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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桩政治丑闻传遍了整个德国。普奇·汉夫施滕格尔（Putzi Hanfstaengl）是慕尼黑著名出版家族的继承人，在失宠前是纳粹对外新闻宣传的主任。事情发生得很快。在2月的一个早晨，他登上一架去往西班牙的飞机，飞机在天上转了好几个大圈子，显然是想把他抛出机外，但没成功，于是迫降，迫降的地点在图林根州的森林里，当时是暴风雪天气，温度零下10多度，他本人仅穿着西装。回到柏林后，他发现自己的办公室——德国对外新闻办公室——被关闭了。英国驻德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爵士，帮助他逃亡到了英格兰。这位英国大使在罗姆暴乱中曾为布伦宁（Brunning）和特雷维拉努斯（Treviranus）求情。
据说之所以要用如此不寻常的办法迫使汉夫施滕格尔辞职，是因为他大肆批评了德国对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此外，他的电影公司侵犯了戈培尔的地盘。另有一个故事说他在巴黎的一间咖啡厅里喝醉了，有人听到他说图哈切夫斯基（Tukhachevsky，1936年6月，苏联进行“肃反”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因被指控犯有“间谍和叛国罪”而遭处决）与希姆莱（Himmler）之间的联系，这最终导致阴谋败露。如今他已经去了英格兰。无论详情到底如何，反正几周前，我和他在慕尼黑的女王餐厅一起聊过天，我认为他是个有礼貌、有教养的人。由于他知道的秘密比较多，特别是有关德国国会纵火案的事，柏林非常害怕他。汉夫施滕格尔的母亲已经有80岁了，但仍然被送到伦敦去把他带回来。她随身携带着德国政府的保证书，以及戈林的不追究责任的特别保证。
不追究责任？汉夫施滕格尔与德国的经济联系密切，他的财产都在德国，德国政府可以采取任何行动处置他的财产。因此他母亲去了伦敦，但儿子不愿继续玩游戏，并说他知道希特勒和戈林承诺的真正价值。这件有教育意义的小事仍然悬而未决。
我和安若·雷希贝格（Anro Rechberg）去普奇的姐姐家吃早餐。他姐姐厄纳救过希特勒，当年希特勒在统帅堂搞政变失败，就是藏在厄纳家里，所以被称为“第三帝国的女施主”。此时，这位女士正在生戈培尔的气，她跟他有私人恩怨。让她气愤的是一件旧事，人们只是知道个大概。
1933年秋天，她住在慕尼黑东部的一栋孤零零的别墅里，其位置在博根豪森（Bogenhausen）郊区的边缘。当她不在家的时候，似乎有人私自进入了这栋房子。她找希姆莱投诉这件事，但希姆莱告诉她，下命令的人地位极高，她无法获得赔偿。他还告诉她，行动的目的不是要拿走她的信件，而是她的性命。他拒绝继续介入这件事，催促她快点搬进城里住。她接受了建议。如今，她告诉我，下命令的高官是戈培尔先生。戈培尔下令搜查她的别墅，是为了找到希特勒写给她的信件，这些信件如果流传到海外，不利于戈培尔的主子希特勒本人。
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说明我们的帝国大主管正努力向这位慷慨好施的妇人求爱：厄纳·汉夫施滕格尔，与希特勒不同，她是个典型的慕尼黑的巴伐利亚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德国。
我们在厄纳·汉夫施滕格尔家，见到了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她是一个介于天使与肥皂广告模特之间的人物。她的名字叫尤妮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她在希特勒的度假地奥柏萨尔斯堡有固定的住处。她的使命是成为德国女王，以便在德国和英国之间进行媾和。
预祝这位伟大的妇人和希特勒一帆风顺。
就在这个时期，我来到了柏林——按照官方的说法，柏林是勤奋、运动、完美的中心。以我卑微的见识，我倒觉得柏林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不停运作着，但什么都没有生产。
