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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世界，普遍性最强、最能穿越时空的话题，莫过于美食与美色了，古今中外、东南西北、男女老少、长幼贤愚，对于这两个话题，谁都能聊两句。
正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美食和美色之所以能成为大众话题，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评判的标准不固定，自然结果不好量化。第二，就算没吃过美食，没见过美色，也能聊上两句。议论的门槛低，自然人人都有发言权。但恰恰因为如此，想把美食和美色说好，说得“活色生香”，反而不容易。
从我大半生从事战略咨询的经验来看，这样的普遍性话题如果尚有第三个，想必就是“战略”了。
当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是一个战略满天飞的时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战略成了一个谁都可以讲两句的普遍话题：广告公司说自己做的是营销战略，数据处理与分析公司说自己做的是IT战略，企业的兼并重组是并购战略，产品的设计是产品战略，企业的快速扩张是增长战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战略的外延不断扩张的同时，其内涵也变得模糊不清。在一些场合，战略同计划、方向和指南画上等号；但在另一些场合，战略又同愿景、抱负与价值观等同；在很多互联网公司中，战略着重于模式、技术、产品层面的创新；对咨询公司而言，尤其是个别拾西方理论之牙慧的中国公司，战略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接一个的PPT、复杂的矩阵模型和一大串拗口的理论。
上述种种是战略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都算是。但倘若一个词泛化到无所不包，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值得商榷了。因为词意太过于模糊，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对“战略”一词的定义都有所不同，这也为解读战略带来了不少困难。
战略大门之前熙熙攘攘，虽然略显纷乱，但我倒觉得不是坏事。谈论战略成风的背后，起码说明社会逐渐认可了战略的重要性，这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那么究竟什么是战略呢？结合我40年知人阅世的经验和上千政企客户的咨询实践积累来看：“所谓战略，就是在面临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时，如何做正确的事以及正确地做事。”
如果这个定义还有些抽象，那么下面这个小故事或许会对你有所启发：
从前，有一个叫丁的庖（厨师），极擅长宰牛，梁惠王知道后，便请他来展示。
庖丁宰牛剔肉时，凡是手碰、肩靠、脚踩、膝顶之处，都发出淅沥沥的响声，挥刀一刺，骨肉分开。姿势之优美，犹如古舞《桑林》；声音之动听，犹如古乐《咸池》。
梁惠王啧啧称奇：“技术怎么能达到如此神奇的境地呢？”
面对梁惠王的疑问，庖丁答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游刃必有余地矣”这两句不仅是写庖丁神乎其神的厨艺，更是一个关于战略的精妙比喻。战略就是一把以哲学观为刀柄，以方法论为刀刃的“解牛刀”，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在面临关键阶段的重大选择时，只要用好这把“解牛刀”，就能够让困难与迷思迎刃而解。
纵观世界历史，无论中外，每逢“千年未遇之变局”，总能出现战略这把“解牛刀”的身影。越到关键阶段需要做出重大抉择时，战略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正所谓成也战略，败也战略，一个极佳的战略足以为破局带来曙光，一个糟糕的战略也会让败局难以逆转。
小到一个个体、一个部落的物竞天择，中到一个组织、一个企业的优胜劣汰，大到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生存竞争和发展抉择的战略智慧从来都贯穿其中。
春秋战国，纷争不断，最终秦国灭六国、实现大一统，靠的就是清晰的战略思维，奋六世之余烈，以商鞅变法夯实强国之基础，以连横逐个击破六国合纵，以求贤令广罗天下人才共商霸业。
公元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称为“古代世界大战”），当时占据霸主地位的雅典动员了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参战，但原本胜券在握的雅典却因为缺乏正确的战略方针，前后打了近30年，倾尽国力，最终还是败给了斯巴达，辉煌的希腊文明遂步入衰落。
在中国近代史上，共产党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击败国民党，实现了以弱胜强的奇迹。这些胜利离不开毛泽东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正确的战略方向指引和审时度势的战略调整。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另一位伟大战略家莫过于邓小平。他的一生同样传奇，年少游学，半生戎马，三落三起，平乱求治。在中国即将被“开除球籍”的危难关头，邓小平以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智慧，果断推行改革事业，改变并创造了一个时代，为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改革开放也是一场战略驱动的伟大革命：转“备战备荒”思维为“和平与发展”思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推行一国两制，解决港澳问题……这一系列大政方针，无不闪烁着战略的光芒。
