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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女孩们拥有史无前例的成功机遇。我们的女儿所成长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受她们的母亲当年所面临的种种限制的束缚，而她们的外婆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限制。女孩们是不断打破玻璃天花板，热衷于自拍的世界改变者。在过去的20年里，我的工作就是教她们，研究她们，和她们住在一起，并且聆听她们的倾诉。
在所有这些成功的表象之下，有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在酝酿。有些女孩因为学业而焦虑不安，以至于夜里无法入眠。比如，有个年轻的女中学生过分痴迷于刷新学校的在线评分系统——放学后刷，体育锻炼后刷，晚饭后刷，睡觉前刷，早上醒来的时候再刷一次，她几乎每分钟都在计算自己的GPA（平均绩点）。
有些女孩爱在考试结束后聚在一起，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告诉大家自己考得有多差，因为预测失败会让她们感觉更好些，而当她们的成绩低于A-时，她们就会崩溃、悲恸欲绝。有一个女孩发布了一张自拍照，然后就不断地刷新动态，最终因为担心照片得不到足够的关注而删除了它。还有一个女孩，上课时听不到老师说话，因为她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问：“你午餐是不是吃得太多了？你的大腿搁在椅子上是不是显得太胖了？”
今天，对太多的女孩而言，获得成就的动力来自残酷的自我批评和担心自己会失败的焦虑。我们正在培养一代在试卷上或许表现得很出色，但在生活中常常感到焦虑和不知所措的女孩。她们觉得不管她们怎么努力，她们永远都不够聪明，不够成功，不够漂亮，不够纤瘦，不够讨喜，不够性感，或是在网上谈吐不够诙谐。不管她们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她们都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这本书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帮助你的女儿重新定义成功，并明智、合理地追求成功，而非牺牲她的自我价值感，以便让她在一个往往并不完美的世界中，成长为一个健康、完整的人。
我们的文化正在向女孩们传递关于成功的有害信息，而我们正在见证压力如传染病一般蔓延，在内心深处吞噬着她们。这已经悄然成为她们、她们的学校和她们的家庭所面临的一种心理健康危机。如果我们不敲响警钟，这种危机只会进一步恶化。
数据令人震惊。根据琼·特温格（Jean Twenge）在其著作《i世代报告》（iGen）中引用的“未来监测”调查数据，在2012～2015年间，女孩的抑郁症状增加了50%，增幅是男孩的两倍多。2015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一年一度的“合作机构研究计划新生调查”中，来自200多所高校的15万名全日制学生的问卷反馈表明，大学一年级女生的不快乐水平达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高点。调查报告显示，声称经常或偶尔感到抑郁的女生人数是男生的两倍；表示自己“被必须做的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女生的人数也是男生的两倍。在短短的15年里，这两类女生的数量猛增了25%。与此同时，认为自己在同龄人中最为争强好胜的女生数量增加了近15%，而男生的数量则几乎没有增长。2017年，一项针对1.2万名五年级到十二年级女孩的全国性调查——“女孩指数”发现，在整个中学期间，把自己描述为“自信”的女孩的数量下降了25%以上。信心指数于九年级时触底，在接下来的中学期间，一直没有增长。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成功并非救命稻草。那些GPA高于4.0的女孩最不可能说出自己的想法或是反对他人，因为她们想被人喜欢。由非营利组织“掌控自我体验”的丽莎·辛克尔曼博士（Lisa Hinkelman）领导的这项调查显示，在女孩们的自信心急剧下降的同时，她们改变自己外表的渴望则在急剧上升。
的确，女孩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成功过，但她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痛苦过。女孩们的能力不等于她们的自信，也不等于她们的幸福、适应力或自我价值感。
每年，我在美国各地给成千上万名年轻女性上课。我的大学学前培训课程帮助新生过渡到大学生活，并摆脱中学时代遗留的影响。作为史密斯学院的领导力发展专家，我为女本科生开设了研讨班，培养她们的适应力、自我关怀和自信心。在这一学年中，我花大部分时间前往全国各地的中学与大学，与学生、家长及老师们进行合作。此外，我在纽约休伊特学校担任驻校学者，我的工作是将对女孩的研究纳入课程开发、学生研讨班和家长教育。
