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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德泽
旁流四表
则白雉见
——《春秋感精符》
再受命的努力失败后，不久刘欣就死了。
回到刘欣之死的那天晚上……
守着皇帝的遗体，拿着传国玉玺和绶带，董贤握有了至高权力的象征，成了此时此刻未央宫里最具权势的人。他对自己下一步的使命或许有所领悟。这是他封锁消息，不情愿让太皇太后出来主持局面的原因。
更何况，他身上那一串头衔，各个都掌握着重要权力：
高安侯是爵位，说明董贤是汉朝的上层贵族，有食邑，能世袭。汉朝的皇帝要想登基，首先得成为太子，或是被封侯封王。当年汉宣帝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入承大统，就是先被封为阳武侯，当天即以阳武侯的身份登基。
大司马，原是西汉初期和丞相、御史大夫并称的太尉，后来改名为大司马；最初是内朝加官，汉成帝时期改为正式的外朝官、“三公”之一，汉廷名义上掌管军事的最高文官。在刘欣的前任成帝、元帝时期，大司马“全权”代表汉帝处理实际政务，权力极大。
卫将军，是掌握部分军权特别是禁军的将领，这意味着董贤拥有调动长安城军队的权力。
领尚书事，并非官职，而是指董贤拥有管理“尚书”的职权。汉朝的尚书，不是后来三省六部制下“尚书侍郎”的政府部级长官，而是类似于“中办秘书”的内廷吏员，职位虽低，却是皇帝身边人，能够亲身参与政事并代表皇帝传达命令，“ 出纳王命、王之喉舌 ”。所以，外朝的高官如果不能“领尚书事”，权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董贤的这个差事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决策中枢事务，代表皇帝发号施令。
还有，此时围绕在龙床周围哭泣的，基本都是董贤的人：昭仪董氏，是董贤的妹妹；父亲董恭是卫尉，掌管着未央宫宫内和宫门的保卫；内弟是执金吾，掌管着未央宫宫外的保卫，这些都是中枢要职。此外，董氏家族成员还占据了许多郎、曹之类的朝廷中级官员的位置。可以说，刘欣生前差不多就像是在董家过日子。
由此看来，刘欣对董贤确实有肉欲的欢喜，是“真爱”。既然刘姓天命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可逆转，把天下禅让给最爱的人，不好吗？
总之，在刘欣晏驾后的这个夏夜，董贤凭借玉玺、职位和家族实力，成了未央宫暂时的主人。他还封锁着刘欣的死讯，把握着先机。
既然消息被封锁，王氏姑侄是如何知道的呢？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
皇帝之死显然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刘欣活着的时候，像一个陀螺的中心，维持着他身边各种利益集团、私人恩怨、新旧势力之间的平衡。一旦身死，这个平衡不复存在，变成一团混沌。
董贤如果确有政治品质，就应该意识到身为先帝宠臣，自己早就是各方面的眼中钉肉中刺，绝无超脱的可能。因此，在宫车晏驾的消息传到太皇太后那儿之前，他应该果断决策，迅速行动。以领尚书事的便利封锁消息、发号施令，以左将军之命密调军队，以大司马的身份召集并稳定外朝大臣，捕杀王莽，软禁王政君，即使不成功，历史也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但他似乎并不具备政治品质，也没有政治能力，既不缜密，也很延宕。他都没有留意到，此时围在刘欣遗体身边的，有一个姓王的人。
王闳是王莽的叔伯兄弟，也是刘欣的旧知。因此，王氏家族虽然失势，他依然被提拔为中常侍，成为刘欣的侍从。王闳是汉室忠臣，曾经专门向刘欣上书谏诤不要宠信董贤
。刘欣在宴会上说要禅让给董贤时，群臣震惊而不敢言，唯独王闳站出来，说了一番“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天下，天子无戏言”的道理，使刘欣非常难堪，董贤更觉惶恐。
王闳不是大人物，但拥有董贤不具备的政治品质，他觉察到刘欣有把天下交付给董贤的意图，果断做了一件事：
悄悄去长乐宫禀报姑妈太皇太后。
按汉代的“两宫”制度，皇帝与皇太后分居未央宫和长乐宫，俗称西宫东宫。皇太后一般不去西宫，皇帝应定期去东宫朝见。一旦皇太后或太皇太后临朝，就意味着有重大事件。
得知皇帝晏驾，王政君一面用最快的速度赶往未央宫，一面马上派人去王莽的宅第，让王莽迅速准备进宫。
