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性：还挂国旗吗？

波士顿市比肯山的查尔斯街，是一条令人惬意的街道，两旁都是四层的砖楼，底层是古董店和别的商店，上面则是公寓套房。在邮局和饮料店的门口，曾经天天悬挂着国旗。后来邮局不挂国旗了。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挂国旗的只有饮料店一家。两周后，这里挂出了17面国旗，还有一面巨大的星条旗横跨在街道的上空。国家有难，查尔斯街的居民重新想到了自己的国家，与国同心。

查尔斯街人们的爱国主义高涨，正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内战以来，美国人就对国旗深怀感情。星条旗似乎成了一种宗教偶像，成了美国人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一个主要象征，其意义之深更甚于别国的旗帜。然而，“9·11”以后，国旗无处不见，其盛况大概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居民家庭、企业、汽车、服装、家具、店门、楼窗、路灯杆、电话杆等等，都有星条旗显现。据统计，10月初，80%的美国人说他们展示了国旗，家里挂旗的有63%，汽车挂旗的有28%，衣服上系旗的有29%。据报道，沃尔玛超市售出的国旗9月11日有116000面，第二天有250000面，而一年前这两天售出的数字分别为6400面和10000面。国旗的需求比海湾战争期间增长了10倍，制旗工人加班加点，日产量上升一倍、两倍或三倍。

国旗只是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美国人爱国激情的猛然高涨，国民特性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别的特性。10月1日一位年轻女士的谈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我19岁那年迁居纽约市……过去，要是你问我是什么人，我会告诉你，我是一个音乐家，一个诗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从政治层面上说，我会说我是一名妇女，一名同性恋者，一名犹太人。我不会提到我是一个美国人。

我的女伴和我在大学研究性别问题与经济问题，对男女的不平等感到灰心，讨论过是不是去到别的国家。9月11日，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到我过去一直把自己享受到的自由当做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的背包上有一面美国国旗，看见喷气式战斗机飞过时向它们欢呼，我把自己叫做一名爱国者。

这位名叫雷切尔·纽曼的女士说的这番话表明，在“9·11”以前，国民特性在一些美国人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是不高的。在某些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和精英人士中间，国民特性有时简直被淡忘了。全球化，多文化主义，世界主义，移民，贬低和反对国民特性的情绪，都冲击了美国人的意识。人种、民族属性和性别方面的特性登上了前列。与先辈移民不同，许多移民保持着双重国籍，忠诚于两边的国家。拉美裔移民大量涌入，使美国语言和文化的统一成了问题。公司经理们、教授们和信息时代技术专家们视世界性身份重于国民身份。美国史的教学让位于民族史和人种史的教学。强调多样性取代了强调美国人的共同性。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艰辛工作和战争而建立起来，又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巩固的全国团结和国家认同感似乎在衰竭。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到2000年时已不如此前百年间那样举国一体。在美国人各种特性的旗杆上，星条旗似乎是处于降半旗的位置，而另外一些旗帜却在更高处飘扬。

20世纪90年代的几件事突出表明了美国国民特性受到了其他的国民层次以下的特性、跨国的特性和他国的特性的挑战。

他国的特性

在1998年2月墨西哥和美国的金杯足球赛上，有91255名球迷沉浸于“红白绿旗帜的海洋”。谁打出星条旗，他们就嘘谁。他们向美国球员“扔石头、水杯、啤酒杯或更坏的液体”，还用“水果和啤酒杯”袭击了几个想举起美国国旗的球迷。这场球赛的地点并不是墨西哥城，而是洛杉矶。一个美国球迷低头躲开一块向他的脑袋砸过来的柠檬，气愤地说，“在我们美国不让举美国国旗，岂有此理。”《洛杉矶时报》的记者也感叹：“美国队在洛杉矶踢球居然不是主场球。”

从前，历经千辛万苦来美国的移民，一看到自由女神像就热泪盈眶，他们满怀激情认同这个新的国家，因为它给他们提供了自由、工作和希望。这些人往往成为爱国心最强烈的美国公民。在2000年，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略低于1910年。可是，身在美国而心却在别国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可能高于美国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

亚民族的特性

约瑟夫·雷亚在他的《种族骄傲与美国人身份》一书中，引述了两位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读过的诗。在1961年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罗伯特·弗罗斯特朗读一首诗，歌颂了美国的创建得到了上帝“赞许”而开辟新纪元的“英雄业绩”，诗中说：

