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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

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羡,

今为人所怜。

——汉成帝时歌谣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刘邦的隐忧

汉高帝十二年冬天 ,刘邦刚刚在蕲西 一带击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的军队,他令属下继续追击,自己启程返回长安。途径故乡沛县时,刘邦特意驻留,把当年的故人父老找来一起喝酒,选了一百二十个沛县子弟教他们唱歌。且歌且酒,刘邦喝醉了,亲自击筑,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罢,又让那一百多个年轻子弟们唱,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起舞,“ 忼慨伤怀,泣数行下 ”。刘邦对这些故旧父老们说,他是“ 游子悲故乡 ”,其实也是衣锦还乡,所以他在沛县待了十几天,并永远免除了沛县和丰县两地的赋税。

不过,刘邦虽然自诩“威加海内”,却发出了没有猛士守四方的感慨,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刘姓子弟的诸侯国,内有从丰沛起家时跟随自己的功臣,为何刘邦还要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有理由对天下的局势备感忧虑,尤其是对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并不是很有把握。这是因为,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秦并天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岁 了,不必说在人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的秦汉,即使在21世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的观念也已定型。刘邦出生的时候,“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 ,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楚国的编户齐民,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当门客;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所以,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秦国分灭六国,各国君主退位,只比刘邦大三岁的赵政 成了皇帝。按照秦制,刘邦到咸阳去服徭役,有幸围观了出行的赵政,于是感慨道,“ 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刘邦这才意识到,在列国的封建之外,还有一种集权的安排,还有一个比“王”更高的新鲜称号:皇帝。

此时刘邦所心仪的“大丈夫”,就不完全是信陵君那样的人物了。列国并立和皇帝一统同时进入了他的观念。

刘邦四十八岁时,也拉起队伍加入蜂起的反秦大军。他这个年龄是货真价实的“长者”,比起那些血统尊贵的六国旧贵族,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轻人项羽,刘邦显得比较边缘。好在,他遵照楚怀王的命令先进入咸阳,终结了已经去掉帝号的秦王国。刘邦可能会想起,仅仅几年前,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而今天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

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用后来史家的话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

“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诸侯王的共主;刘邦后来在定陶称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他虽然是皇帝,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及于诸侯国的土地,甚至也不及于功臣所封侯国的封地。怎么办?学习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县制?把汉朝从秦朝继承来的体制应用到天下?

那要问各位诸侯王和跟随他的功臣,不必说诸侯王们肯定不答应,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应。天下初定时,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功臣们坦白,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 与天下同利也 ”,项羽却嫉贤妒能,“ 得地而不予人利 ”。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细想来颇有攻击性,是在“告诫”刘邦,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绵里藏针地反驳说“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其一”,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但“其二”则是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 吾能用之 ”,言外之意就是强调我能驾驭这三个最强的功臣,普通的功臣还是收敛一点为好。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既因为“诛暴秦”的功绩,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 所以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条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国分享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不然,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刘邦曾经手敕儿子刘盈,说了一句话: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

此事未必属实,但仍可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 ,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邦在沛县高歌起舞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浮。对没有猛士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无力根除。

刘邦活着时,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以及最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刘姓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把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县高歌起舞之后半年,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2.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陛下驾崩,若萧相国也去世,谁能代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下一位呢?”刘邦说:“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管军队)。”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郦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 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外部,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 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人头税。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 ,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是置身事外的。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廷、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代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 汉大臣 ”,显然将汉朝和代国看作两个国家,也说明汉廷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与皇室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条心,而是“ 畏高帝、吕太后威 ”。而且,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位,所以,假如入主汉廷,会不会是阴谋?即使不是,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甚至有生命危险。

最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 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 ,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出于谨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宋昌到了渭桥,受到汉朝大臣欢迎,刘恒才又进到渭桥。周勃跪上天子印玺,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先住进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刘恒才正式入主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接管长安军队;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未央宫保卫,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吕后一样,也对功臣不信任。入主汉廷后的第一个元年伊始,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正式拜祭高帝庙,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第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褒赏诛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身份已经变了,在褒赏的背后,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谊。

