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都铎王朝

几十年来，英国君主制便陷入王位继承的纷争之中。1485年8月22日，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在英格兰中部小镇博斯沃思附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的对手、篡位者查理三世则在战斗中阵亡。随着亨利七世登上王位，新王朝开始了。24年励精图治中，英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

亨利的首要任务就是劝说贵族、教会以及绅士阶层，接受博斯沃思的战斗结果，并支持自己登上王位。为谨慎起见，他赶在议会开会前加冕登基，这样一来，武力征服就是他继位的基础，议会的批准倒是次要的了。但其实，议会还是支持他执政的。后来，经过一番长久酝酿，亨利和与他为敌的约克家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结了婚。

英国王室因为经济拮据，长期以来一直力量不强。但军事上的胜利使亨利重新获得了王室在15世纪被没收与被剥夺的领地，同时也收复了其他许多大块领地。亨利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手中继承了宝贵的精华土地，还侵占了格洛斯特公爵查理的北方领地。后来，威廉·斯坦利爵士对亨利在博斯沃思战斗后的奖赏不满，因而开始造反，最后被处决，他在英格兰中部的广袤领地也落入王室手中。从此，亨利有了一笔稳定收入。

但这远远不够，亨利还必须整顿英格兰的土地所有权。敌对君主的迅速更迭让土地所有者们心生不安，法律也因此而陷入混乱。战乱时，封建大家族中很多人被处死或阵亡，家族势力也被打击得七零八落。幸存者及大量小地主们时刻面临威胁，担心会因敌人根据他们过去行为的忠诚或背叛所进行的起诉，而失去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内战期间，很少有哪个人的家族没有在某一时期支持过战败一方。上述情况对亨利极为不利，如果地主阶级对合法保有自己的财产没有把握，忧思难安，那么一旦再次出现篡权者，他们就会投靠于他。因此，亨利颁布法案，宣称所有对在任国王效忠的人，生命财产都将无恙。这种承认在位国王而强调合法国王的做法，是新国王亨利的特有手段。地位稳固后，亨利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际权力。

边界问题是下一个要解决的事情。整个中世纪，英格兰南北双方都有着很深的鸿沟。南方社会高度发展，乡村富庶，城镇发达，与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羊毛贸易非常繁荣。玫瑰战争曾严重威胁这种井井有条的生活，亨利就是在这里获得了重要支持。据史家记载，“他不能坐视贸易出现问题”，因此为那些与尼德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赢得了有利条款，贸易因而在和平环境中得到发展。亨利平定了乡村骚乱，商人阶级的代表因此在议会中与他结盟。亨利对这一阶层格外关照，是由于利益一致的缘故，即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如果说这是专制，那也是人们心甘情愿所接受的专制。

北方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像珀西这样的封建大家族统治着这里。那里群山起伏，土地贫瘠，居民目无法纪，骚动不安。由于交通工具落后，他们常常无视或藐视王权。北方长期与苏格兰人进行边境战争，盗贼群起。他们抢夺牲畜，烧毁村庄。格洛斯特公爵查理曾在北方享有盛誉，他的性格很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统治方式虽简单粗暴，却把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便在博斯沃思失败后，约克城仍对他万分怀念。亨利不仅要维持这里的秩序，并保有自己的统治，还得建立一道安全防线，以抵抗苏格兰人。作为格洛斯特公爵领地的新主人，亨利在北方获得了一处战略基地。在15世纪，由于统治方式过于原始，从伦敦直接统治英格兰是不现实的，因此需要委派下属代行王权。于是，北方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分别成立了政务会，它们被授权统治这些地区。国王的亲信得到广泛的统治权，备受国王恩典并受过法律训练的新官员开始在统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他们在王室和法庭里一直非常活跃，现在，国王的亲信首次对封建时代的旧贵族占据了优势。国王在北方的可靠代表兼贝里克郡要塞司令亨利·怀亚特与南方的埃德蒙·达得利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及其同僚的后代成为西德尼家族（Sidneys）、赫伯特家族（Herberts）、塞西尔家族（Cecils）和拉塞尔家族（Russells）。