我厌倦了那些吹嘘女孩们成功的头条新闻，似乎好分数和上大学就是美满人生的标志。现在也该摈弃所谓的“神奇女孩”的神话了。我们让那些肤浅的标准影响了我们对女孩们表现的判断。当我聆听女孩们谈论她们如何取得成功，为什么取得成功，以及她们的身体、心灵和思想为之付出了什么代价时，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中的词并不是“成功”。我们早就知道低收入家庭的女孩在健康方面面临多重风险，但新的研究发现，富裕家庭的青春期女孩也脆弱得惊人。根据来自富裕郊区女高中生的报告，她们吸烟和吸食大麻的比率几乎是正常比率的两倍。从抑郁和焦虑到身体羞耻感（body shame），她们比其他任何美国青年群体都表现出更多的适应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跨越了更多的领域，尽管如此，她们仍在逼迫自己取得成就。
为什么女孩们会陷入痛苦的挣扎？心理学家认为原因是“角色超载”（role overload），即一个人要扮演太多的角色，以及“角色冲突”（role conflict），即你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义务发生了冲突。众所周知，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高水平的压力。在所谓的女权时代，我们未能打破那些倒退得最厉害的女性成功标准，代之以更进步的标准。相反，我们把越来越多的期望添加在我们希望女孩们拥有的、已经不胜枚举的一大堆品质之上。
杜克大学的苏珊·罗斯（Susan Roth）写道：“今天的女性必须按照传统男性的成功标准在教育和职场方面取得成功，她们也必须按照传统女性的美丽标准（更不用说母亲标准）取得成功。”女孩们必须成为超人：雄心勃勃，聪明上进，身体健康，漂亮性感，社交活跃，擅长运动，友好体贴，人见人爱。正如考特尼·马丁（Courtney Martin）在《完美的女孩，饥饿的女儿》（Perfect Girls,Starving Daughters）一书中所写的：“女孩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告知她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也被告知她们必须做到所有事。”
因此，美国女孩那种“凡事皆有可能”的心态最终演变为一场心理健康危机。一门心思致力于让女孩们能够获得所有机会似乎恰恰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在抑郁、焦虑和自信指标方面高达两位数的性别差异。2016年，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超过半数的大学新生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描述为低于“平均水平”。自2011年以来，同意“我做不好任何事”这一说法的青少年人数激增。我们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追求成功的文化促使女孩们不惜以牺牲其他的一切为代价去获取成就，其中包括能赋予她们自尊和适应力以滋养她们心灵的重要人际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奉成就而非情感依恋不仅威胁着女孩们的心理健康，也威胁着她们取得成功的能力。不懈地追求成功使女孩们不愿去冒合理的风险，不能成为富有创造力和独创性的学习者。这剥夺了女孩们的勇气，遏制了她们弄清楚自己是谁以及什么对她们而言最重要的能力的发展——恰好就在这一发展任务必须完成的人生阶段。
此外还有性别差异的问题，其中许多差异会在青春期加剧。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琳达·萨克斯（Linda Sax）将性别差异定义为不同的“价值观、自信心、抱负和行为模式”，它们使女孩和男孩的人生迥然不同。这些差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大多是社会化的产物，来自女孩们每天从同龄人、媒体和家庭那里获得的非正式的课外教育。这些规范事无巨细地指导一个女孩应该如何行动，如何装扮自己以及如何说话。
大量研究告诉我们，女孩和男孩不同的培养方式导致女孩的行为、感受，甚至是思考方式都不同于男孩，而且这些不同可能使女孩的青春期具有独特的挑战性。
到六岁时，女孩的焦虑情绪将是男孩的两倍。当一个女孩进入青春期时，她患上抑郁症的概率是她的兄弟们的两倍。她将比自己的男性同龄人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她的睡眠时间会缩短。她的自尊心会在一系列领域中下降，比如运动、外表和自我满意度。
