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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Identity这一概念“既不明确，又不能不用”。它“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它”。20世纪著名学者埃里克·埃里克森专门研究过这一问题，说这一概念“无所不在”，但又“意义含糊”，“莫测高深”。这个identity令人心烦，可是又躲不开。杰出的社会学家利昂·威塞尔蒂尔的著作即是一例。他1996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反对Identity》，谴责和嘲笑了知识分子对这一概念的迷恋。1998年他又出一书《祈祷文》，却又热情雄辩地肯定了他自己的犹太人identity（身份）。看来identity就像sin（罪）一样，不论怎么反对它，我们还是甩不开它。
既然甩不开它，那么怎样给它下定义呢？学者们提供过一些答案，虽不相同，但在一个中心主题上，它们却是彼此吻合的。这中心主题是：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有几位学者指出过，identity是“个性和特性（自我）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既然要彼此交往，人们就不能不界定自己的身份和特性，明确自己与别人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
Identity重要，因为它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学者，我的行为就得像一个学者。但个人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行为有改变——例如从事政论活动——我就会感受到“认知的不协调”，这时就得停止政论活动，或是不再以学者自许，而改行当政论家。又如，倘若一个人本来是民主党人，可是越来越多地把选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这时他也许就把自己改称为共和党人。
关于identity，还要说明几点。
第一，个人有identity，群体也有identity。个人可以是许多群体的成员，身份是可变的。群体的identity则主要取决于它定性的特性，不易改变。例如，我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师，身份是政治学家。如果以历史教学为主的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同意让我去讲授历史，我个人的身份会变成历史学家，但哈佛的政治系不会变成讲授历史的单位。一个群体只有当它的宗旨已经实现，其定性的特性不复存在，不变革就难以继续存在时，才会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以激励其成员再前进。
第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本内迪克特·安德森有句名言，说国家是“想象出来的群体”。Identity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我们想到自己是什么人以及我们希望成为什么人。比较固定的因素只有祖籍（但也可予以否认）、性别（但也有人变性）和年龄（虽可否认但无法人为地改变），个人身份的其他特性都可以相对自由地随个人意愿而定，当然，希望具有的身份能否实现，是另一个问题。人种和民族属性是遗传而继承下来的，但可以改变或放弃，而且“人种”的意义和实用性也是随时代而变的。
第三，个人有多重身份，群体在较小的程度上亦是如此。Identities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和情况变化，这些identities的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变化，它们有时是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卡尔梅拉·利布金德指出，“只有极端的社会情况，例如战时的交战，才会使人只剩下一种身份，而其他身份则失去意义。”
第四，Identities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他人对一个人或一群体的看法影响到该个人或群体的自我界定。如果一个人进入一个新的社会环境，被认为是“外人”，该人大概也会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一群体。对identities有影响的外部因素来自个人或群众所处的直接环境和较广泛的社会或政治当局。实际上，人们的种族等身份是由政府认定的。
人们也许希望得到某种identity，但只有当人们受到已具有该种identity的人们欢迎时，这一愿望才会实现。冷战结束以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东欧人希望自己也成为西方人，但只有西方人承认时，他们才算是属于西方。土耳其上层人士非常希望被承认为西方人，但迄今得不到满足。因此，土耳其人应当算是欧洲人、西方人，还是中东人和中亚人，或者是穆斯林，这在土耳其人内部也争论不休。
第五，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各种identities的重要性是随情况而定的。有时人们强调自己跟他们与之交往的人们的共性、同一性，有时却强调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强调自己的特性。常谈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位女性心理学家跟一群男性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会想到自己是女性，但她跟一批并不从事心理学的妇女在一起时，她会想到自己是心理学家。人们在国外旅行看到处处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时，往往会加倍思念自己的祖国，想到自己是祖国的人。当年塞尔维亚人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就强调自己的东正教信仰。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则强调自己的语言和民族属性。与此相似的是，巴基斯坦的创建者以穆斯林宗教信仰为理由，争取到脱离印度而独立。后来，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孟加拉人又强调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而从巴基斯坦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国。
Identities有广有狭，以何者为重，视情况而定。法国人与德国人一起，会想到自己是哪国人，但在世界各地，他们会想到自己都是欧洲人。如乔纳森·默塞所说，当出现更广的“我们”与“他们”，例如欧洲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区别时，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区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因此，全球化的过程会使个人和民族的更广的宗教与文明identities变得更重要，就是很自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