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以下三篇传世文献 ^[1] 早已为中文读者普遍熟知，影响所及，大概已经难以估量，先前若干不同译本印行，对于推动这个文本的广泛传播，无疑各有功德。

不过，完全客观地说，通过翻译再现经典原著的本色，或许是没有止境的。主要是基于这个原因，笔者最终认为，虽然多年前曾根据英译本翻译过《学术与政治》，还是有必要重新理解一番德文原著，并尽可能忠实地用中文还原出来。将近三年前，根据1958年在图宾根出版的《政治著作全集》（ Gesammelte politiche Schriften ）和1922年在图宾根出版的《学术理论文集》（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笔者开始断断续续但始终小心翼翼地雕琢译文，直到最近自以为可以定稿了，这才如释重负。同时，笔者真诚感到有义务必须提前表达的是，由衷感谢笔者十分敬重的罗卫东先生的慷慨勉励并在百忙之中拨冗写出了绝对不同凡响的导读，同时，笔者也由衷感谢浙大高研院提供的绝佳工作条件和世纪文景诸贤一向出众的专业精神。

韦伯是根据自己的详细大纲发表了《学术与政治》这两篇即席演讲，不久又亲自对演讲记录稿做了修订，然后正式发表，但基本上保留了口语化的风格。因此，从字面和话语模式上看，文本本身并不深奥，更不晦涩，甚至可以说非常平易近人。但是，如果不得不先用一个朴素而又简洁的说法突出这两篇文献的罕见价值，笔者认为，最贴切的应该就是，言近旨远。

我们不妨从标题本身的技术问题谈起。

首先是“以学术为天职”， Wissenschaft als Beruf ，这里所说的学术，Wissenschaft，大不同于英文和中文，它同时还有“科学”这个词义，而且德语中没有其他专用或通用单词，可以分别指称学术与科学这两个特定术语。但作为语言调度大师的韦伯，根据语境，除了特意做出区分时会使用限制性组合词，比如更早的时候泛指的Kulturwissenschaft（文化科学），本书中特指的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与Sozialwissenschaft（社会科学），一般情况下就只用Wissenschaft，有时兼指学术与科学，有时则仅指学术或科学，其所指和能指，对他来说似是“毋庸赘言”，对于德语听众或读者来说大概也算不上费解。不过，这对中文译者来说，就不是个无足轻重的考验了，因为涉及理解韦伯的深层用意而不是单纯的字面含义，必须仔细斟酌，在不同的上下文关系中使用不同的译法，或者“学术”，或者“科学”。“以政治为天职”， Politik als Beruf 中的Politik也是如此，在德文中同样是一词两义，既是政治，又是政策，没有专用或特指的替代词，但相比而言，却没有Wissenschaft那么不易把握。以上两种情况已分别体现在译文中，还请方家明察。

其次，Beruf也是个使笔者感到很棘手的用词。韦伯在早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指出，马丁·路德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文时特别使用了Beruf一词，以表示这是“奉上帝的召唤”而理性从事的任何正当职业劳动，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从而赋予了一切正当职业劳动，尤其是经济活动以“增加上帝的荣耀”这一神圣含义，借此对职业劳动，尤其是对劳动产生的财富重新进行了道德评价，这种内生的宗教动力无时或已，在它驱策下的职业劳动，即为“天职”。尽管几个世纪之后随着宗教的不断世俗化，以及无情的理性化和世俗化制度动力逐渐取代了内在的精神动力，Beruf的含义越来越成为一般世俗意义上的“职业”，但它内在的词源性基因依然如故，韦伯就是在这个历时（diachronic）背景下使用该词的，其内在与外在含义、神圣与世俗含义、特指与泛指含义，交融弥散于两篇演讲始终，对译者遣词造句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考验，如今已是白纸黑字，只有静待读者诸君指谬了。

由此来看，这个措辞上的技术问题，实质上也同时预示了，韦伯即将触及一个对所有现代人，尤其是对现代学术人和政治人都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如何面对可能无休止的“意义”困境。