她的一些抑郁情绪将源自她对自己的一举一动想得太多（我应该在课堂上说那些吗？她生我的气了吗？），这会分散她的精力，限制她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些抑郁情绪将由自我批评引起，女孩更倾向于进行自我批评。还有一些抑郁情绪将由羞耻感导致，这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觉得自己不值得被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青春期出现并会伴随她进入成年期。到了青春期晚期，她的自我同情将下降至所有青年群体中的最低水平。
在此期间，她的身体会发生变化，这可能会令她感到不适并自我挑剔。男孩的青春期会赋予他多肌肉、少脂肪的理想身材，而这正是社会文化对他的要求。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女孩在青春期平均会增加40磅
体脂。她将被无情地剥夺纤瘦的理想身材，而她周围几乎所有人都要求她合乎这一理想。她将会进行自我物化，或是过度的身体监控（我看起来还好吗？瞧我肚子上的肉），而这一切又与饮食失调、抑郁、身体羞耻感、学业问题、人际关系受损息息相关，甚至会令她减少参与大学校园政治活动。
如果她出身富裕家庭，那么她对身体的不满意程度将超过同龄人三个标准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她将更可能陷入抑郁、焦虑、具有攻击性和青少年犯罪等问题当中。此外，她对任何一个青年群体表达出来的羡慕程度也是最高的，据研究人员推测，这是由“总是做不到尽善尽美的挫败感”引起的。专门研究这些女孩的研究人员称他们的发现“特别令人不安”。
当她点击手机时，她将更有可能访问Instagram或Snapchat这样的视觉平台。在那里，她将感受到一种压力，即必须通过精心策划的视频和图片流构建一个身体上完美、社交上超级活跃的数字生活图景。
如果她被认为是一名高成就者，她就更容易将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失败解读成她不聪明的标志。这种心态会促使她逃避合理的风险，把挫折视为重大灾难，甚至诉诸作弊的手段。随着她的GPA上升，简历逐渐变得更丰富，她可能会患上“冒名顶替综合征”，认为自己是一个骗子，只是还没被发现而已。
当她进入大学以后，她将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在几乎所有智力指标上都低于男性（尽管男性和女性在实际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在整个大学期间，她将得到较少的锻炼机会，但是会比男性同龄人更多地进行心理咨询。在大学里，她有1/4的女性同龄人会受到性侵犯。
当她走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去领取毕业证书时，她不仅可能比排在她身后的男生更没有自信，而且也可能比刚上大学时的她更没有自信。2012年，波士顿学院公布的数据显示，该校女生毕业时的自信程度低于进校时，男生则变得更加自信。焦点小组
告诉管理者，外貌压力、勾搭文化（hookup culture）以及住宿抽签（倾向于以“刻薄女孩”
的方式将女性驱逐出宿舍套间）是罪魁祸首。毫不奇怪，管理者对这些发现表示震惊，因为“这不像”他们在课堂上和校园里接触到的看似自信的女性。
我们早就知道，随着女孩们进入青春期，她们的自尊会下降。心理学家称之为全球性“失声”，这是一个通常出现在青春期到来的前一刻的残酷事实。在她们还是小女孩时，她们可能异常顽强、充满活力、性格固执、有说服力，但在关于年轻女性的不成文规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这些一度勇猛激烈的声音弱了下来，甚至陷入沉默。她们懂得了做一个“好女孩”意味着什么：取悦他人，保持“友善”，以及遵守规则。在课堂上，“我认为是这样的”被一种“我不确定这是否正确”的踌躇取代，“哦，是的！”被不温不火的“我猜”取代，“我想要”被“我不知道”取代。曾经喜欢跳跃和跨坐的她们变得内向收敛。
为了得到他人的喜爱，她们学会把愤怒、失望等强烈、真实的情感给锁起来。要友善，要多多微笑，要多交朋友；用你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交换人际关系。结果，正如《复活奥菲莉亚》（Reviving Ophelia）和《在十字路口相遇》（Meeting at the Crossroads）等书在20世纪90年代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她们失去了自信心，并更加努力地追求完美。
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确信这是阻碍女孩们充分发挥潜力的原因。如果女孩们能打破内心的“好女孩”枷锁，如果她们能直抒胸臆、自我推销，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2009年，我在《好女孩的诅咒》（The Curse of the Good Girl）一书中写道：“仅仅为女孩们打开门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给她们信心，让她们迈过门槛。”