正如我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写的《邓公的遗产》一文中所讲的那样，贯穿邓小平的思想最核心的三点：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这既是一位伟大战略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标志着一个千帆竞逐、百舸争流的伟大战略时代的到来。
战略时代的到来，离不开“海”的滋养。
今天的人们，对“下海”一词可能有些陌生，毕竟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无孔不入。但如果时间回溯到半个多世纪前，“海”可是讳莫如深的存在，当时的中国虽已走出帝制，但依旧处于僵化的社会经济体制中，个体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空间，连自由迁徙都不可能，更遑论自由择业。除了一少部分人能上工农兵大学和当兵之外，大多数年轻人，就算有再大的雄心壮志也无路可走。这些都是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
邓小平的复出，给我们这代人带来了命运的转机。从恢复高考开始，选学校、选志愿、选职业、选城市，我们逐渐有了人生的选择权，中国这艘大船也在慢慢调整方向，体制外的力量——“海”，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彼时的“海”，虽然只是作为体制内的补充和点缀，但毕竟有了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隙。到了1992年，真正的“海”才初步形成，面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和国内一些人想走回头路的倾向，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通称南方谈话，推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勇往直前之路。彼时，改革开放已经有了14年的积淀，再加上领导层的推动，这片初露端倪的“海”，迅速由风平浪静变成了巨浪滔天。奔流激荡的大势给每个人提供了改写命运的无限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一头扎进海中，一个从未有过的大自由、大解放时代到来了。
随着社会发展到如今，开放度越来越高，个体的自由度也越来越高，每个人都能把握自己命运的风帆，能决定自己唱什么歌、走什么路、爱什么人，能自由择业、自由迁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生活。“海”已经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常态，自然也就不再有“下海”一说了。
为什么战略离不开“海”的滋养？因为战略的前提是自由，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战略根本无从谈起。
在自由不彰的年代，战略只是服务于极少数统治者和军事家的“奢侈品”，与普罗大众无缘。对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战略是远在天边的云彩，柴米油盐才是要面对的实际问题。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无法谈及战略。
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只有当人们纵身入海，充分释放选择的自由，让不管国家、企业还是个人，都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将要向哪里去”这些问题时，曾经贵为“王谢堂前燕”的战略才真正飞入了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家。
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入“海”最深、最先触及战略问题的，当属新兴的企业家群体，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广东籍企业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不承认商品经济，更谈不上承认商品经济的主体——企业家。凭借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先发效应，广东模式在全国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广东企业家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明星。客居南粤数十年来，我对他们的认识尤其深刻。他们大多是实用主义者，很少考虑三步之外的事情。即使是那些昔日与智库合作的老板也不例外，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解决问题，而且要求像吹糠见米那样解决问题。这些年来，很多和我合作的广东老板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坊间耳熟能详的碧桂园、星河湾等，但外人只看到了市场营销或者产品打造等冰山一角，殊不知其背后是一套完整的战略体系，即使是当事人，虽然切实感受到了战略这把“解牛刀”的锋利，但往往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种“敏于行，而拙于思”的特点，不仅仅代表了广东，更代表了一个时代。广东老板正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并非不懂战略，相反，他们深谙战略，但更多的是基于生存智慧与人性洞察之上的个性化战略。
前段时间，我和一家世界500强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喝茶聊天时，他谈到了自己的经济哲学观——“十亿看企业规律，百亿看行业规律，千亿看经济规律，万亿看国家规律和世界规侓”，寥寥几句话，有着相当高的战略高度。再比如说我的老朋友长隆集团创始人苏志刚，他的战略总结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扮猪吃老虎”，低调再低调，绝不惹是生非，也从不避讳自己的农民出身；第二，“力不到不为财”，在复杂的环境中只相信自己，亲力亲为，以拙破巧；第三，“拿来主义”，在全世界考察好的项目和经营模式，然后扩大五倍、十倍移植回来，通过“巨国效应”，实现超常规的增长。正是这种简单但务实的战略判断，支撑起了长隆集团的成功。
