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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四世统治的十年间，在政治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老牌政党很快趋于瓦解。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辉格党和托利党因政见不同在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同时，辉格党内部也斗争激烈。现代学者对亲缘关系和商业利益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宣称，在十八世纪英国根本不存在两党制。如果客观严谨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那么只能说，此时当政者与在野之人争斗不休。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人数众多的中立绅士，他们不偏不倚，随时准备支持当政的任何一方。然而在议会激斗的伟大时代，此种结论还是略显不足。即便是朝野两派，也不妨有个称号。那么人们为其冠以“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名又何尝不可呢？无论如何，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托利党已连续执政近三十年。
托利党政府成功地领导英国度过了漫长艰险的战争岁月，虽然名誉受损，但也经受住了五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考验。工业革命为行政工作带来了诸多技术难题，无论是辉格党托利党，还是贵族派或重农团体，均对此茫然失措。新世纪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新形成的政治原则和定义打乱，又在维多利亚时代重新组合起来。虽然这一过程耗时漫长，但小皮特组建的政党已经感到了混乱和压力。此刻，皮特成功地将日渐强大的商业集团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他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行政管理成效也赢得了一些工业界领袖，诸如罗伯特·皮尔及威廉·格莱斯顿父辈们的支持。遗憾的是，皮特的政策传统在战争年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皮特的年轻信徒们也曾竭力捍卫他的主张，但继任者却缺乏皮特那样的威望和远见。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管理，地主阶级同新兴商人阶级结成的联盟很快将趋于瓦解。农场主和工业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皮特在世时，他们就开始相互争斗。到皮尔执政时期，双方最终分道扬镳。战争的结束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双方围绕《谷物法》再次展开了激辩，二者矛盾也一度激化。凯若琳的离婚使政府威望扫地，各个政党也未能拿出一份宏大的全国战略计划。甚至对利物浦抱有同情的人士也感到，除了维持现存制度外，政府几乎毫无作为。
以乔治·坎宁为首的托利党少壮派得到了商业阶层代言人威廉·赫斯奇森的支持。商人们主张恢复皮特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英明的商贸法案，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很快开始困扰托利党，致使其内部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同辈的党徒也相互争斗。在罗伯特·皮尔统治爱尔兰的六年间，政府成功抑制了不满的情绪和酝酿中的内乱。在皮尔看来，“眼下，一个可靠的专制政府对于爱尔兰最合适不过。”他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爱尔兰的相对稳定。但是，他的手段和政绩皆未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回国之后，皮尔对天主教解放忧心忡忡，他认定宗教运动不仅会危害爱尔兰的新教，也会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十九世纪尚未结束，皮尔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此时，皮尔为争夺托利党的领导权与坎宁打得不可开交，两人甚至相互诽谤或进行人身攻击。坎宁在策划和实施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方面功不可没，外交事务是他的主要关注点。然而，在他与卡斯尔雷进行辩论时，外交领域似乎又成为了他的一块禁区。