我们革命造反的冒险

在自由的故事中证明了自己的正义

光荣啊光荣代代相传至今不息。

他说美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诗歌和力量的黄金时代”。

32年以后，在克林顿总统就职典礼上，玛娅·安杰卢朗读的诗所表达的美国形象却是另一个样子。她一次也没有提到“美国”或“美国人”，却列举了27个人种、宗教、部落群体——亚洲人，犹太人，波尼人，拉美裔人，爱斯基摩人，阿拉伯人，阿散蒂人，等等。她谴责说，由于美国“追逐利润的武装斗争”及其“犬儒主义的血腥烙印”，那些群体受到了不道德的欺压。她说美国可能“永远陷于恐惧，永世套上野蛮枷锁”。因此，弗罗斯特认为美国的历史和特性是光荣的，值得庆贺，流传千古，而安杰卢却认为美国的特性是亚民族群体的生活和真正身份受到邪恶的威胁。

一种类似的对照出现于1997年《纽约时报》记者对沃德·康纳利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康纳利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领导一项公民立法提案，要求州政府停止“照顾少数民族”的“赞助性行动”。请看电话采访中的以下对话：

记者：“你是什么人？”

康纳利：“我是美国人。”

记者：“不，不，不！你是什么人？”

康纳利：“是，是，是！我是美国人。”

记者：“我不是问这个。我听说你是非洲裔美国人。你是耻于承认自己是非洲裔美国人吗？”

康纳利：“不，我只是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

接着，康纳利解释说，他的祖先包括非洲人、法国人、爱尔兰人以及印第安人。最后，

记者：“这使你成为什么人？”

康纳利：“这使我成为全美国人！”

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像上面谈到的雷切尔·纽曼那样的一些美国人，在回答“你是什么人？”的问题时，却不会像康纳利这样满怀激情地说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只会像《纽约时报》记者所期待的那样，报出国民身份层次以下的人种和民族属性或性别身份。

跨国特性

1996年，拉尔夫·纳德给美国100家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写信，提出他们的公司从联邦政府得到巨额的减免税优惠及其他补贴（据卡托研究所估计每年高达650亿美元），因此要求他们表示支持“养育了他们、建造了他们、补贴了他们和保卫了他们的国家”，在年度股东大会开幕时向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宣读效忠誓言。一家公司（联合百货商店公司）回答时表示赞成；半数公司根本不作答复；别的公司则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福特公司的代表明确地声称了他们的跨国身份：“福特是跨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公司，在英国就是英国公司，在德国就是德国公司。”安泰公司首席执行官说纳德的主张“违背了我们的民主制度赖以立足的原则”。摩托罗拉公司谴责纳德的主张带有“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色彩”。普赖斯·科斯特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问纳德：“你下一步还会提什么建议——要个人忠诚宣誓吧？”金佰利公司经理说得更肯定：这“让人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搞忠诚宣誓的那些阴暗的日子”。

美国大公司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原因之一无疑在于纳德找他们的麻烦已有好几年了，所以他们趁这一机会把纳德比做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然而，在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像他们这样贬低国民身份的意义甚至予以弃置一旁的人，还大有人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攻击民族主义，警告说给学生灌输美国自豪感是危险的，认为将个人认同于国家是不可取的。诸如此类的言论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包括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甚至还有政界的某些人士，正在无国籍化，将跨国身份和世界主义特性置于国民特性之上。但就美国公众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这样，一头是多数美国人依然重视国民特性，另一头是越来越多的操纵权力、财富和知识的人在谋求跨国身份，两头之间出现了差距。

“9·11”急剧降低了这些非国民特性的地位，美国国旗又重新高高地飘扬在旗杆顶上。它会长久在那里吗？我们在上面说到查尔斯街的17面国旗，它们到2001年11月减到了12面，12月为9面，2002年1月为7面，3月为5面，到了“9·11”一周年时，只有4面，这等于“9·11”之前的4倍，但比一年前减少了3/4。如果说这是表明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的一个指数，那么它是否表示了“9·11”以后的一种正常状态？难道我们都像雷切尔·纽曼一样，需要由一个本·拉丹来提醒我们自己是美国人？如果我们不再反复经受这种破坏性的惨痛袭击，我们会不会又回复到美国国民特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像“9·11”之前那样低迷不振的局面？或者，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重新振奋起来的国家认同感，它不依赖于外界给我们造成灾难的威胁，却又能让我们得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缺乏的那种万众一心的团结？ yT+DwKkfpW7JKcC/MtDkeuP3cIbvOp0DFpynNvqccvMTEjldOKsC4gFvTEbcik4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