作为老一代企业家里最具战略眼光的人，柳传志和任正非身上均体现出了极高明的战略智慧。
联想诞生于环境复杂的北京，在这种背景下，柳传志首先考虑的必然是生存问题，“活下来才是硬道理”。“技工贸”也好，“贸工技”也罢，都要围绕“活下来”这个最高目标服务。君不见，多少名噪一时的“枭雄”，都在北京这片土地上栽了大跟头？能像柳传志这样逆境求生，已经极不容易。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同的水土也孕育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以任正非这种日鼓鼓
的贵州人性格，（华为）到了北京可能很难生存，但在深圳这样宽松的生存环境下，华为反而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
华为成功的背后，任正非本人的战略眼光是一大重要原因。其在源头上摆脱了商学院式的理论框架，既有观察现实世界和不断实践的人性感悟，也有横贯东西方的科学和哲学洞察。但纵使高明如任正非，华为早期的企业实践同样是基于任正非的人生经验、人性想象和非系统的学习之上的“零敲碎打”。
直到花重金引入西方咨询公司的方案，把极盛时期美国大企业的管理经验悉数吸收，进行全面的组织变革之后，华为才真正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基因，成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超级典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老一辈企业家的战略更多地体现为朴素的人生智慧，充满了“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实用主义色彩。他们精于对复杂人性的动态把握、对政治风向及商业机会的敏锐洞察，而失于完整的框架构建和长远的战略安排。
当然，我并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道德评判的企图，相反，对他们奋不顾身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我深表叹服并怀有敬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谣。中国特有的生存环境考验着他们的生存智慧，也促生了他们独特的战略思维。他们这样生存下来的中国企业家，或许并不知道未来之路通往何处，也无暇思考战略这样宏大的命题，他们唯一知道的是：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必须从失败者的尸骸堆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他们身上，人性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这群出生于草莽的枭雄，改写了中国没有企业家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回归了人类的本性，充分释放了人类的潜能，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原动力与“火车头”。
与老一辈企业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一代企业家，尤其是那些“发迹”于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明星。在过去20年内，中国抓住了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会，阿里、腾讯、百度，乃至新近如小米、美团、字节跳动、拼多多等一大批迥异于先辈们的企业的巨型公司纷纷崛起。其企业发展之迅猛，对社会影响之深刻，大有席卷八荒、气吞万里之势。细究这批新一代企业家的思维轨迹，能看出与老一辈企业家明显的不同之处。相比于老一辈企业家改变命运、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新一代企业家更注重对自我认知、个人成长、商业逻辑、世界本源和运行规律的思考，具备更加系统的战略思维。
纵观新一代企业家所涉足的领域，发展的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从最初的搜索引擎、电商、支付，再到熟人社交、网约车、线上外卖等行业，无不是对标美国的复制品。而到了今天，中国正在逐渐引领世界，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领跑在先，无师可学，我们该怎么办？那就必须重视“务虚”，必须对战略有强烈的追求、敬畏和推崇。如果说老一辈企业家是在水流湍急、暗礁密布的江河中急流勇进，那么新一代企业家就是在没有航标的陌生水域上乘风破浪。对他们而言，战略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
有趣的是，伴随着“海”的扩张，战略的“季风”从体制外吹到了体制内。除了企业家需要战略，很多政府官员同样需要战略。和企业家对战略半信半疑、难以物尽其用不同，执政者推动战略、调动资源的能力更强，眼光也更长远，更能专注于未来长远的事，效果也更显著。
“城市战略”勃兴的背后是中国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浪潮。随着各种新产业形态的急剧嬗变，政府职能的日益转型，区域竞争的逐渐加剧，一座座城市飞速崛起与扩张。如何抓住城市化的历史机遇和不辜负时代的使命，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已成为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府人员的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智纲智库作为一家民营智库，有幸参与这场浩浩荡荡的城市化大潮，并贡献一份力量。