坎宁在老辈托利党人中口碑不佳，他才华出众，机智诙谐，思维活跃，但却常常挖苦和讽刺别人，因而树敌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坎宁不可信赖的谣言不胫而走，他的上司也将其视作阴谋家。1820年的王室离婚案之后，坎宁辞职。一位托利党贵族意味深长地声称：“现在我们终于甩掉了这个麻烦的包袱。”1822年8月，坎宁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顺从地接受了这次体面的流放。至此，坎宁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告一段落。但是天意难测，当坎宁乘坐的船只正沿泰晤士河东行时，卡斯尔雷因不堪工作重负精神失常，在家中更衣室内割喉自杀。卡斯尔雷之死使坎宁在政府眼中身价倍增：他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坎宁在这个位置上主宰着英国政务，直至五年后去世。
政府部门进行了重组。皮尔负责掌管内政部，赫斯奇森主管贸易部。现在，政府中已经有了三位重量级的下院议员。而在1815年，四分之三的内阁成员都是来自上议院。在随后的几年中，托利党的统治更加开明。坎宁、皮尔和赫斯奇森大胆施政，他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比辉格党人的主张更为先进。皮尔改革了刑法，在伦敦组建起警察队伍。赫斯奇森详细审查了关税制度，同时推行皮特的经济政策，包括取消不合理税收，改革关税制度等。坎宁呼吁在国内谷物价格上涨时按比例下调其进口关税。但这一举措必将引发托利党内部的冲突。坎宁意识到了国内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他曾说道：“财产和人口的尖锐冲突将我们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只有通过开明和自由的立法才能力挽狂澜。”然而，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坎宁却知难而退，倒是皮尔挺身而出应对挑战。
一份关于天主教解放的年度推进计划提上了日程，这令支持政府的保守派人士倍感担忧。坎宁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是现行公民权的坚定捍卫者，相信通过有远见的商业措施和受欢迎的对外政策，能够消除议会改革面临的多方问题。但是，坎宁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自己的错误了。
坎宁就任外交大臣后，他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应对西班牙的危机。在那里，曾经举兵反抗拿破仑的群众组织成了如今的革命派，将矛头指向了专制的波旁政府，同时还以1815年法国宪法为蓝本颁布了宪法。坎宁曾经对1808的西班牙起义给予支持，因此自然抱有同情之心。但梅特涅及神圣同盟则将其视为暴民作乱，他们认为，这场迅速蔓延至波旁那不勒斯王国的暴乱，将对君主制原则及整个欧洲体系造成冲击。1822年秋，列强在意大利维罗那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协助西班牙波旁政府镇压内乱。威灵顿公爵代表英国出席，他遵从卡斯尔雷的建议，提出英国在此次冲突中保持中立。坎宁坚决支持中立立场，他通过舆论将此种论调广为传布，而英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也是一向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但是，奥地利与俄罗斯主张出手干预，他们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故敌法国革命政权死灰复燃。复辟的法国波旁政府惧怕革命，也同意派遣远征军开赴西班牙，恢复费迪南德国王的专制权力。
维罗那会议最终做出干涉西班牙的决定，坎宁对此不予理睬。伦敦一片兴奋，许多英国志愿者远涉重洋，协助“西班牙自由派”抵御“保守派”法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说法由此进入了英国政界。但是，坎宁同样反对公开支持“西班牙自由事业”，他因此遭到了辉格党的攻击。英国国内的意见分歧没有对西班牙战事的结果构成影响，法国干涉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西班牙自由派撤退到加的斯，而后便放弃了斗争。