于是，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夜，太皇太后迅速驾到未央宫，在宣德殿扎下分庭抗礼的阵势，令董贤措手不及。局势逐渐变得明朗了。
有太皇太后为后盾，王闳持剑走到董贤面前，不无威胁地呵斥道：
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
王闳太咄咄逼人了，竟然说出“ 待祸至 ”这样透露杀机的话。
从王闳的呵斥中，可以知道在这宝贵的决断时刻里，董贤什么都没有做：没有挂印称帝，没有以大司马的名义召集群臣廷议新皇帝的选拔，也没有号啕大哭以表达忠臣和爱人的痴情。他只是拿着玉玺和绶带，毫无作为，拖延迟钝，直至王政君到来。
事实上，即使如此，董贤仍然可以借助传国玉玺和皇帝遗言怒斥王闳胆敢带剑入宫，令士兵将其拿下。未央宫里都是自己的族人，囚禁王政君也并非不可能。
但缺乏政治能力的董贤竟然乖乖地“ 跪授玺绶 ”，放弃了一切行动，将传国玉玺和印绶交给王闳，再转呈太皇太后。
董贤大概觉得自己既没露篡逆之心，也没有夺权之实，何罪之有呢，将玉玺交出去能够保一家老小平安。他哪里知道，王闳把这团政治的混沌劈开之后，黑与白、是与非、敌与友也就分清楚了。董贤如果想保自家平安，又不去铲除敌人，那全家的安危就只能视敌人是否宽容了。
《左传》有云：“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况且董贤所怀的不是什么别的璧，而是传国玉玺。
董贤虽然失去了传国玉玺，但爵位官职都还在，未央宫里遍布董氏族人，太皇太后绝不会感到安全，于是召见了董贤。
在未央宫前殿东厢，老练的王政君满怀关心地询问董贤，如今皇帝晏驾，你作为大司马，是主心骨，下一步怎么办？特别是丧事打算怎么办理？
董贤“
内忧，不能对
”
，心乱如麻，说不出所以然来，加之太皇太后是国母，他按照礼节摘下冠冕，向王政君表达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歉意。
这正中王政君下怀，她语含尊重地说，王莽以前也是大司马，曾经办理过汉成帝的丧事，有经验，“
吾令莽佐君
”
。一个“
佐
”字，令缺乏经验的董贤或许觉得如释重负，也无法拒绝，马上“
顿首幸甚
”
，一边行礼一边说“那太好了”。
于是，王政君立刻将早已准备多时的王莽请入未央宫。
王莽一入未央宫，犹如池龙入海。
夜未央。
比董贤更加熟悉未央宫权力机制的王莽，入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废掉董贤所有的合法权力，哪怕董贤并不打算使用这些权力。合法的权力需要合法的方式去废除，王莽按照程序，找了一个尚书弹劾董贤。
弹劾的理由是现成的：皇帝病危期间，董贤身为大司马，没有亲自照料皇帝的病情。
换言之，皇帝因病晏驾，董贤负有领导责任。
有了弹劾，就得有回应。王政君下令禁止董贤出入未央宫司马门，司马门是未央宫四面的门，这意味着董贤被剥夺了出入未央宫的权限，他那“领尚书事”的差事也就失效了。与此同时，王政君还为王莽做了更充分的准备：
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
她让王莽接管了董贤大司马卫将军的职权，把持了兵权、代表未央宫接受百官奏事之权、未央宫内的安保权。那些在内外朝担任大小职务的董氏族人，也一并被罢免驱逐。
至此，董贤掌握的政治资源只剩下一个于事无补的高安侯和空有头衔的大司马。他本来只是一只猫，不是老虎，现在猫指甲也被拔了个精光。
董贤不知所措，“
诣阙，免冠，徒跣谢
”
，脱去冠冕和鞋子，在王政君面前光脚求饶。
仅仅几个时辰，一场可能剑拔弩张实则平淡无奇的政变就这样以王氏家族的胜利告终。对待毫无反抗能力的敌人，王氏家族没有显示出怜悯，而是马不停蹄地彻底消灭。这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惯性，也因为王氏家族对刘欣实在恨之入骨，刘欣的宠臣又怎么会被放过呢。
董贤求饶后，王莽立刻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诏，罢免他大司马一职，册书写道：
间者以来，阴阳不调，灾害并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辅也，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非所以折冲绥远也。其收大司马印绶，罢归第。