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告诉女孩们她们需要培养更多的自信心，这只是强加给她们又一条准则：她们必须解决它，必须为之努力，必须做得比别人更好。同样地，说女孩们感到痛苦是因为她们“太完美主义”了（我在为撰写本书进行研究时经常听到这样的论断，不仅来自成年人，还来自女孩们自己）这只是一个简单化的借口，可以让所有人都摆脱困境，除了女孩们自己。这两种思维都会让女孩们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事实上我已经认识到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交媒体的兴起、大学招生热潮的到来，以及越来越残酷的瘦身压力，以近乎惩罚的方式使女孩们的成功规则变得更为严苛。作为一名教育者和研究者，我目睹了这些文化力量向女孩们传递的一系列有害信息，它们与女孩们独特心理中最脆弱的部分发生冲突，破坏了女孩们的自信、真实自我的发展。
今天，一种新的、同样有害的交易正在被提供给女孩们，尤其是那些能获得学校教育、父母养育以及其他资源以争取进入四年制大学的女孩。如果说她们曾经以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为代价换取人际关系，那么现在她们会以与同龄人的亲密关系为代价换取比同龄人表现得更优秀的快乐。她们放弃了好奇心和真正的兴趣，以换取狭隘的、外在的成功标志。她们知道，她们所取得的成就必须看似手到擒来、水到渠成，需要帮助就意味着无能，同龄人都是她们的竞争对手，成功意味着在所有领域成为明星，并站到最高处。如果说女孩在接近青春期时曾被告知“要做一个‘好女孩’必须如此”，那么她们现在又被告知“要成为一名‘超级女孩’就得这样”。“超级女孩”是新的底线：如果当不了超级女孩，你就什么都不是。
2014年，哈佛大学的“普及关爱”（Making Caring Common）项目要求一万名美国初高中学生选出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超过80%的学生选择了高成就或个人幸福，只有20%的学生选择了关爱他人。学生们认为自己的利益高于公平。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个人主义伦理观在美国家庭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种伦理观最注重的是向上层的流动性、独立性以及成功的各种外在标志，并将物质财富与幸福联系在一起。
人际关系对于健康发展而言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同龄人和成年人建立亲密而真实的关系能够让女孩们有勇气去尝试新事物，表达自我，并勇敢面对失败。50年来，我们已经知道女孩们的自我认同发展与她们的人际关系密切相关，她们会通过与他人的联系来发展自己的价值观、人生目标和自我价值感。这主要与女孩们的社交方式有关：几乎从她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她们就学会了照顾别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人的反馈。
但是，关于成功的新规则正驱使女孩们为追求某种难以实现的成就而脱离最富有滋养性的人际关系。一个女孩因为恐惧竞争而拒绝告诉密友自己申请了哪所学校，另一个女孩为了在图书馆学习更长时间而总是不去吃饭，还有一个女孩为了取悦父母，去了一所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名牌”大学。她们每个人都将个人抱负置于人际关系之上，而且每个人都放弃了一条通向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2016年，在两所学生们因压力和紧张的同龄人关系而茫然无措的女子高中里，研究人员发现女孩们缺乏健康安乐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一个“普遍的信念”，即高职场地位和高经济收入会带来幸福。女孩们一直从父母和媒体那里获得这些信息。心理学家写道，正是“巨大的绩效压力”威胁着女孩们，使她们无力去发展可提供重要社交支持的人际关系。
传统心理学告诉我们，青春期的目标就是与父母分离并证明我们可以独立生活。我和其他人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在与他人保持情感联系时是最富有适应力的。女孩们自己也对此表示同意——2012年的一个研究综述发现，“（对女孩而言）与同龄人保持人际关系的需求，比通过战胜他人来获得成功更为重要”。
认为青少年只希望成年人不要管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2014年，在我帮助非营利组织“女孩领导力”（Girls Leadership）设计的一项研究中，有77%的高中女生说，她们会首先向母亲寻求实现目标的建议；86%的女生说，父母比朋友更能帮助她们勇敢起来。其他研究发现，即使大学生们想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他们也会继续寻求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成年人的赞许和认可。