在欧洲舞台之外，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英国对西班牙的政体不甚关心，但两个世纪以来，却一直与西班牙争夺南美殖民地的贸易市场，因此这些殖民地的自由对其甚为重要。拿破仑战争时期，南美殖民地尝到自治的甜头，因此当波旁王朝在马德里复辟，殖民统治恢复以后，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在整个安第斯山脉沿线，争取南美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坎宁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南美地图上的大多数共和国虽依然动荡不安，但已确立了独立地位。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两倍，而一旦法国或神圣同盟干预新大陆事务，或是欧洲军队横跨大西洋镇压叛乱，那么这一切就将付诸东流，其损失不可估量。坎宁对此焦虑不安。在这紧要关头，英国商人阶层敏感地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他们雪中送炭，向坎宁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坎宁果断采取了行动，呼吁美国加入英国一方来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在美国踌躇不定之时，坎宁也同法国方面进行了接触。法国不愿与英国进行海外冲突，因此立刻否认会在南美动武或拥有殖民野心，而神圣同盟也就失去了出兵的理由。后来，坎宁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新大陆的存在维护了旧大陆的均势。”
此时，新大陆一方也有自己的算盘。美国不愿欧洲的祸乱殃及大西洋彼岸。拉美多数共和国都已得到美方承认，它根本不想让欧洲王室的野心家们来民主大陆称王称霸。此外，美国也更不希望欧洲人重返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坎宁的英美联合建议产生了吸引力，美国两任前总统——杰弗逊和麦迪逊都支持门罗总统的看法，认为坎宁的主张颇受欢迎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欧洲的威胁外，他们还对俄国的太平洋计划极其关注。俄国人占领了阿拉斯加，沙皇的领土要求甚至包括了美洲西海岸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方，沙皇的情报人员神出鬼没。门罗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固执谨慎，他对英方的设想心存疑虑。亚当斯不信任坎宁，认为其“诡计多端，不值得信赖”。他希望美国能够撇开英国，独自采取行动。或许在未来，古巴或加拿大会渴求加入这个伟大的合众国，那么英美关于美洲不可侵犯的联合声明是否会削弱这种可能性呢？美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独立的态度。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与其像运输船般尾随英国战舰而行，倒不如名正言顺地向俄法阐明我国原则。”亚当斯的主张在1823年12月2日总统的国会年度咨文中得到了实现。咨文提出了纯粹的美国政策，即日后人们在谈及美洲事务时所经常提到的门罗主义。
门罗强调：“自由独立的美洲国家现状应该予以保持，其不应被视为任何欧洲强国的殖民场所……任何试图将自身（政治）制度扩展至美洲某地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洲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真是一个掷地有声的表态。门罗宣言之所以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是因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正友好地担负着警戒任务——虽然此事极少得到公开承认。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家海军始终是美洲自由的最坚强捍卫者。正因为有了英国壁垒的保护，美洲才得以从容地走上自己的发展之路。
著名的门罗宣言同样是给英国的一个警告。坎宁深知，美国人申明了其在美洲的主导地位，他也同样了解与美国发生矛盾争斗的危险。坎宁决定避免与美国冲突，因为这样可能会使英国陷入尴尬境地并损害它的利益。无论如何，对远不可及的危险进行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坎宁就此事发表了简短而中肯的声明：“美国发表言论，公然以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自居，并试图借美洲联盟反对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其主张违背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不会支持或默许。然而，抽象地驳斥该国言论无所助益，而我们也不应说出任何赞同的言语。”
不久之后，英国正式承认了美洲国家的独立地位。英王乔治四世对共和制国家抱有敌意，而坎宁在政府中的众多同僚也竭力反对他的做法。乔治甚至拒绝宣读承认南美独立的演说以示抗议——这篇演说最终还是由一位极不情愿的法官代行宣读了。坎宁的主张再次胜出。他当机立断解决南美问题可以说是外交政策上的一大胜利，当然，英国还有更多的事务等待着他的决断。
