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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特性问题是独特的，但是存在特性问题的绝不只是美国。国民特性问题上的辩论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常有的特点。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询问、重新考虑和重新界定他们自己有何共性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区别何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属于什么？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中国被说成是“探索国家特性”。据说叙利亚和巴西都面临各自的“特性危机”；加拿大处于“持续不断的特性危机”；丹麦处于“尖锐的特性危机”；阿尔及利亚处于“破坏性的特性危机”；土耳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而导致激烈的“国家特性辩论”；俄罗斯则处于“深刻的特性危机”，这一危机重新打开了19世纪斯拉夫派和西方化派之间的辩论，争论俄罗斯到底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还是一个特殊的欧亚国家。在墨西哥，“墨西哥特性”问题提到了前列。原先两个德国——一个是民主的和西欧的德国，一个是共产主义的和东欧的德国——如今正奋力重建一个共同的德国特性。不列颠诸岛的居民对自己的不列颠（British）身份已不是那么肯定，在琢磨自己首先是欧洲人还是北大西洋人。国民特性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
以上这些以及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性危机在形式、实质和激烈程度上各自有所不同，每一处的危机无疑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独特的原因。然而，这一危机同时出现在美国和如此之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也表明很可能有共同的因素在起作用。比较普遍的原因包括：出现了全球经济，通信和交通运输大有改善，人口流动幅度上升，民主制度在全球扩展，冷战结束，作为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苏联共产主义也结束了。
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从较狭窄、较亲近、较社群的角度重新界定身份和特性。国民层次以下的文化身份和地区身份比广泛的国民身份更受关注。人们认同于那些最像他们自己的人，那些被认为有着共同的民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传统以及传说的共同祖先和共同历史的人。在美国，这种身份碎裂表现为多文化论崛起，人种、民族和性别意识抬头。在另一些国家，它的表现形式比较极端，出现了一些种族、教派要求得到政治承认、自治或独立的运动。魁北克人、苏格兰人、佛拉芒人、加泰罗尼亚人、巴斯克人、伦巴第人、科西嘉人、库尔德人、科索沃人、柏柏尔人、恰帕人、车臣人、巴勒斯坦人、棉兰老岛穆斯林、苏丹基督教徒、阿布哈兹人、泰米尔人、亚齐人、东帝汶人等族群中间都出现了这样的运动。
在出现这种身份狭窄化的同时，又出现身份广泛化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和文明背景很不相同的人们如今日益增多其相互交往，而现代通信联络手段又让那些虽然相距遥远但却有类似语言、宗教或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彼此认同。超国家身份的出现在欧洲最明显，它同时又加剧着身份的狭窄化。例如，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自称为Scottish（苏格兰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颠人，英国人），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苏格兰人身份扎根于欧洲人身份。伦巴第人、加泰罗尼亚人和欧洲的另一些人亦是如此。
一种相关的现象，是各种社群既互相杂居又各自抱团，既彼此交往又彼此分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包括暂时的和永久性的人口流动，使越来越多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掺和在一起：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流到美国，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流入西欧。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使这些流动人口能够继续保持为原有文化和社群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散居海外的群落，保持着跨国的共性。他们既与所在地区的人杂处，又自己抱成一团。对于美国来说，现今来自墨西哥和拉美其他地方的移民日益增多，由于上述的情况，他们对于人口同化造成的后果，可能跟以往的移民浪潮大不相同。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知识界和政界精英人士，有时还有经济界精英人士，曾大力倡导民族主义爱国精神。他们提出了一些精心设计和充满激情的口号，希望在本国所有同胞心中都激起爱国之心，为国家的事业共同奋斗。然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在美国以及许多别的国家，精英人士中间也出现了日益上升的非国籍化现象。由于出现了全球经济和全球公司，加上人们能够结成跨国联合组织以便在全球范围促进各种改革（例如争取妇女权利，保护环境，清除地雷，捍卫人权，争取限制私人枪械），这就使得许多精英人士具有超国家身份，而贬低一国国民身份。从前，流动人口一般是在国内从农村到城市或在城市之间移动，从事自己的事业或者追求财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从一国到另一国流动。从前在国内流动的人，乡土观念趋于淡薄；现在跨国流动的人，则是国籍观念趋于淡薄，他们成为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的人，或是成为世界公民。
在欧洲国家观念出现的早期，国民特性主要是界定于宗教信仰。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大都转向世俗化。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大多是按照自己的祖先、语言或文化界定国民身份，而宗教往往可能导致社会分裂。到20世纪，除了美国这一明显例外情况以外，西方国家的人已普遍世俗化，教会和宗教信仰在公共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作用已经降低了。
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看来又将是一个宗教的世纪。除了西欧以外，几乎处处的人都回头到宗教信仰中寻求安慰、指导和认同。如同吉勒斯·凯珀尔所说，到处可见“上帝的复仇”。宗教集团之间的暴力行动在世界各地蔓延。人们越来越关心尽管相距遥远但却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的命运。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要求按照宗教界定国民特性的强大运动。美国出现的运动有所不同，是号召人们记住美国的宗教来源以及美国人虔诚信教的传统。福音派基督教会已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美国人总的说来可能正在恢复三个世纪以来普遍存在的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的自我形象。
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世界各地有50多个国家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扩大民主和深化民主的努力。个别的专制政府也许能够统治而且往往还确实统治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但民主制度则意味着人民起码能选择其统治者，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样，身份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谁是人民？正如伊弗·詹宁斯所说，“在有人决定谁是人民以后，人民才能作出决定。”决定谁是人民，可能有赖于长久的传统、战争和征服、公民投票或全民公决、宪法修订或其他因素。但不论怎样，这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当专制国家民主化时，以及当民主国家面临着许多新来者申请公民身份时，如何界定公民身份，确定谁是公民、谁不是公民，都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是几百年反复发生的战争的结果。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说，“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又制造战争。”这些战争使得国家有可能也有必要在自己的民众中间培养国家和国民意识。国家当局的首要职能就是立国安邦，卫国卫民。正是为了履行这一职能，国家当局才有理由扩大其权力，并建立军队、政府机构和有效的赋税制度。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然而，到20世纪末，冷战结束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变得罕见。据一项估计报告，1989年至1999年期间，在110次战争中，只有7次不是内战。现在战争往往充当国家的分裂者，而不是国家的造就者。在比较通常的情况下，保卫国家安全的职能降低了，这就降低了国家当局的权威，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有理由认同自己的国家，相反，却更多地认同国家层次以下的和跨国的群体。
国民身份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文化中高低有所不同。在穆斯林世界，身份的认同呈现出一个U字形：最强烈的认同感，一头是家族、氏族和部落，另一头是伊斯兰教以及自己所属的教派，而对国家的忠心通常较弱，只有很少的人例外。在西方世界，则是把这个U字倒过来，对国家的认同最高，而比国家狭窄的或广泛的认同感较低。可是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正在起变化，超国家的和国民层次以下的各种身份的地位逐渐上升，欧美人的认同感不再是两头低中间高，而是趋于拉平，向穆斯林的模式接近。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和国家利益的概念在失去分量。如果说情况的确如此，那么问题就是：如果说有些什么东西正在取代上述概念的地位，那么它们是什么？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说情况并非如此，国民特性仍然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美国人国民特性的内容方面的变化对美国来说含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