夏庞蒂埃中尉。当我拍拍他的肩头，要他乖乖地跟我们走时，他竟有恃无恐地说：‘你们认为我与那个恶棍垂伯被杀有关吧。’我没向他询问此事，他倒直入主题了，这就更蹊跷了。”
“十分蹊跷。”福尔摩斯说。
“当时他拿着一根大棍子，那是一根很结实的橡木棍子，是追垂伯时拿的那根。”
“那么你有何高见？”
“我认为，他一直将垂伯追到布里克斯顿路。二人发生争吵，发展为打斗，或许一棍打在胸口，致使垂伯一命呜呼，但却没有外伤。当时天下着雨，所以路上没人，夏庞蒂埃便把死尸送到了那间房子里。其他的什么蜡烛、血迹和墙上的字以及戒指等等，不过是凶犯制造的假象，借以造成混乱。”
福尔摩斯用赞叹的口吻说：“干得好！格雷格森，你实在大有长进，看来出人头地是迟早的事。”
这位侦探自豪地答道：“我自认为，这案子办得很利索。可夏庞蒂埃却矢口否认他是凶犯，他说当时他并没追上垂伯，垂伯是乘一辆马车逃掉的。在返回的路上，他遇上了从前的同事，所以误了回去的时间。可我认为这案子的发生与夏庞蒂埃的行止很吻合。而可怜的莱斯特雷德误入歧途，自己却不知道。嗬！说曹操，曹操到。”
来人果然是莱斯特雷德。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楼，跟着就走进屋来。若在平时，无论在服饰还是行动上，都能看出他的得意非凡和信心十足的气派，现在都消失殆尽了。只见他衣衫不整，神情沮丧。他到这儿来，显然有事相求，所以一看到他的同事便有些张皇失措起来。他拙笨地站在屋子中央，两手不停地摆弄帽子。最后，他说：“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案子，稀奇古怪，不可思议。”
格雷格森更加得意，说：“啊，莱斯特雷德先生，我知道你会这样想。你找到垂伯的秘书了吗？”
莱斯特雷德万分沉重地说：“那个倒霉的家伙今晨六点被人杀死在旅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