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硕兄的大著要出版了，他让我在前边写几句话。我原本是不会写这类文字的，但毕竟我俩有二十多年的交情，遂勉力为之。

回想我跟李硕相识，是在23年前的北大。我在历史系；李硕在中文系，后来被选拔进了旨在破除学科壁垒，培养新一代“大师”的文科实验班。我俩曾经同宿舍。大学时候的我们都是进城青年，未来又是一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学业、思想、感情，都有好些解不开的疙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常犯“中二病”。一旦“犯病”，免不了借酒浇愁，李硕就是最合适的酒友兼倾诉对象。大二或大三的冬天，有一次下大雪，我俩半夜在老虎洞喝完，觉得不尽兴，又拎着一瓶二锅头，趟着半尺深的积雪跑到圆明园。夜深人静，满天飘着鹅毛大雪，两个人在圆明园里深一脚浅一脚闯了半天，好容易找到个亭子坐下，人都冻僵了，只能靠冰凉的二锅头取暖，颇有点“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味道。二十多年过去，北京好像再也没下过那么大的雪，我脑海里似乎也再没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我俩都是学文科的，又都对历史感兴趣，从一开始就有很多“共同语言”。李硕从不安分，喜欢乱看书兼“胡思乱想”。他是河北蠡县人，大概受乡土文化的影响，跟同乡先贤颜元、李塨有点像，强调“实践出真知”，对各行各业都有浓厚兴趣，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则一向“好静”，以“象牙塔”为避难所，对社会上的各种乱七八糟避之唯恐不及。大一我在昌平园无事可做，通读了一遍《史记》，喜欢上了先秦史。回到本部之后跟丁一川老师读《左传》，自己看甲骨、金文的书，跑去听中文系、考古系的课，逐渐走上研究古史的道路。平日跟李硕讨论学问，他经常嘲笑我是“书呆子”，只会啃书本，没有社会经验；我则批评他缺乏“专业精神”，是无门无派“野路子”。不过涉及具体问题，李硕常常会有一些独到看法。大三大四时，他受我影响也开始读《左传》，恰好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都是写《左传》的，于是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春秋时代的家臣》写了六万字，每有自觉得意的新发现，就兴冲冲地跑去向他报告。他后来写孔子，根源可能要追溯到那个时候。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留在“象牙塔”中攻硕读博，走上吃“学术饭”的道路。李硕也按照他的想法，到“广阔天地”中历练了一番。他先下广东，后回石家庄，最后又跑回北京，做过旅行社、报纸、出版社等行当。他在外地的时候，常常一别经年，不通音讯，突然一个电话，人已到楼下，于是便一起出去“吃酒”，如同当年一样。闯荡几年之后，也许是厌倦了，他又回到“学术圈”，在清华历史系读了个博士，专业是魏晋南北朝史；毕业之后“自投于四裔”，在塞外荒寒之地乌鲁木齐“挂单”；业余还是闲不住，蒙甘青藏，大西北都跑遍了，不时发些游记来给我看，这倒是能给他一些跟纯粹学术圈中人不一样的研究社会的视野；另外又把他多年积累的独特想法攒成书，不知不觉几年间已经出了三四本，让我这正经以“码字”为生的人自愧不如。

近百年来研究孔子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光是孔子的传记也不下几十种。李硕的书跟一般的孔子传记不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借孔子看春秋”，孔子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贵族时代”，孔子赶上那个时代的尾巴。作为“最后的贵族”，他痛恨那个“礼坏乐崩”的乱世，怀抱恢复“周礼”的梦想，政治上一辈子不得志，却无意中成为“万世师表”。要理解孔子，先得了解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用浅近平实的语言，对周代的姓氏、称谓、礼仪、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加以介绍。作者虽然不是先秦史出身，但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把握相当透彻，读完此书，普通读者也能对周代社会有一个全面印象。