罢免三公总需要合适的理由，董贤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司马在满朝元老们看来，不过是刘欣的一只宠物。所以除了前面几句“ 阴阳不调、灾害并臻 ”的泛泛而谈外，根本不需要什么实际的理由，政变到了这种程度，已经令人乏味。“高安侯贤未更事理，为大司马不合众心”，就是说董贤还是一个孩子啊！
董贤接受了册书，把大司马印绶交给了汉廷使者，乖乖地回到位于北阙的居所。
北阙可不是长安的普通地段。中国古代的首都与现代不同，简单地说，那是皇宫以及为皇宫服务的建筑的组合。北阙是最靠近未央宫、由高官贵戚居住的一片聚居区，被称作“北阙甲第”。而董贤的房子，算是豪宅中的豪宅了。
刘欣生前曾经命令专门给皇帝造宫殿的将作大匠给董贤修宅子，有趣的是，这位将作大匠是刚刚提拔的董贤的岳父。据说，这幢房子“
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
，“柱壁皆画云气华花，山灵水怪。楼阁台榭，转相连注，山池玩好，穷尽雕丽”
，拥有宛如皇宫一般的层层华殿，墙壁柱子上画着烟云缭绕，有的柱子和门槛用丝绸锦缎包裹，面积也大得很。
就是在这幢豪宅里，就在刘欣晏驾的当天，董贤和妻子自杀了。
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想尽快息事宁人，避免灾祸。董贤父亲董恭连夜将董贤夫妇下葬。董贤确实具有连夜下葬的硬件条件，因为刘欣早就在自己的帝陵旁边给董贤挖好了陪葬墓。当然，这坟墓也与北阙的豪宅一样奢华，“
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
”
，竟然使用诸侯王以上才会使用的黄肠题凑，而且盘桓数里，地上建筑也很庞大。
但王莽连死人都不放过。
王莽显示出他性格中细致又多疑的一面：怀疑董贤诈死。还没有正式职务，只是作为皇帝后事主持人的王莽，立刻派人挖开董贤的坟墓，看埋进去的是不是本人。确认无误后，王莽这才向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大司徒孔光报告发掘结果，倒是让后人一窥董贤坟墓的奢华：
以沙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无以加。
“至尊无以加”，再次显示出刘欣对董贤成为继承人的寄托。可惜，这种寄托连地下也无法实现了。董贤的尸体被剥光衣服，草草埋在监狱里。父亲董恭、弟弟董宽信等人全部流放到合浦，当时的合浦靠海，在西汉是遥远的边境。
董贤的家人被流放那几天，长安的平民们纷纷聚集到董贤的豪宅，一边假装哭泣，一边趁乱盗取财物。为什么？只看一个数据就知——董贤的家产被朝廷变卖了43亿钱。
董氏家族自此从长安的舞台上消失了。
此后不久，董贤从前照顾过的一个大司马府的小吏，名叫朱诩，从大司马府主动辞职，自费购买棺木衣服，到监狱里挖出董贤的尸体，穿衣入棺埋葬。这在当时并不是罕见之举。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仅不会怪罪，偶尔还会对这类人进行表彰，以显示掌权者的大度和对一种私人忠义的弘扬。
但王莽听说后勃然大怒，找了个罪名杀了朱诩。
这一举动颇显不近人情。董贤究竟何罪之有？或者说王莽对董贤的刻骨之恨从何而来？
刘欣晏驾第二天，六月己未（公元前1年8月16日），太阳照常升起。
长安和往常一样，城外灞桥上人流往来如织，城内也是熙熙攘攘。站在安门大街和雍门大道的交叉口，能感受到东方大都的繁华，从交叉口往东北方向走的，多是长安城的居民，他们住在明光宫北边的闾里；往西北方向走的，多是商贾和游客，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市场。
这天，未央宫也没有什么不同。这座宫殿是长安城最高的建筑，之所以高，是因为它矗立在长安地势的最高点龙首原上。在缺乏高层建筑的古代中国，天下人来到长安，无不被未央宫的恢宏气势所震慑。
一场宫廷危机无声无息渡过，只有在宫内才能感受到，再平淡无奇的政变也是仓促而紧张的。王政君、王莽姑侄一夜未眠；新的一天早上，群臣毕至，内外咸集，才知道天下没了皇帝，太皇太后临朝，前任大司马王莽再度出现在未央宫前殿。
群臣里的汉室忠臣可能会认为，在皇帝突然死去、刘姓天下险些被董贤篡夺的危急时刻，是王氏家族挽救了国祚，保卫皇室安全，渡过了空前的统治危机。这场政变的意义不同于一般的权力斗争，还关系着汉家天下能否存续。
面对群臣，王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同时做好三件事：第一，重新担任大司马，合法掌握朝政；第二，尽快为汉朝选定征召新皇帝；第三，处理刘欣的丧事，以新皇帝的名义给刘欣议谥号，尽快将其下葬。