我不相信柏林的一切。我听说过柏林人能“手脚并用打电话”，还听说过他们未来三个月的“会议日程表”精确到每分钟的时间。我了解他们所谓的“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生产”的方式，那实在是一种绝望，因为他们追求的并非是真正的美国精神。他们把生活看作是一个大兵营，这让整个世界感到厌恶。只要这个国家仍然把这座城市看作是国家的标志，德国的外交政策就会是从一个失败走下另一个失败。
我不相信柏林人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他们歇斯底里地制造动静，这也许反映了他们对自己内心的空虚缺乏认识。我认为他们就是在造假欺骗，把女招待监工变成总监，把后院的小房子变成花园的亭子，把一次如何欺骗顾客买汤粉的交谈变成一次“会议”。
我相信在柏林真正具有效率的是柏林东部有轨电车的司机、邮递员、货车司机。我信任出租车司机，当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他会通知你大约的车费，并建议你去乘坐高架铁路，显露出普鲁士人传统的节俭精神……我不仅相信柏林脾气暴躁看门人的话，还相信写在挥舞长剑的冯·布吕歇尔（von Blucher，1742—1819，普鲁士元帅，曾经指挥过数次重大战役，以积极进攻的指挥风格著称）的雕像基座上的那句幽默的话：
这个地窖里只能躺一个人。
我不能接受的是这里在过去90年来形成的干腐……这些带着太阳镜的女人、她们像船帆一样宽大的后背、她们巨大的乳房、她们宁愿做男人玩物的态度……这些手拿着会议预约簿的总监们——总之，我无法接受的是这里的过于殷勤而显得繁忙的气氛，你看，无论是簿记员，或是专利员，或是彩票销售员，他们都拿着安装着大使馆专员用的三个锁的公文包，而手里却举着三片干瘪瘪的奶酪夹心面包。
柏林最有特点的东西就是欺诈：只求实现功能，不求质量有保障，不求运作平稳；机械学徒工们，刚刚学会精确的制造，就马上宣布已经成为了全面发展的发明家或建筑师：流线型的小汽车内配着假皮，交通信号灯都能亮，但相互之间没有联系，按照“新功能主义”的理念用高标混凝土建造桌子和床铺，这些新东西与过去“浪漫的”旧东西相比，其实极为不实用。再看看其他几样东西：
“发展中的经济”，垃圾被称为“半成品”；人造羊毛西装，既不暖和，也无法清洗；法本公司依靠可怕的生产工艺用硫磺和糖制造出的蛇毒，放在玻璃瓶中销售，就跟柏林西区随处可见餐厅里卖酒一样：这种东西看上去和闻起来，都跟真酒一样，有酒的黏性，有味道，但极为便宜，在一场酩酊大醉后很难清醒。
不，我不相信有多少城市会像柏林这样把时间花费在无用的官僚机构重组上。我不喜欢他们在反驳你的时候，总是先说一句开始于“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前缀。我不喜毫无目的的聊天，不喜欢他们的武断。
最近，我遇到一位名气好、能量大的电影编剧，他说，“我受邀去巴贝尔堡（Babelsberg）展示我的电影脚本，我看到一张绿色的桌子周围有七个老绅士，显然血压都高，面前的桌子上都摆着药丸瓶。这几个绅士对我的脚本都感着迷。当我们就要达成协议的时候，阴影里跳出来一个戴着牛角眼镜框的助理剧作家。这家伙非常清楚自己无足轻重，便鸡蛋里挑骨头，借以证明他配拿每个月300马克的工资。”
“那家伙说，脚本固然不错，但有几个场景有问题，比如有一个可能冒犯德国壁纸制造商协会，而另一个场景的对话，让没有上过中学的居民、公务员、速记员都无法理解。无论怎样解释本意，都说服不了对方。那几个毫无生气的老绅士也受到启发，开始证明自己也配拿更高的工资，于是每个人都开始绞尽脑汁说一段自己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此后的几周时间里，又开了好几次烟雾缭绕的会议，还打了许多通电话，还进行好几次早餐会，接着又是几次会议。至此，巴贝尔堡摄影棚的所有作者都知道了几个脚本。最后，这个脚本简直变成了一个垃圾堆。新版的脚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所有自然的联想，偏好一种超级聪明的人工制品。根据那个‘不能把简单事办复杂’的原则，剧情变成是要飞向月亮。”
“最后，参与讨论的各方觉得应该去休假了，可脚本此时臃肿得快要崩溃了。于是，大家赶紧反思，终于发现了一个“简单、可信、完全令人满意的”方案——其实那就是原来的那个脚本。”
