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工作道德

美国的新教徒普遍认为有根本的好坏之分和对错之分。与加拿大人、欧洲人和日本人相比，美国人更有可能相信“好坏之分有着绝对明确的指导方针”，这适用于“任何情形”，而不会相信无好坏之分、一切随情况而定。因此美国人始终面临着这样一种差距，即一头是应当指导他们个人行为和社会性质的绝对标准，一头是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社会未达到这种标准的现实。

多数新教教派强调个人应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教诲，而无需通过神职人员的中介。许多教派还强调个人求得灵魂的得救，即“再生”，也无需神职人员的中介。个人在今世得到成功就有责任在今世行善。正如F. J. 格伦德1837年所说：“新教教义、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全是一回事。”

美国新教文化使美国人成为世界上个人主义最强的人。吉尔特·霍夫施特德对IBM公司在39个国家的11.6万名雇员进行的比较分析表明，个人主义平均指数为51，而美国人的指数高达91，位居榜首。居第二位至第六位的依次为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荷兰和新西兰。个人主义指数最高的10个国家中，有8个是新教国家。对14国军校学员进行的调查，结果与此相似，个人主义前三位是美国、加拿大和丹麦。1995—1997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向48个国家的人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对他们的福利负责的首先应当是个人还是国家。强调责任在个人者，最多的是瑞士人，紧随其后的是美国人及瑞典人。对6国1.5万名经理人员进行的一次调查中，个人主义方面得分最高的是美国人，以下依次是加拿大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最低的是日本人。这次调查的主持人在结论中写道：“美国经理人员个人主义最强烈，也比较内向。他们认为应当自己下决心做自己的事，而不应让自己受他人及外界事态的太大影响。”

美国人相信个人对自己负责，这一新教信念导致了个人靠自己奋斗而取得成功的准则。罗伯特·贝拉说过：“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创立了个人奋斗致富取得成功的准则。”无数的民意调查表明，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看自己的才干和性格如何。克林顿总统的一句话清楚表明了“美国之梦”的这一主旨。他说：

我们人人都是做着美国之梦而成长，这个梦既简单而又有力——只要你努力奋斗，按规则比赛，你就有机会前进，上帝赋予你的能力能让你走多远，你就可以走多远。

在没有严格社会等级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就看自己的成就。机会是没有限度的，能否实现，取决于个人的精力、条理和坚韧，取决于工作的能力和奋斗的决心。

工作道德是新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从一开始，美国的宗教一直是叫人努力工作。在别的社会，世系、阶级、种族、家族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主要因素。贵族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贬低个人的工作的意义。布尔乔亚社会却鼓励工作，在美国这个典型的布尔乔亚社会更是以工作为荣。正如朱迪思·什克拉尔所说，在美国历史上，社会地位始终取决于工作以及做工作挣到的钱。就业是自信和独立的源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就是“勤奋才能自由”。以工作为荣的风气在杰克逊时代更引人注目，人们有“干活者”和“不干活者”之分。什克拉尔说：“在19世纪前半期，每一位访问过美国的人都注意到这里人们埋头工作的态度。”19世纪30年代访问过美国的德裔瑞士人菲利普·沙夫说，在美国，祈祷与工作相联系，懒惰是罪过。同一时期访问过美国的法国人米歇尔·舍瓦利耶说：

风俗习惯表明这里是一个工作的、忙碌的社会。没有职业的人，还有不结婚的人，被人瞧不起。一个人只有成为社会的积极、有用的成员，为增加国家财富和人口作出一份贡献，才受到尊敬和喜爱。美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思想：一定要从事一定工作，积极努力和聪明能干就会发财致富。即使是富人家庭的子弟也不愿过无职业的生活。生活习惯也是一心工作。美国从一早起床后就工作，一直干到就寝。进餐时也不肯懈怠，这只是不得已而中断一下工作，尽可能缩短吃饭的时间。

