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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深秋的清晨，黄河。一位须发皓白的高个子老者，踩着凝霜的湿沙，蹒跚走向黄河渡口。

刀戈兵器、粮食口袋，各种货物正在被搬运到渡船上。黄河对岸在打仗，每天都有战争物资运往那边。几个执戈的士兵盘查渡河行人，搜检细作。对走来的老者，他们没有干涉。老者穿着颇为考究，颤颤巍巍，精神恍惚，似乎是想去对岸寻找战死儿孙的尸体。黄河渡口上，这样的老人太常见了。

老者在黄河边站住，喘着白气抬头遥望。这是秋汛期的黄河，水势浩大，黄浊的泥水打着旋涡滚滚而下，对岸的芦荡、树林和天际线融为一体。

渡船缓缓升帆，要开船了。

老者迟疑着走向渡船。就要登上踏板时，他转头回望，远方，逆着初升旭日的光晕，一个人影正踉踉跄跄追来。老者认出了来者，呆呆站在了原地。

渡船扬帆漂荡而去。远远传来船夫的歌声。这是下游黄河边流行的一首歌，《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

（葫芦叶子黄，济水渡口涨。水深游过去，水浅涉过来。

渡船飘摇摇，人过我独留。问我留为何，只为等朋友。）

这是公元前494年，卫国都城外的古黄河（今河南濮阳）。老者就是著名的孔子，这年他58岁。远处追赶来的，是他的年轻学生子贡（端木赐）。

孔子欲渡黄河而不能，这一故事，包括这首诗歌，《论语》和《史记》都有记载，其中《论语》记载最多。但他这次渡河要做什么？

他要去见黄河对岸的阳虎，也许是想揭开关于两人的身世谜底——这两人体貌相似，父辈属于同一个社交圈子。二人的关系远非后人理解的只有对立，不共戴天。在贵族世袭政治的游戏规则中，孔子与阳虎的事业取径貌似不同，但两人都在借助这套规则，同时也试图突破它的限制。

孔子又为何未能迈出渡河的这一步？

这些都要从头讲述，从孔子的身世开始讲起——他作为私生子出生，作为农民长大，被贵族家庭和社会接纳的人生。

这里先介绍孔子时代的一些社会、政治基本概念，比如“贵族”“寡头”，都是在很晚近的白话文时代普及的，而春秋时期的文献里未必有能准确反映这些现象的词汇。可能因为后世出现了，或者引进了很多新的社会政治概念，比如皇权专制、官僚制、民主制，在这些后出概念的反衬之下，春秋政治的独特之处才更容易凸显出来，我们今天才可以用一些新的词汇来描述它。

回看一下上古史：

商代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文献记载很少，零星的甲骨文材料也都属于商代中后期，从这些极为有限的材料推断，商代很可能是较小的“核心王朝”加众多“臣服方国（部族）”的模式，周边的方国部族被商王朝的武力震慑，向商朝臣服纳贡，但又不时发生叛乱。周国早期也是这种臣服于商的外围方国。

但周人在灭商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在新征服地区广泛安插了自己的分封诸侯国，它们和原有的、现在臣服于周王朝的原住民方国并立，并且在上层实行通婚，列国的国君、贵族由此形成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感的统治阶层。这个统治阶层是封建世袭、跨国家的，以周朝王室为核心，对外围方国的上层持开放立场，外缘边界比较模糊，只要认同周王朝的权威，就可以被接纳。

和商王朝比较，周人的优胜之处就在于他们比较开放，特别是用上层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国、部族的地缘阻隔，建立和维系起一个有相似文化认同的中原统治阶层，这算是古典华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中国历史从此告别商代的较为蒙昧和封闭。

当然，周人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用上层阶级的认同感去克服地域差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被完全无视了，他们被认为完全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改变命运，只要世世代代为上层贵族“劳力”就足够了。这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度，几乎没有社会流动。

也许这是幅员较广的初民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但这种静态社会模型也会逐渐走到尽头。可能是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多和技术分工变得复杂，也许首先是统治阶层人口增长远远超出总人口增长率，有些得不到世袭特权和晋升机会的贵族“支庶子弟”，开始憧憬流动性更强的游戏规则；同时，人口增长、农业开发使以前僻处草莱的各方国都膨胀起来，各国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争夺人口、国土的重要性，国际间的上层阶级认同感就要转换成地域国家意识了，君主开始削夺贵族的世袭权力，建立官僚制，将国家的统治延伸到普通农民，实现编户齐民的管理方式，以此富国强兵，在对外战争中取胜。春秋战国之交，就是这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它的成果就是战国前期列国的“变法”。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周王（天子）已经没有指麾列国的权力，而是退缩成了代表中原列国文化向心力的政治符号。列国政治的主角是贵族卿大夫，“卿”的原意是王朝或诸侯国里执掌最高权力的少数大臣，往往是个位数，原则上并不世袭，天子或者国君可以从众多大夫里面选择最为贤明的担任“卿”。“大夫”从没有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尝试从春秋史料归纳它的特征，可以说“大夫”是世袭贵族，多数大夫的先祖能追溯到一位周王或者诸侯国君；大夫身份通过嫡长子世袭，核心是有一块世袭的封邑。最低级的世袭贵族是“士”，有些士的先祖能追溯到大夫和国君，有些则不能。当时人都知道大夫、士的世袭身份特征，但并没有“贵族”这个专有名称。

从春秋中期开始，中原很多国家“卿”的职位也变得世袭了。有些诸侯国里，少数大夫家族（往往不超过十个）世代垄断了“卿”的职位，他们内部再通过竞争或妥协决定卿的职务分配。另一些国家里，特定的大夫家族甚至世代垄断某个卿职，孔子所在的鲁国可能就是如此，虽然史料有限，我们无法再现出所有家族的历代职位，但也难以提出反证。稍晚一点的战国，开始有人给这种现象叫“世卿” ，就是“世代垄断卿位的家族”。本书用一个更简明和普及的术语：“寡头”。这是个白话文时代从翻译产生的词，来自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它最初的语境是很小的古希腊城邦，而且未必有世袭的含义。在本书描写的春秋中后期历史里，它更接近“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因其是少数而非一个家族，就需要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寡头共和”。这些词虽然都是白话文时代的，但用来描述春秋政治非常贴切，这是孔子时代的人不具备的便利。

本书的主人公是孔子，不专门描写春秋贵族社会、寡头政治的来龙去脉，而是从与孔子有关的角度介绍这些背景。但借孔子来看春秋，特别是春秋晚期历史，又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春秋历史的主人公大都是诸侯国君，辉煌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风云舒卷，波澜壮阔，史书对他们的描写最多，而那时最普通的贵族——“士”的生活状态，就很少有详细记载。孔子是春秋历史的一个特例，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很多，主要靠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编辑的《论语》和《礼记》。甚至可以说，孔子是了解春秋时代普通士人生活的最佳个案。

孔子生活在春秋的最晚期，“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即将开启。孔子以外的诸子百家，我们能了解的也非常少，庄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他们在什么样的家庭里出生长大，娶了什么样的妻子，有几个孩子，他们怎样求学，怎样招收学生，怎样养活自己……这些几乎都是盲区，唯独孔子的生平事迹最详细。

所以孔子不仅是了解春秋贵族社会最好的个案，也是诸子百家里最丰满、最真实的一位。他所处的时代，贵族世袭制度已经丧失了活力和能量，他一生的亲历展示了寡头政治的难以为继，春秋贵族们的历史从此走向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