这些是关系文化理论（Relational-Cultural Theory,RCT）的核心理念。关系文化理论最初是由心理学家琼·贝克·米勒（Jean Baker Miller）和艾琳·斯蒂弗（Irene Stiver）定义的，该理论认为，所有人都是在对其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中获得成长的，而不是通过切断这些关系。促进成长的人际关系让我们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从而使我们感到有能力处理冲突或应对变化。这种人际关系还有助于激发我们的自我价值感。所有这些都能使我们走向成熟和成年。关系文化理论认为与他人分离不是进步性的，孤立状态是导致人类痛苦的一个主要原因。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媒体对女孩的报道却与上述理念恰恰相反：最有见识的年轻女性为了追求成功而避开需要做出承诺的人际关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女性告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年纪轻轻就结婚“要么是缺乏抱负的证明，要么是阻碍她事业发展的一个悲剧性错误”。在《男性末日》（The End of Men）一书中，汉娜·罗辛（Hanna Rosin）认为，大学勾搭文化中的性交易行为是女孩们对于人生安排过满的一种精明的应对，这既自由，又不会迫使她们对任何人做出承诺。在这些人的叙述中，人际关系会干扰女孩们实现目标。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追求抱负的压力正在把女孩们从个体蓬勃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中分离出来。在2014年的一项全国性研究中，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发现有17%的青少年因为压力而取消了社交计划，这是有记录以来青少年的压力水平首次超过成年人。2000～2015年，几乎每天都与朋友待在一起的青少年人数锐减了40%以上，女孩的社交自信度下降度是男孩的两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2015年的新生调查发现，在过去的十年中，声称每周花16个小时或更多时间与朋友交往的大学一年级新生比例在十年中下降了近一半，仅为18%。有更高比例的女性声称她们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在减少。
在这个问题上，社交媒体是罪魁祸首。研究代际趋势的心理学家琼·特温格发现，那些每天访问社交网站但与朋友见面频率较低的青少年最有可能认同以下说法：“很多时候我感到孤独”“我经常觉得被大家遗忘了”，以及“我经常希望我有更多的好朋友”。特温格报告称，自2013年以来，青少年的孤独感在稳步上升，现在正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学会做一个女孩是一个历经多年发展的过程。“如果你问满屋子的小学一年级女生‘谁是班上跑得最快的人’，大家会齐刷刷地把手举起来。”一位小学校长曾对我说。“她们会说‘我是跑得最快的人！”她继续说，“可如果你问一群五年级女生同样的问题，她们会指向跑得最快的那个人。”
问一群九年级女生同样的问题，收获的则可能是沉默。如果她们指出跑得最快的人，那个人可能会怯懦地微笑，对此加以否认，低下头，或者说“不，我跑得没那么快”。
克莱尔·梅苏德在她的小说《楼上的女人》（The Woman Upstairs）中写道，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必须“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很自豪，或是你认为自己的历史、生物或法语学得比其他人更好……你必须尽可能放低姿态，这样别人就不会感觉受到你的威胁，就会喜欢你……你绝不能让某些人看清楚你，跟她们说话你得学会另外一整套礼貌的谈吐”。在小女孩身上慢慢发生的那些变化既微妙又深刻。梅苏德写道：“当你在精心设计自己的面具时，你甚至都不会想到，它会长到你的皮肤上，然后在那里生根，变得似乎再也揭不下来。”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谈论女孩和男孩之间的差异时都会感到不自在，这是有原因的。几千年来，人们相信妇女和女孩有别于男性，也因此认为她们的堕落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正当的。部分出于这一原因，近年来为实现两性平等而努力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女性应该与男性被同等对待，因为她们与男性“确实”是一样的。
