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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别人，人们才能给自己界定身份。是不是还需要有敌人呢？有的人认为需要。德国的戈培尔说：“啊，能仇恨，真好极了。”法国的马尔罗说：“啊，战斗，跟那些睁着眼能打斗的敌人战斗，真叫痛快。”这两位20世纪的著名人物的话是以极端的语言表达了人类通常较受压抑但却又相当普遍的一种需求。爱因斯坦1933年给弗洛伊德写信时说，人们企图消除战争的种种努力“都以可悲叹的失败而告终……人自身深处有一种仇恨和破坏的欲望”。弗洛伊德对此表示同意，在回信中说人也像动物一样，会通过使用暴力的办法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全权在握的世界政府才能防止这种事情。弗洛伊德认为人只有两种本能，即“力求保护和联合的本能……以及力求破坏和杀戮的本能”。二者都是基本的，而且相辅相成，“企图消除人的侵略意向是徒劳的”。
另一些研究人类心理学和人类关系的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瓦米克·沃尔肯说过，人需要“有敌人和有盟友”。青少年就有这种倾向，“爱将另一批人视为敌人”。这种心理“造出了敌人的理念……只要能在心理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我对比之中得到满足”。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人需要自尊和受人赞赏，即柏拉图和亚当·斯密所说的虚荣心。与敌人的冲突能加强群体中的这些素质。
人需要自尊心，因而往往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这种自我意识随着他们所认同的自己群体的强弱及其排他性的松紧变化而有升有降。默塞指出，民族中心主义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人们希望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为此情愿放弃个人的一定利益。心理学实验和民意测验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人表示宁愿自己苦一点但领先于日本人，也不愿自己富一点而落后于日本人。
承认差别，不一定就会引起竞争，更不一定会引起仇恨。然而，即使是心理上并不需要什么仇恨心的人，也有可能陷于最终与人为敌的过程。要区分，就必然要比较，看“我们”跟“他们”区别何在。要比较，则会作出评估：“我们”的做法比“他们”的做法是优还是劣。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会让人有理由证明自己比别人强，需要证明自己群体的优越性。竞争导致对立，使本来较狭窄的区别感导致较强烈和较根本性的同异感。这种认识模式固定下来，就会将对立面妖魔化，使对方变成敌人。
需要有敌人，这就说明了人类的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社会内部为什么处处都有冲突，但还不能说明冲突的形式和地点。竞争和冲突只发生在同一环境或同一舞台之上的实体之间。如沃尔肯所说，“敌人”必须是在某一方面“像我们”。一支足球队视另一支足球队为对手，但不会视一支曲棍球队为对手。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会感到另一大学的历史系是对手，跟它争夺师资、生源和学术威望，但它与本校物理系不会有这类问题，尽管也许在本校经费分配上有矛盾。竞争者是在同一棋盘上下棋，多数个人和群体是在几个不同的棋盘上下棋。下棋的人可以变，一盘下完了就换上另一个人。因此，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持久和平的前景是很遥远的。历史表明，热战或冷战的结束会为下一次同类的战争创造条件。精神病学家们指出，“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寻找敌人，以体现我们自己暂时或长久放弃了的那些东西。”20世纪后期的社会生物学、个性理论、社会特性理论和归因理论都支持一条结论，即仇恨、敌对、需要敌人、个人和群体暴力以及战争，其根源都不可避免地在于人的心理状态和所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