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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巴伐利亚王室的客人，我在霍亨施旺高堡（Hohenschwangau Castle）住了几天。夜深了，在与主人进行了一番长谈后，我试着走回客人住的那一侧。走廊非常曲折，就跟迷宫一样，我又不熟悉环境，连走廊灯的开关都找不到，于是只好在楼梯上坐下来，一边与寒冷聊天，一边等着天亮。
主人给我讲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我来说似乎非常遥远：有一个可以放三支哈瓦那雪茄的烟斗，是俾斯麦曾经用过的——因为他想抽一次有三倍的烟量；在关键的1888年里，他曾与老德皇一起吃过早餐，那时皇帝的胃口极佳。最后，他告诉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势极为艰难，令人沮丧，他当时是集团军司令官，他的集团军的后备部队只剩下半个连的兵力，可供使用的汽油只有1200升。
最后，主人让我看《柏林画报》刊登的一幅戈林的照片。照片是在戈林的书房里拍的，看上去他是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男人，妻子是前索尼曼选美冠军。这一家人站在一块哥白林挂毯前面，这块挂毯曾经是维特尔斯巴赫（Wittelsbach）公爵的收藏品，但被随手偷走了，可能一起偷走的还有其他物品：照片中房子男主人手指上戴着的巨大钻戒、女主人戴着项链和耳环。我们谈起了这位品味高雅的艺术爱好者的家谱：他出生在罗森海姆（Rosenheim），母亲是女仆。他想进巴伐利亚的军校，但没有合格——他的申请书被送到皇储手中——于是被送往普鲁士。如今，在穿上一身奇怪的军装之后，戈林先生的家谱变了，他成为中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一位将军的后代。他显然精神错乱了，觉得自己就是普鲁士的国王。我有个熟人，他最近经常见到克里娜赫（Karinhall），在这位前索尼曼选美冠军的潜泳伙伴们住的房间的门上，都挂着瓷制的名牌，上面写着“未来第一夫人”、“未来第二夫人”等等。
但这就是他们处世的方式。他们现在是统治阶级，个个都拥有奇怪的家谱，都从德国北方的贵族中挑选“副官”，这些副官与古代围着博克尔松的那些人是同一类人。
戈林先生正式要求妻子按照贵妇的标准穿着打扮。戈培尔也有供他表示敬意的祖先，他的这些祖先是德国中部一些龌龊的王侯。希姆莱这个人，总是努力地维持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可在他的随行人员中也包括一名皇室跟班。最糟糕的是女人们，这些过去的女招待，大多数都跟过好几个男人，虽然戴着大量从皇族偷来的珠宝，但仍然去不掉身上的厨房气味。她们的行为既像电影明星，又像妓女，玩弄起了宫廷阴谋：“戈培尔夫人，你丈夫按规定只能有两辆公车，但怎么能动用三辆呢？”
但他们的为人就是这样的。他们这些革命分子都是肮脏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矫揉造作，无法摆脱昨天带着狗链子的感觉，如今他们坐在被赶走的主人的餐桌上，在快燃烧尽的蜡烛旁，吃着餐桌上的残羹剩饭。
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听到了一条新的丑闻。纳粹上台的第一年就宣称，作为1789年哲学的自然延展，决斗是男人的天赋权利，并高调宣布国家批准各阶层都能以决斗来消除不同意见。如果主人和仆人因皮鞋没有擦好而产生不同意见，也能用左轮枪来了结。但在这份新的特许状下，第一个倒下的是纳粹自己的人——根据古代的法律看，这不是最糟糕的。罗兰·施特龙克先生是个有才华的记者，就我所知，他是个好人，有品位。
有一天，施特龙克发现一名愚蠢的年轻党员，按照纳粹“纵欲”的指示，竟然与自己的女儿睡觉。他把那家伙叫出来杀死了。这件事之后，决斗的规定被废除了。如今，仅是提出决斗挑战，都要受到惩罚，被判很重的徒刑。司机擦不干净车，不能再决斗了，只能换人。
对这项政策，我与弗兰肯斯坦之间有不同意见，他到过很多地方，他是个怀疑论者。我刚读完了《诽谤》这本英文小说，内容是两个英国骑兵军官因争执而寻找报仇机会的故事，他俩先是用纸牌赌博，然后是拳击，最后是上法庭；玛丽·博登（Mary Borden）在没有进行宣判的情况，就隐约地告诉了她的非英语读者这两个人的性格是怎样的。