“事已至此，大家都相互道歉起来，还温柔地拍拍后背，或许还微微带着些尴尬。不幸的是时间被浪费在无用的讨论中了——供拍电影的时间一共是三个月，现在四周没有了，剩下几周必须疯狂地工作才行。”
这就是柏林吗？柏林在过去60年里难道就是按照这个原则运作的吗？柏林的工业、艺术、政治难道也是这个原则的产物吗？
最近有一位参谋官告诉了我1917年夏季他们在巴尔干前线的经历。“那是七月的一天，”他说，“我们面临非常紧张的形势，有的时候都不能肯定我们能坚守阵地。那天在早餐的几分钟时间里，我被叫去接电话：总参谋长来电话了。我听出是鲁登道夫的声音。话筒里的声音特别清晰，这让我很吃惊，因为距离很远，途径孚日山脉、多瑙河、莱茵河、巴尔干地区的山脉。尽管如此，我仍然听见那话筒里的声音问：‘你那边有草莓吗？’”
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上级这话意思。我有些疑惑，不知道他是在问我们节俭的早餐的菜单。或者他有什么其他意思。最后，在经历了一阵痛苦的困惑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他的意思。
他听说我们这块地方非常适合种植草莓。由于他很担心德国的经济，同时不让德国士兵闲着没有事情做，他想到可以让我们种草莓，而销售草莓的收入能增加德国的外汇收入。由于我们的作战压力很大，所以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没有用——他就是想要草莓。
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我们赶忙从前线撤下部队，去做种植工作。我们做这项工作时，内心充满了疑虑。为了弥补前线出现的缺口，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按照他要求的面积种植草莓，第二年获得了好收成，他计划把草莓保存在柏林，然后卖到国外去。草莓的质量是一流的，但运到柏林后全腐烂了，发酵了，发霉了。草莓是通过繁忙的铁路运输的，铁路的运输负荷很大。最后，所有草莓都被丢弃了。
今天，我与告诉我上述消息的人一起在安哈耳特大街的意大利餐厅聊天，看到四个救世军的高级军官对餐厅的老板和侍者大吵大闹，这位老板就像威尔第歌剧中的一个人物不敢说话。由于刚签订的德意协定，所以他们的吼叫中不断出现“合作”这个意大利词，他们唯一知道的意大利词——与此同时，我身后又发生了另一起在声学效果上丝毫不弱于第一起的事件。两个柏林的资产阶级妇女吵起架来，原因是一个女人放在椅子背上的大衣给蹭掉了。就在她指责大衣是另一个女人故意给蹭掉大衣的时候，那几个勒斯侍者只是咧嘴笑着看。另一个女人尖叫道，“请原谅，夫人！我是个德国女人！”
这样的事柏林也出现了。
眼前的这一切就跟一架空转的磨盘无休无止地转动着，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安哈耳特大街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里。房子是战前大批量营造出来的，简直就是垃圾，墙壁跟我的手指一样薄。我住四层，夏天的高温烤得我难受，如果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比平时说话大一点的声音说，“太热了，”我敢肯定一层会有一个操着巴尔干口音的男中音用油滑的腔调说，“我这里很凉快。”
这就是发生在柏林的事。这座城市是按照公式和模型建造的。能在这里繁荣起来的只是数字、队列、公式、图案。可这样的繁荣，实际上就是令人厌恶的匮乏，它与形式简单无关，而是掩盖了低劣和愚蠢。弄虚作假是这片土地的座右铭。据说腓特烈大帝的精锐部队的士兵穿的不是真马甲，而是缝在衣服上的三角形红布。无论这个故事真假，我看类似的三角形红布到处都有，有大的，也有小的。好做表面文章在这个国家是根深蒂固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掠夺人家的强烈欲望——这才是贱人的根本特征。
“德国从来不知满足，既不注意形式，也没有品位，对幸福生活缺乏理解，德国人只有一个野心：再多得到一点。等获得的东西用都用不完时，就把东西放在旁边，谁来碰一碰，我们就大呼小叫！德国是陆地上的海盗，而且是一边掠夺，一边大唱感恩赞美歌。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少能写在旗帜上的铭文。”