贾谊值得多说两句。后世所熟悉的贾谊,是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事实上,自身陷于牛李党争、沉沦下僚的李商隐遮蔽了贾谊的真实面目,在司马迁笔下,贾谊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第一,贾谊得以进入汉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后被征为廷尉的吴公所推荐。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学生,而且吴公治下的河南郡“ 治平为天下第一 。能被吴公推荐,说明贾谊是一位有治术的人。第二,贾谊的主张,实际上颇为刘恒所采纳——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熟习职场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被皇帝高度重视,连年升迁,即使不被言听计从,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绝非怀才不遇。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

刘恒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就决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以巩固皇权。文帝二年初,丞相陈平去世。按照贾谊的建议,刘恒趁机下诏,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就是说,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封邑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所有列侯必须返回封国,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朝廷怨声四起。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旧。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因此,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大家拖着不走,彼此观望。一些勋臣更是大肆攻击贾谊年少轻狂,居心叵测,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刘恒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把绛侯周勃免去丞相之职,要周勃返回绛国,带头做表率。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勃尚且如此,才不得不离开长安。刘恒统治期间,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从而消除了汉廷中央的功臣势力,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付出的代价是贾谊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这是贬谪,也是刘恒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事实上,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齐悼王刘肥的后代。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对刘恒表面称臣,暗地里又恼又恨。

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看似赏赐,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几年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刘章去世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刘恒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刘兴居以为刘恒“御驾亲征”,长安空虚,觉得机不可失,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整个齐悼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谊,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未能理解这“道阻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一人所能完成,刘恒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当贾谊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章立传,表面是哀怜贾谊的命运,实则是把贾谊和屈原拉到一起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以贾谊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为司马迁之微言大义。多年之后,王安石更客观地反问说,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3.贾生晁错是知音

吴王刘濞派王太子刘贤入汉朝拜见皇帝刘恒的时候,没有想到儿子回来时却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王太子和皇太子刘启饮酒下棋,因为争棋路吵了起来,惹怒了刘启。大概是饮酒的缘故,刘启提溜起棋局就砸到刘贤头上,竟然把刘贤打死了。

史书说,是刘贤出言不恭在先。但根本原因还是吴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之所以能与汉朝并列,除了体制因素,还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臣民的本地化程度很深,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彼此会有认同感 。吴王二十岁就被分封到这里,经过几十年的熏陶,他和他的家族在性格和地域认同上,也会更切近吴国本地。

刘濞高帝六年就被封王,刘恒是高帝十二年才被封王,如今昔日的代王当了皇帝,就可以纵容儿子打死自己的儿子,刘濞之愤怒和不平可想而知。眼见爱子惨死,他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

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天下都是刘氏的,刘贤是刘氏子孙,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要运回吴国?但这恰恰反映了汉朝与吴国分属异国,诸侯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有留葬长安的惯例。所以,刘濞把遗体送回长安安葬,是一个鲜明的挑衅。杀子之仇已经结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刘恒为了安抚刘濞,赐几杖(坐几和手杖,敬老者之物),默认刘濞可以不必遵守藩国礼仪。

刘启即位后——就是汉景帝——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此时离刘邦草创功业已过了半个世纪,汉朝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一度在高帝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50%,到了刘启的时代下降到30% 。而像窦婴、田蚡这样的外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天下人渐渐习惯了汉室天子的地位,有能力的王国臣民愿意跑到汉朝任职。汉朝削弱诸侯王和列侯权力的条件愈加成熟。犹如刘恒当年用了贾谊,刘启则重用了晁错。

晁错是靠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是刘启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现在刘启即位,晁错一跃成了御史大夫,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被君主眷顾,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身死族灭也在所不惜,这是战国以来法家之士的传统和命运。晁错于是建议削藩,因为“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这是横亘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赵王此前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卖爵被查,削了六县;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服丧期间“ 私奸服舍 ”,削去东海郡。这些削藩都是“有法可依”的,所以诸侯王虽然明知道汉朝的真实目的,却有苦说不出。