在拿破仑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不列颠的大批军队都被派去防御葡萄牙。而今，这个英国的最古老盟友再次请求援手。南美卷入欧洲事务后，葡萄牙的巴西殖民地宣布独立，同时还出人意料地将驻扎在此的葡萄牙亲王拥立为统治者。坎宁立刻承认了这个新政权，并力劝葡萄牙政府也如此作为。然而就在此时，形势突然出现了转变。葡萄牙老国王驾崩，一场王位争夺战随即展开。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是巴西皇帝年仅八岁的女儿，自由派和立宪派势力都对其表示拥护。女孩的叔叔同样要求继承王位，他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得到神圣同盟和西班牙的积极支持。英国秉持一贯的政策，那就是里斯本不能落入敌对势力手中，而此刻，葡萄牙几乎要被独裁主义干涉势力所压垮。依照古老的盟约，英国于1826年12月派军前往古斯塔河。坎宁在议会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说，军队调动并不是“刻意将政体强加某人，而是为维护盟国的独立”。英国驻里斯本的大使描述了皇家海军舰队出现在古斯塔河的时候，人们欢欣鼓舞的景象：“现在，谁也不再害怕成为立宪主义者了……英格兰已经发话，皇家军队业已抵达。觉醒的雄狮气度不凡。”虽然如此，葡萄牙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数年之后，坎宁的继任者们将再次面对这一棘手难题。
此时东地中海也爆发了一场危机。希腊已被土耳其占领了四百余年，如今也萌生了自由独立的思想。希腊人发动起义，于1822年宣布独立。英国人普遍同情希腊革命，尤其是了解古希腊塞莫皮莱和萨拉米斯荣光的英国知识分子，更是觉得热血沸腾。伦敦的开明人士渴望为革命者尽一份力，他们发起募捐活动，诗人拜伦和一些志愿者甚至直接奔赴了希腊战场。然而，拜伦在梅索朗吉昂牺牲之前，却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希腊获得的荣光几乎被内讧毁灭殆尽，在希腊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没有欧洲强国施以援手，希腊革命将被彻底扑灭。可怕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一支大军援助土耳其苏丹，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革命军队节节败退。更加不幸的是，欧洲列强对希腊革命态度不一。神圣同盟陷入分裂，奥地利和俄国站在了土耳其一边，坎宁遵循卡斯尔雷在世时的政策，试图调解双方矛盾。此外，坎宁害怕俄国出兵干预，在希腊建立起仆从国，并从土耳其那里捞得好处。如果俄国势力取代了土耳其，那么就将危及英国在中东和印度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东方问题”的起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欧洲列强的烦扰有增无减，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暂告终结。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涉，英法俄三国于1827年达成协议，向土耳其提出条件。英法联合舰队前往希腊水域向土方施压。这是坎宁在外交事务中的最后成就，他不久便与世长辞，未能亲眼看到希腊舞台上的下一出剧目。
英国政界对外交大臣坎宁的举措变得愈加挑剔起来。威灵顿十分不安，认为坎宁行事轻率。在利物浦首相的调解之下，各持己见的两派人士才没有决裂。1827年2月，利物浦突然中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接踵而至。赫斯奇森的内政和坎宁的外策使他们与那些老牌托利党徒日渐疏远。那么如今谁来领导政府呢？托利党的前景一片茫然。应该采取威灵顿的政策，还是听从坎宁的主张？首相人选仍然仰赖国王抉择，为此，乔治四世犹豫了一个月之久。辉格党人无力组阁，该党目前已是四分五裂，根本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因此，还是应由托利党的某一派出面来担当大任。
利物浦内阁中的许多成员，包括威灵顿和埃尔顿在内，都拒绝在坎宁的领导下任职。但另一方面，坎宁却有望获得一些辉格党领袖的支持。那么是否应建立托利党和辉格党的联合政府呢？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府组织惯例。是否由托利党单独执政呢？这不但会遭到下院反对，国内民众也不会认同。如果找来一些态度中立的名流建立温和的政府，化解党派之争呢？在温莎城堡内，一连几个星期，人们围坐在餐桌前争论不休。他们最终发现，没有坎宁和他的同僚，组阁之事便难以实现。但坎宁却要国王首先答应他的全部条件。他最终说服了国王：“陛下，先王曾打破辉格党的主导地位，我希望您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托利党。”乔治四世答曰：“如果那样做，我必受天谴。”1927年4月，坎宁出任首相，但仅仅掌权数百日。