回顾40多年来的时代变迁，不管是老一辈企业家的生存战略，还是新一代企业家的创新战略，乃至地方区域的发展战略，都在不断转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如履薄冰般走出计划经济的笼子，胆大心细即是战略的核心；短缺时代，拿到批文和土地、做出产品即是战略的核心；加入WTO之后，打开国际市场渠道即是战略核心。而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很多人还停留在以所谓“实力”和“规模”认识中国的层面。殊不知，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经济体时，企业、城市甚至个人成长的战略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相当多的短期行为，各种现象显示出社会性的不安全感。然而40多年的持续增长，特别是举世瞩目的扶贫成就，令社会对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的有效性给予充分肯定，中国政府也因而具有了世界第一的社会动员能力，这在割裂和分化的西方看来，已是难以想象和无法比肩的。
同时，中国拥有最大的产业和消费规模已经无人质疑，而且在这个规模经济之上，还有三个世界一流的系统在高速运转。一是依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交通网络建立起来的流通体系；二是依托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数字平台建立起来的信息网络；三是依托政府治理体系建立起来的世界一流的公共服务网络。这三个世界上最独特、最大规模的系统将令任何一个企业、城市或个人的努力与世界性的需求结合在一起，让各种“创新”和“匠意”获得巨大的机会。
在这个巨大而独特的经济体中，专业主义将代替粗制滥造、长期主义将代替跟风追随、个性追求将代替随波逐流、长跑领先将代替弯道超车成为时代的主流。“野蛮增长”的时代及赋予那个时代特色的战略已经成为过去时。每个城市、企业和个人都面临全新的航海图，需要用全新的价值观和成长逻辑重新梳理自己的战略，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全新任务。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略之道亦非一蹴而就。多年以来，不少人都问过我一个问题：“从学者、记者到房地产、区域战略、企业战略，从事过这么多工作，你获得成功的最根本诀窍是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不管是做学问、当记者还是办智库，面对任何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套科学的方法。在我看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方法论，就能够事半功倍，少走很多弯路。我所践行的正是这样一条将认识、方法与实践有机结合、做到知行合一的战略之路。
从小时候起，我就是方法论的拥趸，做任何事情时都会思考：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小县城，门前就是一条大河，每到夏天，县城的孩子们就会成群结队地下水嬉戏，想要在河里玩，首先要学会游泳。传统的教法，首先要憋气，一头扎进水里，学会闷头漂，再从狗刨式慢慢练起，但这种练习方法效率不高，有些人练了半年都漂不起来。于是我开始琢磨：为什么游泳要趴着游呢？头埋在水里，人不由自主会感到害怕，身子一僵，人就像秤砣一样往下沉，为什么不躺过来游呢？想到此处，我尝试了一下，面朝上双臂伸展，果然很快就漂起来了，一会儿再逐渐竖起来，就学会踩水了，再向下伏身，就成了蛙泳，根据这种方法，很快我就学会了游泳，并且把这种方法教给了很多小伙伴，练习两三天后他们也会游了。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让我在懵懵懂懂中意识到，无论做什么事情，找到要害非常重要。对小孩子学游泳来说，要害不是动作，而是要先浮起来，只要浮起来了，再学什么动作都会事半功倍。我当时年纪还小，只有隐约的感觉，后来知识渐长，才知道这种“游泳学习法”的背后，就是方法论。
高考制度恢复后，我考上了兰州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大学期间，我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使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方法论者的信念。
大学毕业之后，恰逢第一次宏观调控，我被分配进省社科院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并撰写一些关于经济研究的论文，之后又加入新华社。当时恰逢激情燃烧的改革岁月，很多有志之士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走向富强和民主，昨天的道路显然是走不通的，明天的道路在哪里？
为加强对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报道，我被派驻新华社广东分社，从事全国性的宏观经济报道。在1985～1994年这10年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国各地，采访了很多时代风云人物，接触的人物从一线的地方首长，到企业界的富商大贾，到崭露头角的新锐学者，到朴实无华的平民百姓，我既了解了政治的风向、经济的走势，又了解了社情民意，还听过这些人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命运将如何的一些看法。每次与他们砥砺交锋、思想碰撞都极大地丰富了我的视野，也拓宽了我思考的宏观思路和练习了实践的具体做法，为我日后做城市和区域战略打下了基础。我对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及发展走势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判断能力就是在新华社当记者时培养的。