汉承秦制,以律令治国,晁错为了使削藩师出有名,“ 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 ,使得削藩变成国策。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专门从故乡赶来阻止,老人家的话颇能代表普通人的惯常看法:

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

晁错父亲关注的不是皇权、统一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认为削藩疏离别人亲属,不仅危险,而且不道德。晁错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的是“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通过尊天子来安天下,避免封建分权、列国纷争,这正是法家的主张。汉帝国的建政道路,到此已经很清晰了,就是要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法家理想。

见到晁错如此固执,老人家预料到儿子将来的结局一定很惨,服毒自杀了。

吴国是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惩于当年的杀子之仇,刘濞暗地里积蓄力量已经三十年了。这三十年里,各诸侯国越来越感到汉朝的压力。“国际局势”已经与刘邦封子弟的时候大不相同。矛盾不断积蓄,当汉朝削去吴国会稽、豫章两郡的文书到达刘濞手中时,他终于等到了起兵的理由。

早在起兵之前,刘濞已经和众多诸侯王秘密联络,承诺跟随的不只是七国,刘濞致诸侯书所提到的还有淮南王、衡山王等。但到了起兵时,最终成功发兵的只有其他六国,其中:赵国和楚国,是刚刚被削去了大郡的王国;济南国、淄川国、胶西国、胶东国,国王都是刘肥的儿子。刘肥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是齐王,原本也要反,但最后一刻后悔了;另一个是济北王,被属下控制,没能参加叛乱。如果齐国、济北国也参加,那就是被拆分之前的齐国几乎全数加入了叛乱。

此外,参加叛乱的还有位于这些王国境内的一些列侯。

也就是说,七国之乱主要是刘邦的侄子吴王带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的四个儿子重点参与的叛乱。吴国、齐国,都是民风习俗与关中差别格外显著、自身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都颇为可观的东方大国,也是在汉朝削藩中损失最大的王国。七国之乱,一定程度上说是楚汉之争的重演,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叛乱。刘启的确是在改变汉初刘邦的约定,改变当时人们还比较相信的列国观念。吴王的动机也不是一定要夺取皇位,而是要让天下复归刘邦时期列国并存的“国际秩序”。

刘濞在叛乱之前,已经构思了重点联络齐王世系的战略,他甚至不顾身躯老迈,亲自跑到胶西国去面见胶西王。尤为重要的是,刘濞和胶西王除了分析时局,还对叛乱成功后的“国际秩序”做了初步设想:

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

刘濞打动胶西王的正是这句许诺:打下天下之后,你我把天下一分为二。这颇似昔年刘邦和项羽在鸿沟二分天下的模样。当然,胶西王的臣子们并不相信,如今一个皇帝都很麻烦,将来两个皇帝岂不是更麻烦?认为吴王这话是在“画饼”。但吴王未必是“画饼”,他是从刘邦时代过来的人,是真心相信天下应该列国共处。

这就是为什么七国之乱由几个王国同时叛乱,大家都是皇室后裔,都有资格争夺皇位,但似乎并没有考虑一旦成功了谁当“老大”的问题,说明这至少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妨对比西晋的八王之乱,几个国王为了当“老大”或支配“老大”,叛乱是相继发生而不是同时发生。名虽相似,性质迥然不同。七国之乱并没有取皇室而代之的明显意图。

这就是为什么刘濞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这三个字似乎纯粹是托词,但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心话。也正因为此,景帝一度认为是受了晁错的蛊惑,果然将其斩杀。景帝曾因言语之怒而杀兄弟,又因一时之惧而杀忠臣,后世与文帝并列的令名其实难副。

当然,晁错是白死了。七国之乱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因为诸侯王国和汉朝权威的此消彼长,因为历史的潮流就是向帝国行进,战争仅仅持续三个月就平息了。击败七国的汉朝将军们,除了功臣后裔周亚夫,还有外戚窦婴。刘濞之死,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