这里有个宏观背景，就是说，在这个看似无休止“进步”的现代性过程中，由于每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任何“进步”都不可能抵达这个过程的终极性巅峰，一代接一代人的生与死，也就没有终极性意义了。那么，一个人如果打算投身于注定没有止境也绝无可能有止境的学术与政治，还会认为这是在从事一项有意义的事业吗？

这样的追问似乎暗示了一个极为沉重的问题：我们可能正在走向虚无。但既然还要活下去，韦伯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某种终极立场，也就是对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做出说明：“单靠祈望和等待，只能一事无成，我们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去做我们的工作以满足‘当下的要求’——不管那是为人处世还是履行我们的天职，都应如此。”

这种“不同的行动”，在韦伯那里就体现为他的学术与政治关怀，而且至死方休，当然，精神意义上的韦伯仍然活着，人们至今仍在从这两篇文献中寻找行动指南，这就可以作证。

毋庸赘言，韦伯这里提出了两种角色期待，即对学术人和政治人的角色期待，也就是说，面对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约束条件，如何去承担自己选择的个人使命，以使自身的存在多多少少都有些意义。显然，这根本不是个轻而易举就能得出基本答案的问题，何况还有更重要的：答案之后的行动问题。

针对那个大动荡、大灾变、大转折时代造成的当下现实和未来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韦伯以极为罕见的冷峻、审慎和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已经祛魅的价值多元化世界，并希望引导他的听众和读者渐入“头脑清醒”的境界，认清现实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力求怀着客观性的现实感去追寻有限但真实的希望，这才有可能抵达我们自身存在的确定性和终极价值，而这就意味着，不得不正视现代性条件下的存在意义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韦伯那个时代的人们，只要现代性过程尚未宣告结束，这就是所有现代人都必须正视的严酷命运，至少现在来看，还远不是“后现代”之类玄虚暧昧的概念游戏能应付过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仍在不断重温《学术与政治》，听到的也不是一百多年前在遥远的德国这两次演讲的微弱回声，它们仍是随时能够击穿学术与政治混沌的电闪雷鸣。

这两个领域，无论在韦伯本人的毕生事业中，还是就其对经验世界的认识价值而言，毫无疑问都有着不可消解的内在联系。但是不难发现，韦伯并没有在这两个场合对这种内在联系予以明确阐释。笔者认为，承载了贯通作用的是另一份重要文献，《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 Die“Objektivität”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sozialpolitischer Erkenntnis ），德国学术界甚至有一种看法认为，它的方法论价值和意义可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量齐观。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韦伯充分揭示了，对经验世界的主观性认识总是以极为多样的价值立场为前提，而对经验世界的客观性认识却理应恪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伦理要求—道德律令，两者之间一直并将继续存在着往往令人绝望的紧张关系，从而对健全的判断力和负责任的行动构成了严峻挑战。这意味着，无论在学术还是政治领域，未来很可能并不总是美好的。更重要的是，现代学术人和政治人还有潜力摆脱这种不祥的命运吗？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韦伯等于是精心打造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井井有条的思想训练技术程序，从本质上说，这样的思想训练足以为“信念伦理”套上责任缰绳，为“责任伦理”澄清信念迷雾。基于这个认识，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把这篇文献附在《学术与政治》之后，因而根据1904年4月发表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上的文本译出了全文，以便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韦伯对这几个问题的非凡洞察与思考，祈读者诸君明鉴。

经验世界是个无尽的意义之链，不管遥远未来的终极意义何在，毕竟需要从当下做起。韦伯不厌其烦鞭辟入里希望告诉听众与读者的就是，怎么做。

谨以这个译本纪念马克斯·韦伯逝世一百周年。

阎克文
2020年6月14日
于浙大高研院

[1] 本书中的《以学术为天职》及《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均根据J.温克尔曼1922年于图宾根出版的德文《学术理论文集》（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译出。《以政治为天职》一文则根据J.温克尔曼1958年于图宾根出版的德文《政治著作全集》（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