坎宁组阁标志着十八世纪的政治体系即将瓦解。他能够获得首相职位，有赖部分辉格党人的殷切支持。然而，坎宁失去了下院唯一的托利党能人罗伯特·皮尔。皮尔辞职部分是出于个人原因，同时他也深知坎宁钟情于天主教的解放。但托利党中的反对派与辉格党中的顽固派对新政府十分厌恶。如果坎宁能多活一段时间，他和下属们或许能够组建起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不幸的是，在短暂的病痛之后，坎宁于8月8日离开了人世。他与卡斯尔雷一样死于过度劳累。
在新世纪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坎宁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的深谋远虑和当机立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坎宁头脑灵敏、性情急躁，在同僚中口碑不佳。正如他的朋友沃尔特·斯科特所言：他缺乏审慎态度。坎宁继承了皮特政策的优势一面，并将其传递后世。他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各类新兴潮流兴趣浓厚，同时也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运用舆论宣传为政府服务。与査塔姆相似，坎宁的政权主要得益于公众支持及受欢迎的外交政策。对天主教解放的支持体现了他胜于旁人的独到眼光，而其反对议会改革的态度也使接触过法国革命的英国政治家们怨声载道。后来他对议会改革的看法可能有所改变，至少可以说，在坎宁死后，面对濒临崩溃的托利党，他的追随者们最终改变了态度。迪斯雷利曾有幸与这个杰出人士见面：“我只见过坎宁一次，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他因激动而扬起的眉毛，萦绕耳际的美妙话语，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坎宁在紧要关头撒手人寰，这对国内外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追随者和辉格党盟友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勉强支撑着局面。政府领导人是性情忧郁的戈德里克爵士，他是前任的财政大臣。以皮尔和威灵顿为首的大多数托利党人对戈德里克政府持反对态度。辉格党与托利党间爆发了争吵，破坏了政府的团结，而在推行坎宁不干涉希腊的政策上，也出现了一场意外。塔列朗曾恶毒地讽刺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他说：“这个抽象的政治字眼与‘干涉’似乎意义相同。”但该项政策对英国人而言却是很有意义的。科德林顿曾是纳尔逊的下属，参加过特拉法加海战
，此刻，他正统率英法联合舰队泊于希腊的海面。科德林顿擅做主张，在纳瓦里诺湾一举歼灭了整支土耳其舰队。英国国内对此颇为震惊，他们担心俄国人会借机渔利，但是海战之胜却是帮了希腊人的大忙。英王发表演说，将其称之为“不幸的事件”，胜利者科德林顿差点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辉格党人的阴谋，临时政府突然分崩离析，但辉格党也无法单独组织政府，它太过孱弱且缺乏有力的领导。威灵顿和皮尔受命组阁，威灵顿担任首相，皮尔成为内政大臣和下议院议长。这些老牌托利党人还将进行一场顽强的垫后战争。
新政府的政治观点仅仅是要维护现存制度和律法，认为它们是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只有在迫不得已之时，才能决定后退。皮尔是当今英国最富才干的能臣之一，可他只精于行政管理，只有舆论沸腾引发全国关注并成为无从回避的政治现实时，皮尔才对其给予重视。皮尔政府的第一个让步是应反对派要求废除了《宣誓条例》，该条例将非国教徒挡在了公职之外。这些人经过长期的斗争，而今终于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天主教徒没有获得这项权利，他们的解放不仅关乎原则，也不只是迈向全面宗教平等的一个步骤，而且是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息息相关。爱尔兰问题是英国政府的最大败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的不满和抵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战略地位。从克伦威尔时代起，爱尔兰的大政方针就掌握在少数新教徒手中，爱尔兰人受到压迫，社会愤怒情绪也在不断酝酿升腾。爱尔兰的革命威胁使英国政府终日惴惴不安。1815年天主教徒解放问题出现以后，英国政界重新分为了两个派别，坎宁与部分辉格党人站在了一起，同威灵顿和皮尔一派相互对立。英国的政治家们达成了“君子协定”，将爱尔兰问题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但爱尔兰人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们在丹尼尔·奥康内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了猛烈的反英浪潮。奥康内尔是个地主，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希望爱尔兰在英王统治下实行自治。虽然他并不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但却是一位激情四射的演说家，他的讲演能够鼓动人们进行暴力抗争。
