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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如同其他社会的政治一样，一向是而且仍然是人物与派系的政治、阶级与地域的政治、利益集团和种族集团的政治。然而，美国的政治又在异常之高的程度上一向是和仍然是道德主义和道义激情的政治。美国的政治价值观体现于“美国信念”之中。争取在政治行为和体制之中实现这些价值观的努力，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个人来说，美国人有责任追求美国梦，尽自己能力、性格和努力，实现其奋斗目标。就集体而言，美国人有责任确保自己的社会真正是希望之乡。从理论上讲，个人改造成功了，就不需要对社会进行集体的改革。然而在实际上，美国历史上的历次大觉醒都是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这几次“信念激情”的表现从根本上看都是由美国新教的持异议、传播福音的性质所形成的。罗伯特·贝拉精辟总结过这一点：
我们历史上的好坏观念大多是根源于我们的公共神学。每一次争取使美国完全实现它公开宣称的价值观的运动，都是产生于某种形式的公共神学，从废奴主义者到社会福音派和早期社会主义者，到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和塞萨尔·查维斯领导的农场工人运动，莫不如此。但每一次扩张疆域的战争以及每一次少数种族和移民群体的反抗亦是如此。
加里·威尔斯也认为是这样：“宗教是我们历次重大政治危机的核心，这些危机都是道德危机——不论是赞成或反对历次战争、奴隶制、法人权力、民权、女权、‘西部’、美国分离主义以及建立帝国的主张，都是如此。”
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新教历史上有过四次大觉醒，每一次都与政治改革的重大努力相联系，有政治改革紧随其后。许多的政治、经济和观念的因素走到一起而形成美国的革命。观念因素包括洛克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辉格党人的共和主义。同等重要的是宗教的根源，最突出的是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那次大觉醒。那一运动的领头人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和其他几位奋兴运动传教士，乔纳森·爱德华兹则为运动提供了教义理论。这次大觉醒传遍了当时的各处殖民地，动员了成千成万的美利坚人决心在基督信仰中求得新生。这一宗教奋兴运动为后来紧接着的政治奋起奠定了基础。虽然可以说，假若没有这次大觉醒，也会发生美国革命，但事实却是美国独立的革命确实是建立在大觉醒的基础之上，受到大觉醒的重大影响。正如哈佛的学者艾伦·海默特所说：“福音动力是热烈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化身和工具。在革命前美利坚的福音教会中，铸就了日后体现美国早期民主制思想的各个论坛和民众的大联合。”将近当时美利坚人口一半的公理会、长老会和浸礼会的广大教友“接受了千禧年思想”，而这些“千禧年教派正是美国革命的最坚定支持者”。
当时的美利坚人支持或反对大觉醒运动的程度有高有低，但无论如何，这一运动是动员了殖民地几乎所有各教派的教友的第一次民众运动。大觉醒时深得人心的福音传播者怀特菲尔德四处奔走，从佐治亚到新罕布什尔四处布道，是第一位真正属于美利坚的公众人物。这为后来遍布各殖民地的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创造了经验和环境。美利坚人头一次联合起来，开始形成美利坚民族意识，而不再是只有地域意识。约翰·亚当斯在1818年指出：“革命兴起于战争爆发之前。革命发生在人民的心灵之中，发生在他们对待责任与义务的宗教感情的变化之中。”1973年，威廉·麦克洛克林附和亚当斯的看法，指出大觉醒是“美利坚民族认同感的开始，是革命的起点”。
第二次大觉醒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说，它也是“福音传道和奋进主义运动”，实际上是“美国第二次革命”。它的特点是循道宗和浸礼会教会大发展，同时形成了许多新的教派，其中包括“后期圣徒会”。这时，与怀特菲尔德相当的人物是查尔斯·芬尼。他吸收了数以万计的人入教，他宣扬“既需要信仰也需要工作”，因此“对改革产生了有力影响”。宗教的奋兴精神鼓动了大批大批的人努力争取社会改善和政治改进。正如威廉·斯威特所说：“各种社团纷纷成立起来，推进节欲事业，建立主日学校，在港口和沿运河救助遇难海员，反对吸烟，改善饮食，促进和平，改善监狱，制止卖淫，送黑人到非洲定居，振兴教育。”这次大觉醒的最重要产物则是废奴运动，它在19世纪30年代初声势大振，把废奴问题提上了国家日程，在随后二三十年唤起和动员了民众参加解放黑奴的事业。当这一问题导致南北内战时，北方和南方的士兵都认为自己打仗是为了上帝的事业。当时宗教热情之高，反映在朱利娅·沃德·豪创作的《战歌》唱遍北方各地，歌的开头颂扬“我主降临光荣”，歌的结尾说耶稣“他为让人们神圣而死，我们则要为让人们自由而亡。上帝在前进”。