“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担任大司马。王莽虽然已经掌握了实权，但只能看作先帝大行期间的权变措施。太皇太后于是下诏：
公卿举可大司马者。
这里的公、卿，应不是泛指，而是禄位达到“卿”以上的官员。这个诏书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王莽在当时确属众望所归。没有人怀疑大司马会花落别家，王政君也就敢公开选拔。
此诏书一下，
“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举莽”
。
有孔光带头，
“举朝皆举莽”
，这是王氏家族乐见的局面。
孔光，据说是孔子的十四世孙，汉元帝的时候就已入仕，现在六十多岁了。大司徒就是原来的丞相，是汉朝政府的首脑。孔光在元帝、成帝期间，仗义敢言，仕途几经起伏，名声一直很好，是汉成帝死前的顾命大臣。
不过，晚年的孔光已经变得明哲保身、虚与委蛇。
例如哀帝时期，董贤的父亲董恭是孔光的下属，董贤是孔光晚辈的晚辈。刘欣拜董贤为大司马之后，虽然董贤和孔光都位列三公，是名义上的同僚，但董贤毕竟才二十几岁。为了抬举董贤，刘欣故意安排董贤以私人名义去拜访孔光，试探朝野反应。孔光则揣摩上意，隆重地穿好衣冠礼服，提前出门到路上等待，看见董贤的车来了，马上返回家中恭恭敬敬地迎接，董贤临走时也恭恭敬敬地送走，不像是和同僚交往，倒像是对待上级一样。
刘欣听说后非常高兴，马上安排孔光的两个侄子为官。
此事成为孔光的污点，但孔光当年能够曲意奉承董贤，今天也能带头支持王莽，这并不意外。
意外的是——这次举荐居然出现了反对派：前将军何武和左将军公孙禄互相举荐对方为大司马。何武曾经当过御史大夫、大司空，位列三公，与公孙禄又是朋友。互相举荐，是因为两人商量过：
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近亲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
称得上振聋发聩了。
他俩宣称：以往吕后、霍光、上官桀父子等外戚秉政时，国家都一度陷入危亡。现在成帝、哀帝连续两代君主都没有子嗣，说明外戚势力太过强大。当前又在选立皇帝，就不该再让外戚来当大司马，而应“亲疏相错”，让我们这样不属于外戚的大臣来担任，才是为国之道。
单看这段史料，会觉得这二位要么是痴迷权位，要么是昧于时势。其实都不然，从与王莽的交往看，他俩确实属于公忠体国的大臣。
比如何武，早在十四五岁时就觐见过汉宣帝，资历很深，几经宦海沉浮，汉哀帝时由董贤举荐为御史大夫，后转任前将军。王莽曾辗转请何武举荐他为太常，何武没答应。多年以后，何武被王莽逼迫自杀。公孙禄，虽然在新朝建立后仍与王莽合作，但在廷议时当众批评王莽，被逐出朝堂。
何武和公孙禄的举动，引起朝野不小的震动。《汉书》记录下这件事情，是将他们二人作为抵抗王莽篡政的先知。但反而说明当时朝廷大多数官员支持王莽，反对者不是没有，却是少数。
尤为难堪的当数王政君。
六月庚申（公元前1年8月17日），她索性直接任命王莽为大司马、领尚书事，不顾忌她举行的公开推荐会不会被看作虚伪的把戏。而何武、公孙禄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有了大司马的职位，王莽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刘欣晏驾一个月后的七月，王莽选择了时年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也就是后人所称的汉平帝。
箕子幼小，颇有人认为这是王政君、王莽姑侄俩特意遴选的傀儡皇帝。但大概率并非如此，选择箕子是按照皇位继承顺序来的。
前番曾说，汉成帝、刘欣都没有子嗣。那么皇位继承人只能从汉元帝的后代里寻找。汉元帝有三个儿子，嫡子是汉成帝，傅昭仪所生的是定陶恭王，定陶恭王的儿子就是刘欣；另一个妃子冯昭仪所生的是中山孝王，中山孝王的儿子就是箕子。
刘欣和刘箕子按照辈分是兄弟，照理说不应“兄终弟及”，但汉元帝的后代里已经没有再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了。后来，王莽进一步向朝野说明，箕子所继承的是汉成帝，而不是刘欣，在祭祀上更加视刘欣不存在。
箕子从中山王升格为皇帝，按照惯例他的母族应该入朝，他的舅舅应该担任大司马等重要职位，就像刘欣即位时那样。但恰恰考虑到刘欣即位后封赏本家外戚，把王氏家族一脚踢开，王氏家族做了充分准备。
王莽的做法是：中山王升格为皇帝，王位空缺，就另选了一位宗室刘成都当中山王，代替箕子奉祀中山孝王。这样的话，朝廷就有理由继续封箕子的母亲为中山王太后，令她留在中山国，不得来到长安当皇太后。
