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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以后展现出来的国旗是美国的象征，但旗帜并不能表达出美国的实质意义。有些国旗，例如一些国家的三色旗、英国的米字旗、巴基斯坦的有星和新月的绿色旗，多多少少可以说明它们所代表的国家的特性。我们的星条旗图像明朗，但只说明合众国最初由13个州、现在由50个州所组成。除此之外，这旗帜还有什么意义，就任凭美国人和别国的人想象了。“9·11”以后国旗大量展现，很可能证明了国民特性在大家心目中重新占有重要地位，但可能也表明人们对于这一特性的实质还不是很清楚。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会随着外来威胁的强弱而急剧上下波动，可是国民特性的实质却是由各种各样长期的、根本性的、往往还彼此冲突的社会趋势、经济趋势和政治趋势逐渐慢慢形成的。涉及美国国民特性的实质的那些关键问题，是不会在9月10日到9月11日一天之间就突然消失的。
“我们美国人”这句话，其主语就体现出国民特性的一个实质问题。我们是“我们”吗？我们是一种人，还是几种人？如果说我们确实是“我们”，那么“我们”和“他们”即美国人以外的人们又区别何在呢？在于人种和民族属性、宗教、价值观、文化、财富、政治或别的什么吗？美国是不是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普世之国”，它所依据的价值观对全人类来说都是通用的，原则上囊括了所有各国人民？或者，我们是否只是一个西方国家，我们的特性是由我们的欧洲传统和体制所决定的？或者，我们是不是像“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二百多年来所说的那样，有我们自己的独特的文明？我们是否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群体，我们的特性只存在于《独立宣言》及其他开国文献所体现的社会契约之中？我们是多文化的，还是双文化的，抑或是单文化的；是一幅镶嵌画，还是一个大坩埚？我们有没有超出于人种特性、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之上的一种有意义的国民特性？在“9·11”以后的时代，这些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依然存在的。它们部分说来是笔墨之争，然而，它们也是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内外政策具有深远影响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激烈辩论过不少事情，如移民和同化、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种族关系和赞助性行动、公立学校和公共单位中的宗教、双语教育、中小学和高校的教学大纲内容、学校里的祷告和堕胎、公民身份和国籍的意义、外国势力对美国选举的干预、美国法律在国境以外的运用以及移民社群在国内外日益增大的政治作用。所有这些事情从根本上说都涉及国民特性问题。在这每一件事情上不论采取什么立场，几乎都得在国民特性问题上有所表态。
对外政策方面也是这样。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进行了激烈、广泛和相当混乱的辩论。这种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冷战后世界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但这并不是人们对美国的作用掌握不准的唯一原因。国家利益来自国民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假如美国的特性就在于普世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则，那么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大概就是把这些原则推广到别的国家去。可是，假如美国是与众不同的“例外”，那么在别国促进人权和民主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假如美国主要是多种文化和民族实体的联合体，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该是促进这些实体的目标实现，我们就该奉行“多文化的对外政策”。假如美国首先是一个具有欧洲文化传统的西方国家，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注意加强与西欧的联系。假如外来移民使美国成为比较具有拉美裔文化特性的国家，那么我们的注意力首先就该放在拉丁美洲。假如美国的特性主要不在于欧洲文化，也不在于拉美文化，那么美国推行对外政策就不要跟我们与别国的文化联系扯在一起。国民特性的其他定义还会衍生出另一些不同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对外政策上的争论，其根源就在于我们在国内是什么人这一方面有争论。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于1707年，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于177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于1918年。它们的名称表明，它们都是若干个实体通过联合或征服而结在一起的联合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三国似乎都像是有凝聚力的和成功的社会，它们的政府相对说来是有效的，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承认是合法的，它们的人民作为英国人（British）、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有很强的国民身份意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不复存在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王国的联合不那么强了，北爱尔兰有人正为新政体而奋斗，苏格兰和威尔士正在实行权力下放，许多苏格兰人期盼最终独立，英格兰人日益普遍地自称为English（英格兰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颠人）。由几个十字构成的米字旗有分崩离析之势，联合王国到21世纪上半期某个时候也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
苏联解体以及联合王国可能分解的动向，在它们发生之前的十来年，都是没有多少人预料过的。现在，也没有什么人预料美利坚合众国会解体或起根本变化。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倘若到了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也还是跟25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那倒会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
美国人在18世纪后期实现独立时，人口不多，而且是清一色：基本上全是白人（当时黑人和印第安人还不能具有公民身份），是英裔人和新教徒，有着共同的文化，绝大多数人都忠于《独立宣言》、宪法及其他开国文献中所体现的政治原则。到20世纪末，美国人口增加了几乎一百倍，多种族（大约69%为白人，12%为拉美裔人，12%为黑人，4%为亚洲裔和太平洋岛裔人，其余约3%），多民族（没有任何一种民族属性的人占人口大多数），多宗教信仰（新教徒占63%，天主教徒占23%，其他宗教的信徒占8%，还有4%的人不信教）。美国的共同文化以及“美国信念”的两条主要原则，即平等和个人主义的原则，受到了美国社会中许多个人和团体的攻击。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一个邪恶帝国对立面。我们美国人已不是我们过去那样的人，而且说不准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永恒的。正如卢梭所言，“既然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国家能希望永世长存呢？”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无情的外部“野蛮”势力的威胁。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也会遭受斯巴达、罗马等国家的命运。从历史上看，美国的特性涉及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种，民族属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语言和宗教）以及意识形态。人种和民族单一的美国不复存在。美国的文化受到围攻。苏联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弱的。像罗伯特·卡普兰所注意到的那样，可能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美国会比别的国家更可能走完由生到死的历程”。然而有的社会当生存受到严重挑战时，也能够推迟其衰亡，遏制其解体，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国民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美国人在“9·11”以后这样做了。在第三个千年的头几年，美国人面临的挑战就是：如果不受到袭击，他们是否还能继续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