一个不起眼的政治事件掀起了波澜。政府中支持坎宁的托利党领袖威康·赫斯奇森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迫辞职，一位爱尔兰新教地主维齐·菲茨杰拉德通过晋升弥补了职位的空缺。在当时，官员任命需要选民进行补缺选举，因此便在克莱尔郡举行了一场投票活动。奥康内尔是天主教协会成员，他之所以成为候选人，是因为得到背后天主教协会的大力支持。他当选为议会议员显然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尽管当地新教人士极力抵制，但他仍然胜利当选。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天主教徒选举权，爱尔兰很可能会爆发革命，继而在国内引发政治灾难。
皮尔是从爱尔兰起家的政治家，他始终坚持保守立场，反对向天主教徒做出任何让步，而他的政治威望也由此确立起来。他是牛津大学选区选出的议员，也是最坚定的国教捍卫者。但随着危机的日益严峻，他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威灵顿的处境要略好些，他的态度倾向中立，因而能够不偏不倚地酌情定策。爱尔兰的局势现在一目了然，当地人组成的爱尔兰独立协会妨害了政府的管理，留给英国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解放天主教徒，二是再次出兵征服爱尔兰。1828年8月，威灵顿就爱尔兰局势向国王进行汇报，他说：“政府官员已不再拥有影响力或掌握政权，他们的权力被罗马天主教协会的阴谋家们剥夺了。天主教协会利用神职人员来施加影响，以自认为恰当的方式统治者国家……爱尔兰正酝酿着一场暴乱……而我们又无法解散议会，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通过解放天主教徒加以补救。如果不能采取相应措施平复社会情绪，人们就将被迫陷入争斗之中。”
恐慌情绪在爱尔兰的新教徒中间蔓延开来。爱尔兰暴乱不能带给他们一丝好处，天主教徒政治平等对他们来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如果寸步不让，他们的地产就将处于危险之中。政治权利或地产，二者只能选择其一。12月，爱尔兰事务大臣向皮尔明确指出了内乱的危险：“毫无疑问，在奥康内尔被赶出议会之时，南方的农民将乘机起事。在此期间，任何反对天主教徒的举动都可能迫其提前采取行动。”一名英格兰反对派的成员在信中阐述了爱尔兰新教徒的观点：“根据权威消息，绝大多数的奥兰治派新教徒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们明确表达了不惜任何来代价化解双方冲突的急切愿望。”
威灵顿将军曾目睹了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他深知，英国很难凭一己之力镇压一场全国性的暴动。威灵顿出生在一个爱尔兰家庭，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海岛十分了解。他用朴实的语言向上院议员直抒胸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火中度过，历经的戎马岁月比大多数人更长。这些战争大部分是内战。我要申明的是，如果能使祖国避免哪怕是一个月的内战，我可以付出任何努力，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现在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只有英国主教、保守派托利党人和国王。主教和托利党人可以通过投票将其否决，而国王却是难以对付的障碍。威灵顿和皮尔曾在温莎与国王进行过一次不愉快的会谈，而且他们也未能同全体内阁成员达成共识。皮尔越来越忐忑不安，而国王却依然固执己见。皮尔认为，这个政府将要采取的，正是其政治生涯中一直抵制的政策。如果不是形势需要，推行法案非他莫属，他没有理由留在政府之内。事实上，反对派可以迫使议会通过解放法案，但这却对皮尔无所助益。他们无法获得国王支持，缺乏法案通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得不到皮尔的认同，威灵顿无法批准法案，如果国王不予支持，辉格党人也就无能为力。因此，皮尔只能勉为其难，继续承担重任。他辞去了牛津大学选区的托利党职务，转而成为韦斯特伯里的代表议员。他站在了威灵顿一边，最终说服了惧怕辉格党执政的乔治四世。皮尔亲自将解放议案提交下院，1829年，该议案以明显的优势获得议会通过。爱尔兰免除了革命的危险，但英国托利党的团结再次遭到了重创。在法案通过之时，托利党的“元老派”仍然十分强大，他们始终难以容忍皮尔和威灵顿对英国国教垄断的破坏。在托利党的追随者看来，该党的纲领和原则有许多前后不一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但保持新教的至高无上却是托利党人始终遵循的政治原则。