呼吁人们关注性别差异会使情况看似比实际更严重。总的来说，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相似性要高于差异性。强调性别差异会强化阻碍女性发展的破坏性刻板印象，扭曲公众对女性潜力的看法。
如果你是一个青春期女孩的父母或老师，你就会知道她可能和她的兄弟不一样。本书认为，如果我们无视这一差异，我们就无法看到女孩们在这一动荡不安的人生发展阶段的独特奋斗方式，并忽略了支持她们的最有效的策略。
我并不认为性别差异会使女孩的能力不如男孩，但我认为，女孩们和她们的父母都需要特殊的知识、支持和意识来引导她们度过21世纪的青春期挑战，进入成年期。为了在这一阶段培养和教育好一个女孩，我们需要用一种不同的成绩单来评估她的健康和潜力。
本书会给予你两样东西。首先，本书会给你提供一种语言。女孩们面对的很多事情都是无法言表的，但能被深深地感受到。由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经历了什么，所以她们认为自己孤立无助，更糟的是，她们认为这是自己的错。可一旦你知道某样事物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你的心态就会有所转变。以“过度思考”为例。当我告诉女孩们这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该如何应对它时，她们明显松了一口气。她们认识到，有这些强迫性想法并不意味着她们疯了，这种状况有一个名称，她们可以采取措施去对付它。突然间，她们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其次，本书会提供一些你可以立刻尝试的策略。我是一名教育者。我热衷于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技能培养课程，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上课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希望你把书中的每一章都看成是一节你和我一起上的研讨课。本书包含了我近十年来关于“女孩和自信”这一课题的研究和教学成果，它也是我成为一个女孩的母亲后所撰写的第一本书。
正如记者詹妮弗·西尼尔（Jennifer Senior）所说，育儿是一种“欢乐而无趣”的修炼：意义重大的时刻与无休无止的日常操劳相比显得黯淡无光，而母亲所承受的负担更是沉重至极。苏妮亚·卢瑟（Suniya Luthar）和露西亚·西西奥拉（Lucia Ciciola）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从孩子的婴儿期到成年期，在为人父母的所有阶段，在孩子的中学阶段和青少年时期，母亲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处于最低点。
女孩并不是唯一在为捍卫自我价值感而奋斗的人。尽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尽父母之责（在过去的20年里，父亲和母亲为育儿所投入的时间呈指数增长），但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信心已经触底。我认为是三种极其有害的文化信息导致我们质疑自己的育儿本能：
1.你可以完全控制孩子的发展。如果你做不到，那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 忘了遗传这回事吧。你所要做的就是阅读正确的书，参加一些讲座，以及研读育儿博客。如果你足够聪明，足够坚定，你就应该能够把你的孩子打造成一个迷你版超人。如今，一个由育儿专家组成的作坊式小产业（是的，罪名成立）正在向人们暗示他们掌握了父母们所不知道的答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让父母们丧失了与生俱来的自信和权威。正如杰西卡·拉希（Jessica Lahey）在《失败的礼物》（The Gift of Failure）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育儿已经从每个人都拥有的本能转变为“一门需要钻研和学习的技能”。
2.作为父母，你永远都不够好，你做的永远都不够多。 尽管被告知我们无所不能（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但我们总是因为担心自己是不合格的父母而惴惴不安。这种不安驱使我们与他人竞争，并且将其他父母的缺点看作我们自身优势的无声标志，反之亦然。拉希写道，这也促使我们去“永远陪着孩子，永远帮助孩子，永远提醒孩子，永远拯救孩子”。
3.孩子的成功或失败定义了你。 父母对孩子的起起落落不可能不感同身受，如果有人告诉你不必如此，那这个人很可能没做过父母。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大部分精力、资源和心血倾注到孩子身上，只要他们还活着，就不会停止。可是一旦越过了某个点，这么做就会对父母的心灵造成极大的摧残，就像一种观念说的：“随着我的孩子离去，我作为父母和人的价值感也消失了。”这一荒诞的观念使我们的自我固守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拉希说，它也促使我们把孩子安全、成功或快乐的时刻理解为“育儿成功的证据”。