九月，距离刘欣晏驾整整六十四天，箕子正式即皇帝位。当日大赦天下。箕子孤身入朝为帝，母亲舅舅都不在身边，形成了王政君临朝、王莽执政的局面。这将是汉朝残存岁月的基本政治格局。
自此，王莽可以从容清理朝廷上的异己。他对何武、公孙禄以及刘欣时期上位的外戚、新贵等罗织定罪，但并不出面弹劾，而是力捧主持外朝的孔光，拜孔光的女婿甄邯为侍中奉车都尉，让孔光按程序奏请王政君处置。
王莽在幕后，孔光在台前，王政君“秉公办事”，朝廷气氛为之一变，王氏家族牢牢把控了汉廷大权。
至此，前朝遗留下的政治问题只剩下给刘欣议谥号了。刘欣的遗体已经停放了两个多月，确实需要抓紧下葬，而葬仪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把谥号书写在谥册上放入帝陵随葬。
按照汉制，帝王崩殂后，要由新皇帝和大臣一起议谥。鉴于一是刘欣在位期间王氏家族吃尽了苦头；二是刘欣宠信董贤，屡杀重臣，大臣们对他颇有非议；三是新皇帝并非刘欣的子嗣，又是个孩子，刘欣的谥号可想而知。
和后世谥号的虚饰相比，西汉皇帝的谥号和庙号大都会比较认真地议定，也相对符合皇帝生前的行为。庙号只有足够资格的皇帝才配拥有，此时只有开国皇帝刘邦、以旁支身份承继大统的汉文帝刘恒、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刘彻拥有庙号，连平息了“七国之乱”的汉景帝和号称中兴的汉宣帝都没有庙号，所以刘欣不可能有庙号简直是一定的。多年以后，王莽给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平帝均立了宗庙并追认庙号，唯独越过了刘欣，切齿之恨昭然若揭。
至于谥号，高皇帝以来几个皇帝的谥号都不错，按照顺序依次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唯独到了刘欣，谥号被定为“哀”。
这个“哀”字着实扎眼。
严格来说，“哀”倒不算恶谥，而是中谥。谥法里说：“ 恭仁短折曰哀 ”，主要表达一种追思哀悼之情，也符合刘欣短命的实际。但刘欣的“欣”字恰恰是“喜”的意思，以“哀”志“喜”，总归有一些幸灾乐祸的味道。
汉哀帝下葬后，至少表面看来，汉朝空前的政治危机已被王莽化解。很多臣民发自内心认为，若非王莽在决断时刻处置了董贤，并择立新帝，还有谁能稳定这个政局呢？
箕子即位后，改年号为“元始”。元始元年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年。
西汉自从汉武帝开始使用年号，年号怎么取、几年改元等一直比较有规律。新皇帝即位的年号，一般都会体现“开始”的意思，箕子的“元始”也不例外，但这其中也包含了王莽的雄心壮志。
就在元始元年春天的正月，发生了一件千年未有的祥瑞。
有一支据说来自极为遥远之地的蛮夷，自称“越裳氏”，在益州牧的引领下来到长安朝贡，并献上一只白雉，两只黑雉。
雉，大概就是野山鸡之类的大鸟。不过在当时人的眼中，雉和凤凰似乎区别不大。当这三只美丽的大鸟在朝廷上出现，所有人都被震惊了。因为，雉的出现本身就是祥瑞，《春秋纬·感精符》里说：“ 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 。”意思是说，白雉出现，意味着天下出现了道德流布四夷的王者。
王者是谁？
这就要看贡献雉的是什么人了。
越裳氏，据后人考证，大概是在东南亚的老挝、越南一带。但实际上并不需要坐实地点。知道他们来自极远之地，遥远到需要经过“ 重译 ”也就是若干次翻译才能与汉朝人语言沟通，这就够了。
在汉朝人的文化记忆里，越裳氏上一次到中土贡献雉，是在一千年前的周成王时期，并且不是为了见周成王，而是见辅佐成王的周公。
周公就是当时的王者。
《韩诗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髪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越裳氏经历了辗转翻译，给周公献上一只白雉。周公问，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越裳氏通过翻译答道：“在我的国家里，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大海没有惊涛骇浪，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何不去朝贡一番呢。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周公是辅佐幼主，今天的大司马王莽也是辅佐幼主；周公处理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的政局，王莽也处理了董贤，稳定了汉的政局；周公的德行令越裳氏万里迢迢来献雉，王莽也是如此。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只得到了一只白雉，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只黑雉，这岂不是超迈了周公的德泽？