内忧外患同时并存，亨利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以提防那些得到外国支持的王位觊觎者们入侵。他的地位能否保住，有赖于自己的政治手腕和判断力，而非世袭权利。勃艮第宫廷是密谋反叛亨利的中心，因为勃艮第公爵夫人是查理三世的妹妹，她曾两次煽动人进攻都铎王朝。指挥第一次进攻的是兰伯特·西姆内尔，最终，他灰溜溜地成了王室厨房里的帮工。第二次声势要更大些，领头人是波金·沃贝克。他本是图尔内一名船夫兼税吏的儿子，但有人说，他是伦敦塔里遇害的王子的后裔。在拥有了爱尔兰心存不满的约克派贵族的支持、接受了勃艮第人提供的金钱并得到了奥地利人和佛兰德斯人的军队以及苏格兰的同情后，波金·沃贝克公开进行了历时七年的叛乱。为夺取王位，他先后进行过三次尝试。但博斯沃思战役后选择支持国王亨利的人，此时也都与亨利并肩作战。亨利的军队还未赶到，沃贝克对肯特郡的进攻就被当地农夫击退了。沃贝克从苏格兰开始的进攻仅仅打过边境线四英里。沃贝克还参与了1497年康沃尔人的暴动，但也以失败告终。沃贝克便躲了起来，最后被人押回伦敦，投入铁窗。他曾两次试图越狱，两年后，被执行死刑。临刑前，沃贝克在泰伯恩刑场（Tyburn）的绞刑架上忏悔了自己的罪恶。于是，这场叛乱便在沃贝克的耻辱与难堪中结束，但他当时确实造成了很大威胁。

亨利一定感到他的王位有所不稳。玫瑰战争削弱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控制，在爱尔兰就更是如此。那里的王位之争也很激烈。英格兰-爱尔兰混合血统大家族中有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分，都柏林附近英格兰统治区的城市以及利默里克和戈尔韦这些偏远的边境城市里，也有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分。不过，他们之间的争斗仅仅是家族宿怨的继续。以奥蒙德伯爵为首的巴特勒家族家族支持兰开斯特家族，因为一直以来，他就比对手菲茨杰拉德家族更忠于英格兰国王。菲茨杰拉德家族则由伦斯特省的基尔代尔伯爵和芒斯特的德斯蒙德伯爵所领导，他们都与当地的头面人物有血缘和联姻关系。菲茨杰拉德家族支持约克家族，是想要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芒斯特，以德斯蒙德为首的菲茨杰拉德家族“已比爱尔兰人更像爱尔兰人”了。在英格兰统治区，被人称为“大伯爵”（Great Earl）的基尔代尔还能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领导英格兰人，但在他更为偏远的领地香农，实行的就是另外一套统治了。英格兰派来的总督发现，面对基尔代尔在这里的统治地位，以及岛屿间的联盟，强调自己在法律上的合法权利没什么好处。基尔代尔家族还可能在爱尔兰建立了一个王朝，这种情况自爱德华·布鲁斯失败并去世后，是从未有过的。即便基尔代尔仍对英格兰效忠，但他会支持约克派国王还是兰开斯特派国王呢？他的亲戚德斯蒙德支持兰伯特·西姆内尔，因此很有理由怀疑他本人支持波金·沃贝克。1494年，爱德华·波因宁斯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之后他想要限制基尔代尔胡作非为的权力。他说服位于德罗赫达的爱尔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波因宁斯法案》，将爱尔兰议会处于英国兰议会的控制之下。这一法案存在了三百年，直到二十世纪才被废除，期间备受诟病。

基尔代尔被剥夺财产，押往伦敦。亨利国王相当明智，并没有对这位颇具实力的冒犯者进行简单的封建审判，因为基尔代尔的家族仍在都柏林郊外进行战斗，他的表亲、姻亲以及所有受他庇佑的人遍布爱尔兰。且不说他涉嫌支持波金·沃贝克，他的其他罪名也已相当严重。难道不是他烧了卡谢尔的大教堂吗？基尔代尔承认了这一点，但他的辩解却打动了国王：“是我烧的，但我以为大主教也在里面的。”亨利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对此发表指示：“既然爱尔兰无法控制基尔代尔，那就让基尔代尔统治整个爱尔兰吧。”这句话即便不是亨利说的，至少也是名言。基尔代尔因此获得赦免，并被释放，还迎娶了亨利的表妹伊丽莎白·圣约翰。之后他重返爱尔兰，接替波因宁斯，成为爱尔兰总督。

在爱尔兰能否掌权，有赖于能否召集一支人数充足的武装力量，并可对它发号施令。在这方面，英格兰国王施加了强大的个人影响。哪个大贵族能召集并控制军队，他就授予谁王室勋章以及总督头衔。另一方面，他也宠幸巴特勒家族和伯克家族，使得即便是基尔代尔这样的大人物，也无法完全操控各大家族的首领。一段时期以来，这种危险而多变的平衡局面成为建立中央统治的唯一途径。当时，没有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够戴上“爱尔兰王”这一桂冠，正如没有一个英格兰国王能够获得“法兰西国王”的称号一样。