威灵顿以军事眼光看待政治事务，他提出与批评者们决斗，以此来进行威慑。温奇尔西爵士无礼地在上议院指责首相，说威灵顿不够诚实，结果一纸正式的战书随之而来。决斗地点选在巴特西公园。陆军元帅威灵顿此时已过花甲之年，但举手投足间依然流露着淡定和从容。对他来说，决斗之事要比抚慰政客容易得多。他曾面对政客大发牢骚，要求“绅士们赶快冷静下来”。而现在，他转向自己的决斗助手，战争时的部下说道：“现在开始，哈丁，看仔细，离开战场。我可不想浪费时间。该死，不要离沟渠那么近，一旦我射中他，他就会跌进去的。”所幸，决斗双方均安然无恙，随后，温奇尔西写下了一份声明，收回对威灵顿的人身攻击。当日晚些时候，威灵顿觐见国王，他说：“另有一件私事禀告陛下，我上午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乔治和蔼地回答，他对此十分欣慰。他历来支持并赞赏绅士维护荣誉的做法。但是，政治矛盾的处理并不总是这么简单。
威灵顿公爵政府并没有推行开明政策的迹象，在坎宁派官员辞职后，内阁空出的两个职位由威灵顿的两个部下接手。这个军事化、副官化的政府越来越背离政治的轨道，反对派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是，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波澜不惊。1830年6月，乔治四世国王溘然长逝，脖子上还挂着菲茨赫伯特夫人的小画像。人们并未对这位“欧洲第一绅士”念念不忘，丧君之痛很快就消失了。在国王弥留之际，他的情妇科宁厄姆夫人忙着清点她的额外津贴。这位曾经英俊潇洒的青年后来变得相貌粗俗、身材肥硕，甚至连国王自己也不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他穷奢极欲，由于长期的放荡不羁，其所具有的天赋才能也逐渐衰退。乔治不是天生的暴君，但却总爱以独裁者自居。当欧陆的专制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他才意识到应尽量回避独裁专制之类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代，国王的口碑颇为不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上流人士相差无几。
继承乔治四世王位的是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在乔治三世的子嗣中，克拉伦斯最为古怪，但也最是招人喜爱。他在海军里成长起来，除1827年曾被坎宁任命为海军上将，度过了短暂的荒唐时光外，一直过着低调晦暗的生活。许多年来，克拉伦斯与一名女演员在布希公园同居。但最终还是被迫承担王室义务，与德意志萨克森-迈宁根公国的阿德莱德公主结婚。事实证明，阿德莱德公主热情慷慨、心地善良，是极好的王后人选，而威廉四世性情温和，头脑简单，倒与公主十分相配。但是，国王的饶舌毛病总是令臣属们极为难堪，国王在公共场合常常蠢话连篇，而大臣们对此束手无策。在一次招待内阁大臣和外国使节的盛会上，国王站起身来，带着海员般的粗俗，建议大家举杯痛饮，最后还甩出一句：“居心不良者可耻。”国王的言语让在场之人十分尴尬，待他坐下后，一位宾客转向法国大使塔列朗，悄然问道：“您感觉如何？”“很好！”塔列朗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陪同国王的枢密院文书，传记作者查尔斯·格伦维尔对国王忧心忡忡，他很难保证国王能够在召集议会前一直保持理智。然而在民间，国王夫妇的确很受欢迎。王后并非相貌出众，但相比乔治五世的奢侈放荡，她的朴实和恬淡无疑为王室生活中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一次，国王从御辇的窗户中吐了一口痰，围观的人群一片骚动，其中有人高声责备道：“如果是乔治四世国王，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国王的粗鲁直率却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毕竟伦敦社会的生活和礼仪并不是以宫廷为样板的。
由于克拉伦斯公爵曾被威灵顿撤去海军上将职务，因此人们猜测，新国王可能会让辉格党组织政府。但是，克拉伦斯成为威廉四世国王后，却对威灵顿既往不咎，依然保留了他的职权。国王公正无私的名望颇具政治价值，这在威灵顿身上得到了极好证实。威灵顿曾言：“国王从登基到崩殂，对我始终恩宠有加，甚至古今内外无人享此殊荣。而我先前将他赶下海军上将之位，论手段已是严苛至极，以至古往今来无人能比。但是国王没有丝毫怨恨之意。”“水手威廉”需要在各个方面保持公正之心，前方的狂涛巨浪已经渐渐逼近。法国再度爆发革命，波旁王朝气数将尽。当消息跨过英吉利海峡传到英国人耳中的时候，英格兰人心动荡，波澜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