这是一拥抱莱茵联盟的知识分子的说法吧？这是巴伐利亚主义的宣言？不，这是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普鲁士之歌》，他被认为是柏林市民之一。我把他的歌引用在此。我也是个老普鲁士人，但我的母亲是奥地利人。
我想到了我家的历史。我爷爷（汉姆生说，“他是你爸爸可能像的人。”）是一个保守的、有文化的人，过着冥思苦想的生活。他阅读德国哲学家加尔夫（Garve，1742—1798，他曾给民意下的定义是：“民意，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公民，每人反省或实际了解某件事所得到的判断后，许多人的共识”）、地理学家洪堡（Humboldt，1769—1859）的书，在50岁时退休了，悠闲地把余生用于打猎和钓鱼。他是真正的保守派，一个真正的容克贵族——相当有教养，到各地去旅游，对所有夸大之词都怀有疑心——就是霍亨索伦家族人的嘴，他也会表示怀疑，他会像东普鲁士人一样嘲笑那个家族的人是“纽伦堡人”。
巨变发生普法战争那一代人中，他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不幸也跟着来了。普鲁士人跟工业和金融寡头形成了强大的联姻，于是这些寡头就能对政府施加从来没用过的强大影响。历史上，英格兰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过这种情况，而法国发生在王朝复辟时期。这味药，被英格兰吸收了，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但法国吃下这味药却受到了伤害；对德国来说，所受的伤害是致命的，因为德国的经济基础是田园诗一般的农业。1853年，俾斯麦站在1840年普法战争阵亡将士墓前，他甚至“无法原谅这些死去的人。”然而，他在凡尔赛镜厅胜利后的18年里，把民族自由主义变成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他在推动国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破坏了他亲手创立的这个国家的基础。
我最近读了比洛（Bulow）写的回忆录。在这本写得很粗犷的回忆录中，他指责俾斯麦的政策没有考虑地理局限，从而给德国带来了悲剧。德国的本质（斯宾格勒的概念）要求必须防止工业和资本的无限制扩张。自从普鲁士寡头娶了工业资本做姘妇后，德国便开始倒霉了，因为那些对健康的德国来说是必备的社会规矩全都被破坏了，德国因此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定式的国家。
从这时起，德国把政策的地理重心放在了海外，外交政策越来越强调出口市场。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就是为“地理”而战……在此之前，人们对德国的状况的怀疑就没有缓和过，比如，在1840年前后，那一代人是在学生俱乐部和扬恩体育俱乐部（Turnverein Jahn）培养大的，把德国的所有精神传统都抛弃了……人们沉迷于梦想之中，特别是日耳曼人繁荣昌盛的梦想，并把梦想都寄托在一代人身上实现，从而造成自然资源无法挽回的破坏，其破坏程度前所未有，同时德国传统的文化和道德基础也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股票经纪人的哲学，这种哲学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变得相对流行，其结果是阻碍任何对未来的思考……
在德皇威廉的领导下，我们的社会灾难性地变成一个没有定式的东西：有学识的人去当赛车驾驶员，银行家去培养纯种牲口，骑兵上尉热衷于投资股票……混在大众之中，变得跟大众一样没脸没皮，而想要把鱼目混珠的大众纠集在一起，只能依靠物质主义的大旗……整个社会堕落到凄凉的穴居时代，我认为这预示着自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186—217年，他为增加税收和兵源，给所有自由人以罗马公民权）建立起的文明将会遭受某种破坏。希特勒鼓吹的无阶级社会是个没有四肢的动物。但我相信大自然在最开始就是有定式的，大自然最厌恶没有定式。
