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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写下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文章。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文革”还未结束。那是1976年上半年，历史还是按照前十年的节奏和去向进行，当时的年轻人正处于动荡、不确定的命运当中，有的做工人，有的做农民，亦有的得到工厂或农村的推荐得以求学。但还是有些事情开始变化，沉寂已久的出版业慢慢恢复起来，出版界开始想要出版一些杂志、书籍，报纸也有一点点要恢复文艺副刊的迹象。那时上海有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知识青年的散文集，就是在“文革”期间停业多年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这本散文集时，吸引了很多喜欢写作的文学青年投稿。其实“知识青年”这个词在当时的界定相当特殊，它指的是受过教育但又没有完成教育的青年，这些青年分布在城市和乡村各个地方，但更是指那些从城市来到乡村的中学生。其时，我已经离开农村，在一个三线城市的歌舞团体工作，但身份仍然是知识青年。我的一篇散文就获这本书的编辑接受了。有意思的是，担任我这篇散文的编辑，是当时很具影响力的知识青年张抗抗。张抗抗可以说是知识青年作者的先驱，在70年代已经出版长篇《分界线》，当时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借调来做编辑，成为我的文章的责任编辑。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她不比我年长几岁，可是已是一个成熟的作家，由她担任我的责编，我这篇文章已经成功了一半，最后也真的录用了。
可是政治环境很快产生了极大的变化。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结束，这本书的立场变得很尴尬，是否该出版呢？对这些青年来说，他们都经过了漫长的组稿、改稿、最后定稿的历程。书已印成册了，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书籍出版发行的这一天，可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远远超出这本书里的思想。在这本书里，我们所表达的生活理想，例如决心永远坚定地站在工农的岗位，永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未必言不由衷，但多少是受形势的驱使。事实上，这种价值观在1976年，特别是后半年，已受到很大的质疑。整个上山下乡运动在青年们的具体遭际中受到质疑。以这样运动的方式处理青年的命运是不是妥当？年轻人是不是还应有更合理的生活追求、更多机会的选择？求学是不是一件正当的事情？教育是不是要延续下去？如何评定前十七年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所有的疑惑在这个时候全都露出水面，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所以出版社最后把这本书的出版搁置下来。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出版社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信的内容说：由于形势的变化，这本书不进入发行，已印刷的成书送给各位一本留作纪念。可惜我那本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书名也忘了，只记得我的那篇散文名字叫作《大理石》。第一篇印成文字的写作没有问世，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开端，自己个人的写作受到社会的承认，原来把自己写在本子上的文字变成铅字、公开展现是可能的，所以我也愿意把自己写作的开端定于1977年。虽然这篇散文没有机会面世，但它还是跨越了一个写作社会化的过程。这一篇短短几千字的散文，可说是开始了我写作的道路，建立了我的自信心和兴趣。有时候我们不能让年轻人过于失望，因为失望会挫败意志，而我是很幸运的，我的写作没有遭受过多的失望，所以能一直保持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