第三次大觉醒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直接与争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平民主义和进步党主义运动相联系。这些运动充满了新教的道义精神，而且，与以前的改革时期一样，改革派强调道义上有必要消除体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他们攻击大公司垄断集团和大城市机器权力过于集中，在不同的程度上主张反托拉斯措施、妇女选举权、公民立法提案权、公民复决投票权、罢免权、禁酒、铁路管制和直接初选。对这些改革的最强有力支持出现于中西部和远西部，即清教徒后裔所迁居的“大新英格兰地区”，在那些地区，清教徒的思想、社会和宗教影响居主导地位。艾伦·格兰姆斯指出，进步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普遍相信“在美国出生的白人的优越性、新教尤其是清教徒道德的优越性以及平民主义的优越性，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国家和城市机器，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机器是受‘利益集团’的操纵”。
第四次大觉醒起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即“因信称义”的新教福音教派发展的时期。西德尼·阿尔斯特罗姆认为这次大觉醒“使人类风景（至少是在美国）起了深刻变化”。它与美国两次政治改革运动相联系。第一次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焦点在于美国价值观与美国现实的最明显差距，即法律上和体制上对美国黑人的歧视和隔离。它随后导致对美国既定权力体制的全面挑战，集中表现于20世纪60年代对越南战争做法的抗议以及70年代对尼克松政府滥用权力的抗议。在某些场合，新教领导人和新教组织，例如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起了核心作用。在另一些场合起重要作用的组织，例如“新左派”运动，虽纯属世俗运动，但道德主义精神同样很强烈。“新左派”的领导者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说过，他们的运动是“起于被奉为绝对的道德价值观”。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保守性质的改革运动，主要是认为有必要缩小政府权力和缩小社会福利计划以及减税，同时还试图扩大政府对堕胎的限制。
持异议的新教的精神不仅表现于美国国内政治，而且也表现于美国对外政策。大多数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都是“现实”问题，例如实力、安全和财富。在迫不得已时，美国也是这样做的。然而，美国人也认为有必要在自己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中以及在那些社会内部倡导他们在美国国内所追求的道德主义目标。建国之初，在1815年以前，开国先辈们经过辩论，主要是从现实情况出发推行美国的对外关系。他们当时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极小的共和国，周围全是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三大强国的领地，但这三大国当时大部分岁月里都是在欧洲彼此征战不休。美国当时与英法两国分别进行过几次未决胜负的战争，对西班牙的领地进行过军事干涉，又从拿破仑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而使美国面积扩大了一倍，在这些行动过程中，美国领导人证明他们自己能熟练地运用欧洲式的强权政治。拿破仑时代结束时，美国已经能够减轻自己对实力和安全的现实关切，在对外关系中主要追求经济目标，同时集中精力扩大和开发自己的领土。在这一阶段，正如沃尔特·麦克杜格尔所说，美国人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希望的乐土。
可是，到19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彼此相冲突的局势。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美国已无法忽视强权政治的现实。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安全，美国不得不在世界上与其他大国进行紧张的竞争，而在此之前，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内，它并不需要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另一方面，美国成为大国，就有可能在国外倡导它在自己国内所树立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而在这之前，它由于力量薄弱和处境孤立，是无法在国外这样做的。一头是现实主义，一头是道德主义，如何摆好这二者的关系，成了美国20世纪对外政策中的核心问题。用麦克杜格尔的话来说，美国人将自己的国家由“希望的乐土”重新定位为“十字军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