这10年的记者生涯让我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些能够影响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报道。在此过程中，我愈发感到中国想要真正走向市场经济和进行深度改革开放，独立第三方智库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所以我从新华社出来，创办了王志纲工作室（后更名为智纲智库）。
现在江湖上很多人说，王志纲是专门搞房地产策划的，这话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对呢？的确，我是靠房地产策划的成功而得到社会承认的。说不对又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初房地产是社会常见病、多发病的地方，我这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急需做一场“大手术”来证明自己，恰好就接触到初创时期的碧桂园这样一个“典型病人”，由此才阴差阳错地进入了房地产业。
和杨国强合作的“碧桂园”项目是改变我一生的重要节点。短短几年时间，碧桂园从默默无闻到一飞冲天，我也在这一过程中补上了市场和人性的重要一课，从耻于言利的文人锻炼出了以智生财的本事，顺道成了治疗房地产“流行病”的专家。
此后的近10年，是智纲智库发展的第一阶段，虽然我们也有一些面向政府和其他行业的企业的咨询服务，例如“99昆明世博会”咨询，以及诸如茅台之类的企业战略咨询，但受碧桂园项目的市场影响，我们主要还是聚焦于房地产企业。
奥园地产、星河湾、龙湖等项目都是那10年的房地产代表作，也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学习样板和行业的标杆。1996年谭启泰的《谋事在人》
出版发行后，成为一时畅销的奇书，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促使很多人进入房地产这个行业，日后成为名噪一时的大佬。
到了2002年，在房地产行业一片高歌猛进的形势下，我们却深刻地认识到，当房地产大盘的体量和价值已经足以影响城市发展格局的时候，如果不能理解、把握甚至影响城市的发展战略，其成功是很难想象的。反过来，城市的发展如果只是靠以往的决策方式，依靠行政力量或者政府资源去推动，也是远远不够的。
出于对这一趋势的认识，我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发展战略，退出常规地产，进军城市战略咨询。通过第三方智库的力量，把政府意志与市场力量有效结合起来。
在2003～2013年这第二个阶段的10多年中，以大成都战略策划为发端，智纲智库将业务重心转向城市区域战略领域，重点从事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与咨询工作。从大北京首都圈到大上海，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沿江，从发达地区到闭塞地区，越来越多的城市、区域乃至省级政府开始来找我们。中国本土的一家民间战略机构能够有机会为一座举足轻重的省会城市出谋划策，直接跟政府的最高层就城市的发展战略进行平等对话，不能不说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其背后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2008～2013年，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改变，又一波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兴起，沿边开放的新时代正在到来。从东北的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丹东、珲春到西北的新疆的几座城市，再到西南的西双版纳、红河以及钦州和崇左等，我们几乎走遍了所有重要的边境城市，帮助其寻找合理的发展路径。
智纲智库在政府中的深远影响可用几个代表性事件来印证：2002年，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委托我们策划了曲江新区；2007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在三峡大坝即将合拢前夜委托我们策划长江三峡区域发展战略。令人欣慰的是，当初的很多战略已经变成现实，并且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2013年到今天，智纲智库的业务范围更加多元化。养老、休闲、健康、教育、文化、高科技与互联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对空间、平台、服务与运营等多元化巨大需求的蓝海。从产业战略到企业战略，从文化旅游到区域发展，从制造业转型到数字化平台构建，这些前沿领域的突破和探索都是智库在当今时代的研究课题。
以文旅为例，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还处在原始积累阶段，以粗放式发展为主。如今中国提倡高质量发展，旅游休闲度假市场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智纲智库见证并深度介入了这20年旅游业的“狂飙突进”过程，我们有幸为上百个旅游项目“找魂”
，扮演着幕后推手的角色。
成百上千次的临床经验才能培养出好医生，要想培养出优秀的战略咨询师也同样如此。近30年以来，我们几乎参与过中国所有区域的发展探索和战略制定，也参与过众多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推进，很多客户通过智纲智库的策划服务实现了质的突破。我们有幸与许多引领这个时代的真正精英相逢，每一次相逢都是难得的成长台阶，都是一场彼此激荡、教学相长的对话。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成长、蜕变。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作为一家战略咨询机构，我们尚不敢言对世界造成了多大的改变，但在这条知行合一的战略之路上，智纲智库已经坚持了近30年，累计服务了上千家政企客户，也做了不少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尚能拿得出手而不至于脸红的案例。更重要的是，在这面旗帜下，凝聚起了一支上百人规模的核心团队。如今，智库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均设有分部，沉淀十载、二十载的合伙人比比皆是，其中很多人都是一毕业即加入智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一介书生变成了身经百战的骁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最终走向一个时代，这可以说是我最大的幸运了。