《汉书》指出，越裳氏的位置不在益州的方向，所以这次献雉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这极有可能，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越裳氏，过了一千年，还在同一个地方，还叫同一个名字，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今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会觉得遥远得不得了。但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
。
王莽把雉鸟献给了皇家宗庙，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而不是归功于自己。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当然，眼前这位外戚、权臣，似乎在儒学造诣上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蚡、霍光等要高得多，人品也更高尚。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廷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王莽从一位失势的前任大司马，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雉鸟，便是上天恩德的明证。
面对这一祥瑞，群臣纷纷向王政君上奏王莽的功德，首次提出“安汉公”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
千载同符
。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
托号于周
。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
“群臣”是史书原话。能称得上“群臣”，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其中，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有的属于王莽势力，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有的是真心拥护。但不管怎样，“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证明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当年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开创汉朝中兴局面。王莽逐董贤、立箕子，功劳与霍光颉颃。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何来封赏，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功同德。既然周公“托号于周”，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行事”——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也就是“安汉公”的称号并非逾制。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 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自况：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
周朝的“周”，是因为传说周太王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到“周原”，开创基业，因此国号为周。
而周公的“周”，也是因为他“
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
”
，所以包含了国号的意思。
周公的“公”，是因为他乃王室执政大臣，所以尊称为“公”，也可能是周地的公爵
。周公封在鲁，但他始终没去
，而鲁国是侯国，所以“公”与鲁国没有直接关系。
“安汉公”正是要模仿“周公”的称号。此时的汉朝，还没有施行“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所以安汉公的“公”是尊称，“安汉”则包含了汉的国号，简单地说就是与“周公”相侔的“汉公”，鉴于王莽的功德，加上一个“安”字，所以是“安汉公”。
汉朝的皇帝为“汉皇”“汉天子”，刘邦在称帝之前是“汉王”，那么“汉公”的称号有多么尊贵，可想而知。
尊号的规格如此之高，王莽前后推辞了六次，先是婉拒，宣称安汉的功绩是大家的，可以封孔光，不必封我。群臣坚持未果，就抬出王政君下诏，王莽索性称病不上班。为表示公平，王政君下诏封了孔光等四个大臣，已封侯的“升职”，未封侯的封侯，但王莽仍然不上班。无奈，王政君只好直接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并听取群臣的呼吁，把萧何的旧居赐给了王莽。
赐萧何的旧居，也是尊崇的一大手段。萧何在刘氏皇族的叙述里，不仅是高皇帝的宰相，而且是刘氏的恩人。汉景帝称他“
高皇帝大功臣，所与为天下也
”，就是说萧何与高皇帝共造基业，堪称合伙人；汉武帝离汉初那么多年了，还说“
朕报萧相国德
”
。所以，萧何是汉初功臣里罕见的直到王莽时期仍然葆有爵位的人，中间世系几次断绝，都被皇帝寻找后裔续封，地位长达两百年不衰，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终于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他只接受这个称号本身，对于汉廷赐予的物质封赏一概不受，并说了一句很豪迈的承诺：
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
就是说，等待天下百姓家给人足的时候，再给我封赏。
王莽在两千年前说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今人尚且颇觉感动，何况古人？
对此，王政君下诏答复：那就暂不封赏，但对王莽的日常俸禄赏赐加倍，等待天下家给人足时再赏。
由此亦可知，当时人们谈起“百姓家给”，似乎不是“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之类的终极理想，而是不久之后就能看到的场景。王莽不仅安定了政局，还给天下人带来即将实现万世太平的期望。再加上“谦让”，他赢得了空前的拥戴。
后人习惯于把王莽当安汉公视作“篡逆”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这怕是一种后见之明。在当时，仿效周公说明王莽向善、有理想有道德，引起的是赞美。须知，霍光宣称受汉武帝的遗命秉政，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拿出了一幅“周公负成王”的画。霍光说这是汉武帝所赐，以证明自己是受命照顾年幼的汉昭帝，承担周公之责。尽管上官桀等人当时就称这幅画是霍光伪造，后世史学家也颇多怀疑，但没有证据。而且，霍光并没有篡夺汉朝的皇位，背负成王的周公也就不可能和篡权沾上边儿。
同理，在王莽被群臣上安汉公的尊号时，群臣所能想到的，近是霍光辅佐昭帝和宣帝的往事，远是周公辅佐成王的传说，朝野基本不会认为王莽有篡夺帝位的野心。即使在当时“天命转移”的背景下，王莽有取而代之的嫌疑，也只能说是大势所趋、时代使命，难说是王莽的主观意图。
有一个小小的波澜，被不起眼地记录在史书里：汉哀帝下葬后，陵墓称义陵，按照当时“前殿后寝”的制度，陵墓旁边有祭祀的前殿，也有供亡灵休憩的寝殿。王莽成为安汉公后一个月，义陵的陵寝令，也就是管理汉哀帝陵墓的官员，急忙报告了一个惊悚的消息：
前一天晚上，汉哀帝的衣冠还在寝殿的盒子里放着，第二天早上，那衣冠自己跑到床上来了！
王莽对此十分惊讶，马上安排祭祀以最高规格的太牢，试图平息亡灵的愤怒。
汉室的亡灵怎能不愤怒？刘氏筚路蓝缕，劬劳功业，贤君辈出，怎么就走到需要外戚来“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