本书关注的重点其实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史。对于春秋政治的特点，李硕自创了一个词叫“寡头共和”，我则更倾向于按传统说法称为“世族政治”。我从本科论文写“春秋时代的家臣”，到博士论文以“西周金文世族研究”为题，二十年来也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李硕只谈了春秋时期，其实春秋和西周应该看作一个大历史时期之内的前后两个阶段。周代是“贵族社会”，学者多无异议，但前人往往将周代政治笼统称为“贵族政治”，则未得其要领。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所言，魏晋南朝常被称为“门阀社会”，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此前的西晋不是，此后的南朝也不是。在我看来，西周至春秋时期前后出现过两次“世族政治”。第一次是西周中晚期的恭王至厉王时期，以“国人暴动”而告终，前后历时近百年。第二次是春秋中晚期，以鲁“三桓”、晋“六卿”、郑“七穆”等一批大世族把持各国政权为标志，前后大概有两百年。西周武王至穆王时期，以及“宣王中兴”之时，王权是国家政治的主导，贵族要服从王权。同样，春秋早期齐桓、晋文称霸的时代，各国君主大多能掌握实权，不是后来那种徒有虚名的摆设。只有君权衰弱无力，大族之间又能基本维持势力均衡的时期，才会出现稳定的“世族政治”局面。如果大族势力膨胀，君主又恰好是厉害角色，比如周厉王、晋厉公，双方就难免发生冲突，要么是大族代表被诛杀，要么是君主被推翻。

李硕书里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其中一个是：跟西欧、日本相比，中国的“贵族时代”为什么结束得那么早？多年来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到现在还没完全想明白。在这里，我尝试着总结出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君主集权传统从一开始就很强，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萌芽中已初现端倪，到商周时期已经非常突出。跟西欧、日本相比，周代君主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要充沛得多，西周时期就已经有“西六师”“殷八师”那样归君主直接控制的常备军。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在当时人看来，国家大权只有掌握在周天子手中，才是“王道”，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一旦落到底下的诸侯、卿大夫手里，则早晚必出乱子，而且掌权的人层次越低，出乱子越快。即使到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也没人觉得眼前这种列国并立的局面是合理的，而是纷纷憧憬“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热衷于搞《周礼》《王制》那样的“顶层设计”。虽然在西周、春秋时期，建立稳固君主集权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政权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不可避免要旁落于贵族之手，但“世族政治”的格局更难长久维持，最多不过一两百年就要向君主集权回归。第二，贵族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各个家族集团以及各阶层之间一直存在矛盾。这就给不甘做傀儡的君主以可乘之机，利用各家族、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提拔下层制约上层，春秋各国的内乱大多因此而起。尤其是“世族政治”形成之后，权力和资源被少数大族垄断，中下层贵族权益受损，失去上升渠道，很容易转向君权寻求出路，二者一拍即合。孔子及其弟子大多出身于贵族中地位最低的“士”阶层，正是这群人打出了重振君权、复兴“周礼”的大旗。孔子在鲁国掌权时推行的政治改革，是以“强公室，抑私门”为旗号，跟后来吴起、商鞅的事业并无本质区别。后来他的学生们大概也看出各国君主多是扶不起的阿斗，于是顺应历史潮流投身大族做“家臣”，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各国的大族或公室，也在这些新兴士人的帮助下，使国家逐渐摆脱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转变为集权官僚制的新型国家。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君主集权的帮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儒家的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本质。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得君行道”，做“帝王师”。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当“国师”，后来他的学生卜商（子夏）真的成了魏文侯的“国师”。陈平原先生早年有篇文章叫《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中国文人有个更大的梦——“国师梦”，几千年来一以贯之。

不过话说回来，孔子的人生信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想做事，就离不开权力，诸子百家中除了杨朱、庄周那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大概没有人能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但儒家毕竟不是法家，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孔子及其弟子身上也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首先，儒家第一次把“人”作为政治的目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拿人当人看，这是周文化的宝贵遗产。孔子的祖先商人可不是这样，在他们眼中“非我族类”都不是人，跟牛羊一样可以随意屠杀。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很快就废止了商代的人殉人祭习俗（西周早中期有少数实行人殉的墓葬，墓主大多是商遗民），孔子本人更是连随葬人俑都反对。周人把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人群都视为同类，儒家的“仁”也是不分族类，不分地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共同的价值观。中国能克服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成就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共同的价值观起了关键作用。其次，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贵族政治，却欣赏并且继承贵族的文化传统，包括贵族那种视荣誉高于生命的“迂腐”劲儿。周代的贵族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隶，因此儒家为君权服务，但又不愿沦为君权的工具——用周人的词来说，他们是“股肱”，不是“爪牙”。他们总想“驯服”君权，让它规规矩矩为社稷、为百姓服务，虽然多数时候难以如愿，但久而久之培养出了“道尊于势”的传统。读书人跟皇帝的斗争，是“二十四史”中最常见的主题。陈寅恪表彰王国维这个清朝遗老，突出强调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笔精神遗产，也要拜孔子和儒家所赐。

不知不觉把话扯远了。为免喧宾夺主，还是及早打住，请大家看书吧。

韩巍
2019年2月23日于北大中关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