但英格兰人有了强大的帮手。火炮，这一当年帮法国人驱逐英格兰人的武器，现在又来助英格兰人进攻爱尔兰了。大炮轰向爱尔兰的城堡，其中含义，不言而喻。这些大炮来自英格兰，爱尔兰人能使用大炮，但不会制造。一时间，大炮成为英格兰人掌控爱尔兰事务的关键，这是亨利七世与爱德华·波因宁斯所未料到的。长期以来，菲茨杰拉德家族的首领们身居半盖尔式的宫廷中，使英格兰统治区不寒而栗。在爱尔兰人看来，相较于都柏林城堡里处境窘迫的英王代表们，菲茨杰拉德家族控制着一个更为名副其实的王国。现在，随着文明的进步，火药打掉了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威风。

亨利在处理与苏格兰人的关系时，体现出他在判断问题上的精明。亨利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削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地位。他把武器用船经贝里克郡运到反对詹姆斯四世的贵族那里，并与反对派势力密谋频繁。与过去一样，边界冲突依旧猖獗，破坏着两国间的和平。詹姆斯支持王位觊觎者波金·沃贝克，因而两国关系更加恶化。但亨利的终极目标却很有建设性，他与詹姆斯签订了停战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缔结了和平条约。尽管亨利并不像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但他也有憧憬，甚至期望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能够结束，从中世纪以来就威胁英格兰的法国-苏格兰同盟不复存在。无论如何，为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统一，亨利还是率先采取了行动。1502年，他将女儿玛格丽特嫁予詹姆斯四世，直到亨利去世前，北方地区都保持着安定局面。

亨利的对法政策也相当成功。他意识到，战争的威胁远比战争本身能使他获利更多，他召集议会，使议会同意征税以准备对法战争。之后，他调集一小支部队横渡海峡来到加莱，并包围了布伦。与此同时，他又与法王展开谈判。后者无法同时应对来自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三方的挑战，便只好用钱收买亨利退兵。于是，亨利两头受益，他像爱德华四世一样，不仅如期得到一大笔法国的贡金，还将英格兰为了战争所征的税金收入囊中。

欧洲最有权势的新兴君主制国家是西班牙，由于阿拉贡的斐迪南德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的共同努力，以及他们在同摩尔人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而刚刚成为一大强国。阿拉贡的斐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完婚，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统一。1489年，亨利的大儿子亚瑟与斐迪南德的女儿凯瑟琳公主订婚，英格兰与西班牙便通力合作，确保他们能从法国那里获得战利品。西班牙得到了法国的领土，亨利则每年都会收到贡金。在早些年里，王室正常收入约五分之一都来源于此。

作为政治家，亨利七世持有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那种新派而冷酷的政治观点。青少年时代，亨利曾被流放外国宫廷，首级也被人明码标价。这段经历使他学到很多。他见过人们商谈通婚事宜、制定条约以及雇佣职业军队为路易十一和勃艮第公爵查理而战，他也知道如何对贸易进行管理，了解法国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亨利对当前各项问题进行权衡以及讨论，对现实政治提出了更为精准的分析，这有助于提高他作为威尔士人所特有的敏锐性。当时，拉丁民族的政治手段和分析能力已经有了高度发展。

亨利致力于以原有制度为基础，在英格兰建立一个强大君主国。像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一样，亨利一直进行着改良。他只是对旧制度进行微调，却不彻底变革。无须宪法上有根本改变，亨利的统治再次牢固树立了起来。他的政务会得到加强，从议会受权，就可对立过誓约或没立过誓约的个人进行审查，仅仅依据书面证词，就能给他们定罪。这种做法是普通法中所没有的。星室法庭（The Court of the Star Chamber）定期在威斯敏斯特开庭，由两位大法官主持。一开始，它是国王政务会下属的司法委员会，专门审理一些需要特殊处理的案件。例如，某一派势力过于强大，或犯罪分子罪行罕见以及过于残暴等。弱者与受压迫的人指控有钱有势之人，家仆豢养私人军队，以及贿赂陪审员等问题，都在星室法庭审理范围之内。

