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世纪的西方演剧

十九世纪西方的主流戏剧并不是一种建基于戏剧文学的艺术形式，而应以属于大众性质的剧场文化视之。作为十九世纪西方演剧之典范，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戏剧既是一剧场史范畴，同时也指一种戏剧美学形态，它具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从歌德辞世到易卜生崛起之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也就是在浪漫主义风潮和现代主义初兴之间，作为一个严肃文类的戏剧的创作在欧洲整体处于持续低迷、衰微的状态。戏剧作家的职业当然依旧存在，但是他们已沦为剧场演出的脚本供应者，而并不具有独立的艺术品格。如果从诗学或文学范畴的划分来说，那么这一时期的欧洲戏剧，“悲剧”的规范性的主导地位早已被“情节剧”所取代。以文学性戏剧的观念来衡量和评价十九世纪的剧场作品，势必会造成削足适履的窘困局面。

其次，十九世纪西方剧场艺术之样式新奇、品类繁多，远非任何时代所可比拟。仅就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剧场史而言，一般性剧院、杂耍剧院、歌剧院、音乐厅、马戏场为各种各样的戏剧表演提供着充裕的空间，而演剧类型则包括情节剧、歌剧、滑稽剧、芭蕾舞剧、默剧等不一而足。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类型、样式的演剧经常彼此交叉、混融，叙事不仅总是与各种各样的舞台呈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正是这样的舞台呈现而非叙事成为戏剧观演的根本诉求。

这就涉及了十九世纪西方演剧的第三个突出面向，即“图像性”和“景观化”。十九世纪主流剧场的突出特征就是追求幻觉，追求图像现实主义，追求精确逼真的舞台再现。当时欧洲和美国的主流剧场不仅和同时代的绘画艺术紧密相关，而且和工业革命时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机械发明、视觉技术的极大发展完全同步。无论是法国大歌剧还是英国的默剧，都极力追求在舞台上营造各种光怪陆离的异景奇观，即便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也都完全遵循这种图像性和景观化的审美趋向，特别是他的历史剧，格外迎合了考古学时尚和历史主义逼真再现的潮流。

最后，十九世纪的西方演剧，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戏剧，具有很高的社会文化史价值。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和伦敦这样的现代大都市的形成，剧场迅速成为一个崭新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公共领域，不仅将贵族、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底层劳动者容纳在这同一文化空间中，而且提供了纷繁多样的表演、娱乐形式以供给不同阶层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这样既保持着彼此区隔的界线又在某种程度上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在“国家剧院”的议题和实践中突显出来，当时的伦敦剧院生活中开始逐渐形成“国—民”大众的想象性认同。同样，即便是萧伯纳、威廉·阿契尔为弘扬易卜生式的“新戏剧”而力图扫清“旧剧场”的障碍，也只能从十九世纪晚期欧洲知识分子对中产阶级进行批判并在文化中自我区隔的这一社会学角度来理解。

本书内容偏重以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戏剧作为对象来展开讨论，这不仅是因为十九世纪英国戏剧文化高度繁荣发达，所留存下来的丰富史料使我们在追寻那个已然成为过去的时代时更有迹可循；也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戏剧今天已成为一蔚为大观的剧场史研究领域，它自身的学术史进程和已形成的学科建构的理论自觉，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更深一层的参考。特别是在197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剧场史研究介入了当时西方戏剧学术中关于“剧场性”问题的论争，并且示范了思想方法上的一次革新：它不仅超越了“戏剧/剧场”的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更自觉地引入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或者说“复原”了对于“剧场性”的真正理解。戏剧是一门高度社会化的艺术，剧场是一个社会性的文化空间，“剧场性”的最终意义仍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剧场的公共领域性质，它固然包含舞台技术、演员表演等各方面元素，但更直接体现于受到文化惯习及其演变所规定的观演契约当中。倡导一种社会文化史导向的戏剧研究并不意味着排除或降低对戏剧本体的关注；恰恰相反，只有在充分历史语境化的考察中，本体层面的问题才能最大程度地得到观照。如果不是在十九世纪视觉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不是在工业革命所提供的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不是在现代城市中“大众”这一新的社会人群的形塑和建构中，维多利亚时代剧场“热闹热闹眼睛”的景观化和图像性就无从被理解，它自身的高度视觉媒介化的观演形态也不可能得到认识——而这些特征原本就属于它的本体层面的内容。在本书的论述中，对“演剧”“戏剧”“剧场”等称谓的使用并不拘泥于任何固定僵化的概念限制，它们总是在具体的上下文中，不同侧重地指涉着剧场这一社会文化空间某一面向的意涵（它可能是演出实践的、舞台技术的、观演契约的、剧院生活的等等），这样行文的策略考量是排除无谓的理论拜物教干扰，最大程度地保持戏剧文化的历史生动性。 EUQxnEhFmT92zb0dAqix2gvfus2rKtqFiqw2+nlHYvUd9aNCzgBgKVjRjnKn6Aj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