作为一家根植于中国本土的咨询公司，早在10多年前，我就提出了把智纲智库“打造为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的愿景，但我也深知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更需要跟国运相结合，如果中国不成为世界一流国家，中国的智库也很难进入世界一流智库的行列。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同其他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咨询公司相比，智纲智库一直以来都坚持价值最大化，遵循“既是公司，又不是公司”的原则。首先，我们是公司，“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智库不能实现财务独立，观点独立就是一句空话，让员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是财务独立的直接表现。其次，我们不是公司，强调智库的研究属性，在做业务的同时，尽可能进行一些理论、思想和文化上的探索，并且一以贯之。
20多年来，我们也有幸沉淀下了一些东西，并整理成书奉献给社会，不知不觉间，竟已出版了20余本之多。稍显遗憾的是，之前的智纲智库战略文集更多带有“策划实录”的性质，不少以业务为导向，而我本人一直想做一些“不为稻粱谋”的工作，提炼、概括、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随着年岁渐长，逐渐感觉时候到了，再加上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大力邀请，乃至“时时追讨”，本人历时两年有余，五易其稿，终于写完了这本书。
两年写作时间的背后是我大半生以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阅万般人的战略思考和实践。书中总结了我对世界的系统性看法，概括了我面对棘手问题和复杂局面时所践行的方法论，也是我对自己人生知行合一的思考与总结。
平心而论，这本书并不好写，“任何一个体系凡是自洽的，必是不完全的”。本书关于战略的论述也难免有不完善、不客观之处。在战略实践过程中，有太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玄机，一旦付诸笔端，想做归纳总结，难免就会有遗漏、重复和变形，且本书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不仅没有深奥的专业术语和特意创造的专用名词，也没有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和学院派奉为圭臬的引证和注释，更看不到很“学术”的数学模型和量化分析，在有的地方逻辑衔接也比较松散。
但作为咨询行业的一分子，我们和学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着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不仅能看清山道、水流和潮向，还亲身爬过山、涉过水，知道怎么攀岩、如何探路。对学者们来说，战略是一种精雕细琢的理论，用推演、数理、逻辑的方法，把思想变成规范的学术。但对我们来说，战略不是被束之高阁的学问，而是生动的、复杂的、日复一日的实践。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有了对中国国情和宏观走势的深刻认识与全面把握，又有了对企业和市场的熟悉与感悟，还学习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种资源的独特的理解与整合方式。通过不断地与时俱进、积累沉淀，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多年来，我经常和团队成员说：“不管我们做了多少业务、完成了多少项目、赚了多少钱，几十年后都会成为过眼烟云。智纲智库就像是一锅‘老汤’，我们在攻克一个个项目难关的同时，也在不断往汤里加入各种各样新鲜而有营养的食材，不断地熬制这锅‘老汤’。肉终究有一天会被吃光，但最后剩下的这锅中国之汤、时代之汤、历史之汤，将会煎熬出多少东方式战略的精华！这才是智纲智库真正价值之所在。”
本书所试图呈现给大家的，正是这锅归纳、提炼、梳理了30年的“老汤”。因此，一些尚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初读本书时，或许容易不得其门而入，而那些百战归来的将军往往会在翻阅时有所领悟。我所衷心希望的并不是本书有多么大红大紫，而是在百年后乃至更长的时间长河里，这些文字依然能够有些许的参考价值，彼时的阅读者透过纸张，能看到大时代风云变幻中，这一代人的思考结晶和战略选择。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本书凝聚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经验，也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智慧，更是整个时代的沧海桑田、风云际会。因此，可能读起来没那么轻松，也不是吹糠见米就能有所收获的。想读透本书，就要静下心来，可能还要多花点功夫，但无论你来自何方，年龄多大，从事什么工作，如果我们这些历经时间洗礼的经验之谈，能够对你有一些启发和帮助，或者能帮助你寻找规律、增长经验、看到更多人生和事业的风景，那就也算不枉这番笔墨了。
借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写下这些话，愿与广大读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