国王政务会的首要职能是管理而非审判。政务会成员由国王选定而成，即便入选，他们也没有绝对保证，国王可随时撤换他们。但另一方面，他们能终止英格兰任何一家法庭的活动，并将案件移至政务会审理，也可逮捕任何人，或对他人施以严刑。政务会里设有内部委员会，一个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另一个则掌管财政，从中世纪财政署繁杂的事务中，开辟出一条新路。财政大臣直接对国王负责，国王是中心，体现了直接的个人统治。他经常批准或审核各项花费，哪怕只是很小一笔钱，也会用草体缩写字母签上名，这些签名大概现在还能在伦敦的档案局里看到。在英格兰历代国王中，亨利七世很可能是最好的实干家。

用人方面，亨利七世也很有一套。他的大臣没有几个是出自世袭贵族家庭，许多人是新教教徒，几乎所有人都出身卑微。首相大臣、温彻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在英格兰是仅次于国王的二号人物。他原是赫里福德一所学校的校长，在巴黎认识亨利后，便陪他开始了流亡岁月。在管理与佛兰德斯人的羊毛贸易问题上深受国王青睐的埃德蒙·达德利则是伦敦城的副郡守。发明第一部外交密码的约翰·斯泰尔一开始是个杂货商或是布商，后被亨利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理查德·爱普生则是筛子匠的儿子。执政初期，亨利实力薄弱，如果犯了错误，是经不起打击的。于是他每天一有空闲，就开始记述政治事务以及其他需要他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即关于雇佣、奖赏、监禁、流放、剥夺公民权或处决等人事问题。

像同时期的其他君主一样，除了对国内政治颇具热情，亨利七世还十分关心对外政策。他让英格兰的第一批使节们继续常驻国外，并认为，外交手段可以取代之前国王们所进行的暴力行为，而及时、准确且源源不断的情报是这项工作的关键。即便在英格兰，亨利七世也建立了一套情报系统。关于他的国外情报系统的运转情况，米兰公使在给卢多维克公爵的信中做了描述：“国王掌握关于欧洲事务的准确情报。这些情报有的来源于他自己派出的使节，有的来源于他所雇佣的其他国家的臣民，也有的来源于商人。如果您想提供消息，最好能说出一些特别细节，或者赶在其他人之前讲出。”米兰公使又写道：“意大利局势的变化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一变化不是指与威尼斯人在比萨问题上所发生的纠纷，关于这一问题，他每天都能收到相关书信，而是指亨利七世认为，教皇已与法兰西国王结成了联盟。”

此外，亨利也像其他君主一样，大兴土木，并有所创新。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与在里士满的王宫，充分反映出他在建筑风格上的鉴赏力。尽管亨利私下生活节俭，但他还是会刻意地以很大的排场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打着华盖，穿着奢华的衣服，佩戴稀世珠宝，衣领光彩夺目。贵族们前呼后拥，宫廷人员多达七百人，每天在伦敦塔里进餐，费用均由亨利支付，并且还有小丑、歌手、猎人以及他那出名的豹子来表演娱乐节目。

亨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摒弃古代制度，有意识地进行改革，史学家对此存有争议。即便玫瑰战争的最后阶段，约克派的君主们还在为建立一个新型强大的、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而努力。在亨利七世统治下，这些屡屡受挫的心愿成为现实。亨利七世将中世纪的制度转化为当代的统治工具，他在这方面的技巧与智慧，令人无可置疑。

亨利所取得的成就巨大，且影响深远。在前辈留下的废墟与灰烬中，亨利七世建立起自己的权力。他小心节俭地积累了在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金钱，训练出一批能干的官员。他扩大了王权，却也没有失去下议院对他的支持，并使国家在君主制下繁荣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各君主中，他的成就与名望丝毫不逊于法王路易十一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德。

人们经常忽略这一点，现存亨利七世的所有肖像，几乎都是根据一副他去世后所带的面具而画的，这可以描绘出他的真实相貌，但却使他显得过于冷酷无情，从而与亨利同时代人对他的描述很不一致。但这些肖像似乎也符合亨利七世的性格与经历。英国国家肖像馆中的画像是亨利七世去世四年前所作，他坐在一处拱形背景中，机警而冷酷的灰色眼睛望向远方，纤细并经过精心保养的双手轻轻放在画面底部。他双唇紧闭，嘴角露出浅笑。画面中，亨利有些悲伤，他肩负责任，显出疲惫、警惕且看破红尘的神情。这就是都铎王朝的建立者，接下来，他所建立的这一王朝将带领英格兰走出中世纪的混乱，使国家变得更为强大，并步入一个前景广阔的时代。 MxPRHW7UOOFHk+TZY2BP7YZa0VLe4I5Szq+RC1KiGB7uxU9APycqBXSKXlwt5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