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呼声中，有一条理由就是人人有劳动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当时新成立的共和党所主张的一项重要权利就是“进行生产劳动、从事自己职业和获取其报酬的权利”。“自立者”的概念正是美国这种环境和文化的一个产物。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仍然是工作的人。与别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工作时间长而休假时间短。在别的工业化社会工作时间在缩短，但在美国却是有增无减。据统计，1997年全年平均每个工作者的工作时间为：美国—1966小时，日本—1889小时，澳大利亚—1867小时，新西兰—1838小时，英国—1731小时，法国—1656小时，瑞典—1582小时，德国—1560小时，挪威—1399小时。平均计算，美国人比欧洲人多工作350小时。1999年，美国20岁以下青年有60%做工作，为其他工业化国家平均数的3倍。美国人历来对休闲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往往还觉得休息不干活是罪过，力图把休闲与工作道德二者加以协调。正如辛迪·阿伦在她的《游戏时工作》一书中所说，美国人在20世纪依然“深深怀疑不工作而消耗时间对不对”。美国人往往觉得休假时不能一味玩乐，也要做些有益的事和学习。

美国人不仅工作时间长，而且比别的一些国家的人更能从工作中得到满足。在1990年对10国进行的“国际价值观调查”中，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的人，在美国多达87%，高居榜首。与此比较接近的只有英国（83%），其余8国中，有7国都在30%以下（见图4.1）。美国人一向认为努力工作是个人成就的关键。在20世纪90年代初，约80%的美国人说，作为一名美国人，就必须遵守工作道德；90%的美国人说，为了他们所在单位的成功，若有必要，他们愿意工作更辛苦一些；67%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希望发生那种较少强调努力工作的社会变化。美国人认为社会存在着有成效工作的人和不从事有成效工作的人的分野。

资料来源：“国际价值观调查，1990”；此图取自德国《阿伦斯巴赫研究所》一书（1998年版）第71页。

工作道德自然影响到美国的就业和福利政策。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人相比，美国人往往把各种福利救济金视为“政府的施舍”。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业救济金的领取年限在英国和德国为5年，法国为2年，日本为1年，美国仅为6个月。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有人建议缩小福利计划，如果可能就取消福利计划，其根源就在于相信工作的道德价值。“不工作而获”是可耻的。正如什克拉尔所说：“干不干工作，关系到公民资格——体格健全的人不积极努力挣钱，是否还能被认为是公民。”

在美国历史上，外来移民一直面临着适应这种工作道德的挑战。1854年，菲利普·沙夫曾向打算来美国的移民提出如下建议：

只是有一点要向移民讲清楚：对种种艰难困苦作好准备，不要碰运气求侥幸，而要相信上帝和勤奋努力。如果你希望过平静舒适的生活，最好就留在国内。有一句老话说得好：祷告和干活吧，这在美国是最中肯不过的了。真正的美国人最鄙视的就是懒惰吃闲饭。他认为人生在世的命运不是享乐，而是劳动，不是安闲舒适，而是辛苦忙碌。这对于他具有无以言状的重要性，整个说来对全国的道德生活有着最重大的影响。

在19世纪90年代，从波兰来的移民感到他们在美国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给波兰亲友写信都会谈到这一点。有一个人写道：“在这里一天流的汗比在波兰一整个星期流的汗还要多。”百年之后，1999年，一个古巴裔美国人亚历克斯·阿尔瓦雷斯告诫新来的古巴裔移民说：

欢迎到这资本主义制度来。你们每个人都得自己干活，为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自行负责。政府不管你有没有饭吃，也不管你是穷还是富。政府并不保证你有工作或有住房。你们来到一个既富又强的国家，但是你们是不是能继续像在古巴时那样生活，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OgmJ+2pJf192iqEPsIBMAwK5xM57AzJPa1HY40dPjD0VLlKPshGhkA42M1g6Gd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