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依附于一地”

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国家特性往往都是与一定的地点相联系。这地点可以是民族的发祥地（“法兰西岛”，科索沃，巴勒斯坦“圣地”），可以是城市（雅典，罗马，莫斯科），可以是岛屿（不列颠，日本），可以是自称的最早栖息之地（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也可以是自称从远古以来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德意志，西班牙）。他们把这些地方称为“祖国”“故土”和“圣地”。一旦丧失这些土地，就是“亡国”。赫伯特·凯尔曼指出过，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争斗不休，就是因为他们声称的故土是同一片土地。

人们深恋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并由此而认同国家。人们也可能将某一地方视为国家的心脏。更广泛地说，人们还会认同于他们居住之地的地理特点和环境特点。

认同于疆域的这种种表现，在美国人身上却很弱，或者是看不见的。就个人而言，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深恋某一地点，这表现在人口流动性很大。邓莫尔勋爵在18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美国人“不依附于一地，似乎天性好游荡”。历史学家戈登·伍德说：“人们早在1800年就指出，美国人一生要搬迁四五次……任何别的文化都不如我们好动。”在20世纪末，16%～17%的美国人年年搬家。1999年3月至2000年3月，变换住址的美国人达4300万人次之多。斯蒂芬·贝内特说：“美国人总在搬来搬去。”因此，很少有美国人热恋某一地方。

美国也不把自己与某一个体现民族特性的地点联系在一起。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地方，有的是先辈艰苦创业之处（普利茅斯海岸巨砾，福奇谷地），有的是当年决战的战场（列克辛镇和康科德，纳克镇，葛底斯堡），有的是立国大事所在地（自由钟，独立宫），还有的地方是国家特性的象征（自由女神像）。诸如此类的地方能在美国人心中引起共鸣，但没有一个地点是美国人特性所必不可少的。首都华盛顿是联邦政府所在地，但对这政府满怀热情的老百姓却是罕见的。大部分美国人也不会认为纽约和洛杉矶是美国精神的体现。

美国人也不像外国人那样深情认同于全国的疆域。他们也会歌唱国土辽阔美丽，但只是那抽象的大地。美国人是别处迁来的定居者和移民及其后裔，他们也有爱国心，但不像别国人那样心系“祖国”，不把美国叫做fatherland或motherland。“9·11”事件后，政府大谈什么“homeland security”（直译为“祖国安全”或“本土安全”），可是有些美国人觉得“homeland”这一名词有点非美国的味道。

这种态度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对美国的认同，主要在于政治理念和体制，而不在地方。1849年，一位欧洲人亚历山大·麦基在访问美国后指出：“美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欧洲人所特有的那种地方依附感。他的情感集中于体制，而不是国土。他谈自己，主要是说自己是共和国公民，而很少说自己是哪个家乡的人……因此，美国人是自视为特定政治信念的门徒。”100年后，有一次民意测验调查人们对自己国家最引以自豪的是什么，对国土自豪的人，在美国仅有5%，相比之下，英国人有10%，德国人有17%，墨西哥人有22%，意大利人有25%。而另一方面，对本国政治体制最引以自豪的美国人有85%，英国人则有46%，墨西哥人有30%，德国人有7%，意大利人有3%。对于美国人来说，意识形态重于疆域。

作为国家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疆域在美国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轻，原因有二。一是土地多而且便宜。几乎不花什么代价就能得到土地，定居下来，加以利用，用完了就放弃。作为资源，得到土地比弄到劳力或资金容易得多。因此，它不受珍惜，不被视为神圣难离的东西。第二，在美国历史上，疆域曾不断扩大，没有固定不变的国界。国旗上的星星不断增多。进入21世纪后，又有人主张波多黎各也成为一个州，把星星增加到51个。

因此，250余年期间，边疆不断地变，美国人也习惯于不断迁移。美国人不是认定一个地方为自己的故乡，而是什么地方能提供最佳机会就到哪里去。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研究了波士顿17世纪时的郊区，指出最早的定居者就是由英格兰西迁而来，指出“最老的西部就是这大西洋沿岸”，人们从这里再逐渐继续向西迁移。邓莫尔勋爵认为美国人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们从不安居于一地，总想再迁到新的地方”。因此，乡土观念不是美国人的特性。 xbNhRFWibDy5V+1FqHp8ZxCV2aGDY3EVtEb3bdAitOJmic6ekBuA7j/QpVNVf7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