我如今虽并不提倡那个著名的给学生放血的愚蠢建议，但也不愿否认一个事实，自1918年官方禁止决斗后，所有的荣誉标准都被充公了，荣誉变成了一项无规的博弈。诽谤者可以无所顾忌，因为不会像过去那样能遇到严重后果——这种情况并非起始于纳粹。请不要拿古代的理由出来说服我，因为那基本上是谎话。让诽谤者上法庭实在是太小的惩罚——此外，当诽谤案涉及家庭名誉和私生活，决斗绝对是更加人性的解决方式，因为不会把家庭的内情透露给报纸，不会在街上惹来风言风语。近30年来，我们看到欧洲人衰颓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阻止这个趋势。
我回家要路过慕尼黑，自从普鲁士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后，我就尽量躲开——这座城市曾经是何等的欢乐和壮丽！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像处女地一样的牧场，到处都是充满田园风味的宁静气象，这在全德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如今却被毁了，到处是沙土堆，森林被砍伐，火车在城市中间疾驰而过，市内建有巨大工厂。这些都是德军总参谋部干的，他们简直就是典型的野蛮人，不理解有些东西失去了就不会再有。我现在已经认不出过去的那个欢乐的、高雅的城市，过去生活在其中的人都那么的年轻和幸福；它从来不是一座大城市，而是一块供农夫和农场主生活的土地。如今，到处能看见大屁股女人、普鲁士官僚的妻子，她们推着婴儿车，从路德维希大街上的佛罗伦萨宫前通过。在旅馆的走廊里，到处能看到刚被提升为军官的军士，穿着令人厌恶的的长统靴站在房间的门前。那宫廷剧院，在弗兰肯斯坦离开后三年，已经堕落为一个四级的旅游公司，里面挤满了一群群金发女人（德国少女联盟）。各家旅馆里都挤满了从德国北部来的企业经理的夫人们，这些娘们儿是搬运工痛苦的根源，她们总是把集合点选在有纳粹匪徒的地方。不，我不忍再直视这座被普鲁士的野蛮破坏了的城市，等这座城市终见天日时，我才会回来。
在那个过去很隐蔽的王宫花园里，希特勒异想天开，他要建造一座“最大的歌剧厅”，并把拱廊里的罗特曼的壁画拿掉了，换上了画家齐格勒（Adolf Ziegler，1933年被纳粹授予慕尼黑研究院的艺术教授，后来被任命为帝国艺术委员会的主席）的作品。希特勒让齐格勒去清除“德国艺术中的颓废”。他的地位类似于德国画家的首领：他是个不想给自己退路的人。他拥有“女性阴毛大师”的称号，这个称号是他的同事送给他的，因为他对那类事物的表现情有独钟。
在慕尼黑，普鲁士化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人们对此的感情基本上是高昂的，这在30年前的摄政时期是无法想象的。豪森区（Haidhausen）吉辛区（Giesing）这两个慕尼黑外围的城区，与英国伦敦的怀特查佩尔区类似，布满了欢乐的小巷，此时变得不安全起来，一群青少年举着“红锚”旗帜，向穿着纳粹制服的人发动恐怖袭击。由于持德国北方口音的人不会被人骂，他可以穿着皮衣和高帽子走过吉辛区，而不会受到“红锚”分子的骚扰——他们只对穿纳粹制服的人发动攻击，特别是党卫军成员。据说“红锚”涉嫌几起谋杀案，所以当作是无害的粗暴行为被取缔了。警察发现了几具党卫军成员的尸体，认为跟讲义气的兄弟会有关，但实际情况很有趣，这一伙人都是反纳粹的年轻人，他们被迫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如今扮演明暗两种角色。这件事的背景几乎近于不可理解，很像芝加哥的黑帮，组织者被认为是慕尼黑的一名律师——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我们这个快活的、相当幽默的城市里，在20年或30年前，这座城市还是由年长的元老统治着！如今的德国，一个魔鬼摆脱了束缚——唉，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才能再次把这只魔鬼拴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