我是在柏林的一家旅馆里进行写作的，这家旅馆安静得就跟一门榴弹炮一样。此刻，楼下房间里住着一个妇女，名字可能是道林斯基，她是前面我说过的那类人，正在对着电话倾诉她的离婚细节。窗户大开，所有粗俗的细节就像被直接灌输到周围炽热、静止的空气中一样。最后，无论我是否愿意，我听到了为什么道林斯基要出乎意料地摆脱夫人的怀抱。我听到“游行”这个词，我记起来了，昨天我看到德国女青年联合会在城里游行，游行队伍里尽是罗圈腿和大屁股，奇丑无比，与丑陋的城市遥相呼应，丝毫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等于是在向“舒适和愉快的生活”宣战。
就在我思考着19世纪的巨变时，回忆着女人游行，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就在70年前，德国因富裕而变得愚蠢，竟然同意让普鲁士做组织者和拉皮条者，不仅狗受到牵连，更恶劣的是像道林斯基这样的局面也受到了牵连。普鲁士是靠一片片小土地拼凑而成的。普鲁士永远不想成为一个国家。为了维系这个庞然大物，普鲁士人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战争机器上……结果是德国没有中产阶级，没有贵族，没有真正的知识阶层。因此，在冯塔纳所描述的汪达尔人和卡舒布人混合而成的寡头政治集团消失后，立即就浮现出了完全非德国、完全殖民性质的元素，比如，当神圣罗马帝国在建造大教堂的时候，德国人仍然在肚脐附近刺上绿色的蜥蜴文身。易北河在德国历史上是一条具有重要意义的河流，有些鸟类和植物种就是不从左岸越过这条河到右岸去是很有道理的。在易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些罗圈腿妇人的家乡；在这里繁衍的种族永远呼喊着要更多的东西，集聚着大量受压抑的攻击欲望，是所有撕毁条约、掠夺行径的策源地，希特勒在过去五年里将这些行径乔装改扮成为国家行为——当他把这些行径作为政治家的本性的时候，德国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去质疑他。
这里出生的人，档次差，偏好短期行为。这种偏好导致造假成风，普鲁士国王的巴洛克式宫殿，正面是在泥巴上镀金建成的，这样的要求被认为是实在的、权威的、完全合理的，因为国王有枪做支持。这里永远都有人在喊，“我要更多！我要更多！”。这种偏好导致造假成风，普鲁士国王的巴洛克式宫殿，正面是在泥巴上镀金建成的，这样的要求被认为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国王有枪做支持。兴登堡，被穷鬼奉若神明，社会上有一股巨大的丑陋的崇拜欲，他的雕像竟然建造得比国王广场的树木还要高。在这里，不仅嫉妒他人的才华，还嫉妒他人的财产，突然就能爆发盗窃行为，于是普鲁士人对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崇拜，竟然成为了德国的国教，而且还准备推广到全世界去。如果没人拿着枪反对他们，他们准会去做的。
我想起了那个下士给我讲的故事。他在教堂的门口总是让士兵别坐在那里“浪费时间”，赶紧走个过场出来（从祭台，经风琴，走过牧师，然后走出大门！），这样可以把时间用在其他有用的地方。只要极为唯利是图的国王仍然“以我家族的荣耀”使用国家的军队，这位下士的举止就是能被容忍的。为了发展经济，拿着法本公司制造的武器，穿着人造纤维长袜子和假外套去打仗，在我们这个富裕的世界里，这简直就是令人憎恨的灾害。德国变丑了，变恶毒了，变成了一个灾难中心，每25年来一次，起点就是俾斯麦建立的德国，这个国家是普鲁士的殖民地。
在这里，我触及到影响今日欧洲政治的核心问题。在凡尔赛宫，普鲁士的寡头们虽然知道自己对奥地利的前途负有责任，但仍然犯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错误，他们肢解了奥地利。可是，如今这些人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了。此后要做的是普鲁士人带着雇佣兵去执法——这将会是一场灾难，我们知道这场灾难肯定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