要想成为更好的父母，你必须接受一个既定条件，即总是存在一些你无法控制的因素。尽管在最糟糕的时刻你可能会自责，但你并不是唯一要为你女儿的痛苦负责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探讨文化是如何改变并加剧女孩所面临的挑战的。
针对这一课题，我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会破坏女孩的自我意识？在面临挑战时，又是什么在支撑着她？我把这个工作想象成我正在研制的菜谱（烹饪正好是我的最新爱好）。我想采集到信心这种“配料”。这本书就是那份菜谱，每一章都是一种配料。我发现，要想成功地“烹制出一个女孩”，你需要清楚对她不利的因素，也需要了解怎样才能让她变得坚强。每一章都会在一开始列出你女儿在某个特定领域可能面临的挑战，然后是一步步的指导，教你如何引导她渡过难关。
为了撰写本书，我采访了96个女孩，年龄几乎都在15～24岁。24岁是青春期结束的年龄，因此，我始终把她们称为女孩。这些女孩大多属于中产阶级，来自高质量的学校。我的一位受访者出生时被认为是女性，后来被确定为“非二元性别”
（nonbinary）。大多数采访都采取了一对一的形式。大多数女孩就读于美国东北部的三所大学：一所是住宿制小型精英大学，一所是以走读为主的大学，还有一所是大型州立大学。其中的两所学校都是女子大学。
通过同事介绍和我自己的旅行经历，我认识了一些高中生，她们大部分来自东北部，就读于男女同校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接受采访的研究生我也是这样认识的。我还采访了40多名成年人，包括家长、研究人员、大学和高中的行政人员以及学校辅导员。1/3的受访女孩是有色人种。为了便于阅读，只有当女孩们在采访中提到其种族与其经历直接相关时，我才会标注她们的种族身份。本书的附录包含书中提到的每个女孩的更多信息，为了保护她们的隐私，本书使用的是化名。
在我所有的书中，都是女孩们的声音在指引着我（此外，为了便于阅读，当她们说话时“嗯”的次数太多时，我删去了她们的一些陈述中“嗯”这个词）。在我撰写本书的两年时间里，她们在Snapchat和Instagram上，在我的办公室里，在她们的宿舍里和美食街上，通过电子邮件、视频聊天和短信与我交流。她们告诉我什么时候我想错了，什么时候我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这些声音帮助我认识到，教会女孩们公开表态和掌握生活的技能，只是我们帮助她们茁壮成长的一部分。幸福人生的本质不仅仅在于做更多的事情，取得更大的成就，也不仅仅在于只依靠自己活着。我们需要投入同样的精力教会女孩们自我同情和正念的技能，这样她们才能克服反刍思维和小题大做的倾向，以健康的心态去应对失败。我们需要帮助她们去反驳有害的文化，并告诉她们成功不仅仅是一堆大学简历和滤镜后面的Instagram照片。我们不仅得帮助女孩向前迈步，还得帮助她们获取内心的力量。
不管女孩们会从父母那里听到什么，会在学校里了解到什么，总之收入和学业成绩并不能决定她们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物质主义也不能。不管你属于哪个收入群体，完全专注于这些东西都会降低你的生活满意度。情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希望女孩们把自我关爱放在首位，去培养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在努力取得成功的同时努力寻求支持。
成功本身并不是女孩们的问题所在。女孩们的问题在于人们期望她们以何种方式去追求成功：她们认为自己必须遵守的规则，她们在成功和失败的过程中对自己的信念，以及她们因此而养成的习惯和价值观。这些习惯，包括思想和行为两方面，随着女孩们进入年轻的成年期而被习得。这时候，她们开始做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第一次踏上领导岗位，努力弄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学习如何做一个成年人。她们在这一成长期学到的东西可能会伴随她们一生，因此，青春期晚期正是我们可以帮助她们养成终身健康习惯的时机。
女孩们应该能够在不牺牲自己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我们必须给予她们培养强烈自我意识的工具，这样她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现在这样已经够好了。”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她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