此后,景帝可以挟平叛之威,从容对诸侯国进行削弱了。

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拆分叛乱七国。这是最直接的惩罚。景帝或是把有的诸侯国直接废为汉郡,如济南国被废为济南郡;或是把大国划出若干郡建立新的诸侯国,让自己的儿子当国王,如吴国三郡,一郡归汉朝,两郡成立江都国,国王是景帝的皇子刘非;或是保留旧的诸侯国,但国王换成自己的儿子,如叛乱的胶东王刘雄渠死后,景帝把皇子刘彻封为胶东王,这位未来的汉武大帝这年才三岁,胶东国实则与汉郡无异。

第二,给诸侯王和侯国降格。叛乱结束后,在平叛中有功的梁王刘武权势大增,成了现存诸侯王里的新贵,在亲哥刘启的信任、母亲皇太后的宠爱下,刘武竟然派人刺杀了汉朝大臣袁盎。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且不论,造成的影响就是景帝觉得必须从制度上消除诸侯王的特殊地位,绝对不能又养出一个刘濞。于是,景帝下令剥夺了诸侯王的治国权力,王国宫廷的官职或是降格,或是裁撤,官吏由汉廷选拔再由诸侯王任命。以往,诸侯国的官职和汉朝的官职名称一样,秩级相同,景帝就降低王国官职的秩级,提升汉朝同类官职的秩级。王国的真正统治者变成了汉廷委派的国相,侯国也如此。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又借着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案的余威推行印章制度改革,把诸侯王的玉玺降为金印,收回了诸侯王国仅存的官吏的任命权

第三,把王国境内的侯国都迁到汉郡里。以往,汉朝的列侯分封在各地,有很多位于王国境内,七国之乱里就有一些列侯或是主动或是被胁迫跟随叛乱。景帝逐渐把这些位于王国境内的侯国迁到汉朝直接控制的郡里,使这些侯国受郡守的管辖

这就是汉景帝对汉帝国“建政”的努力。自刘邦立国一个甲子之后,“后战国时代”的格局已经改变,汉朝终于真正有了帝国的样子。地方上,王国和侯国基本郡县化;中央里,外戚们日益活跃,与功臣后代和从地方拔擢上来的文法官吏们分庭抗礼。

4.汉武帝的建政大业

年轻的皇帝刘彻即汉武帝,见到临淄人主父偃等人时,说的第一句话是:

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日后的岁月里,刘彻常常对一些初次见面的臣子表达出这种相见恨晚、君臣知遇的情愫,令臣子感激涕零。当然,这毫不妨碍在某一天突然杀掉他们。这一次,刘彻当下就拜主父偃为郎中,一年将他升迁四次,很快就提拔为中大夫。中大夫这个官职就是后来的光禄大夫,是郎中令的属官,虽然品秩只有比二千石,低于王国相和郡太守,但却是皇帝身边能说上话的人。汉兴以来,如贾谊等名臣都有担任中大夫的经历。

就像刘恒之于贾谊,刘启之于晁错,刘彻对主父偃也是重用的。

主父偃的人生十分坎坷,曾经四处碰壁,屡遭排挤,连族人、兄弟都对他很冷漠。半生流浪,一朝受宠,主父偃就把怀揣着的锦囊妙计一股脑献给了刘彻,都是很高明的纵横家术。例如有一条,是借鉴刘邦让六国贵族迁居关中的做法,强令天下豪杰大族迁徙到茂陵居住,从而削弱了关东豪族,还开发了茂陵一带,可谓一举两得;再有一条,则是著名的推恩令。

在汉景帝的努力下,诸侯国已经大伤元气,但是版图仍然很大,倘若联合起来,势力仍不可小觑。而且,汉景帝虽然平定了七国之乱,但削藩导致了军事叛乱,这使得朝野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削藩政策并不看好。晁错的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高明的。七国之乱也导致汉景帝没能像汉文帝那样被尊庙号。正如晁错父亲当年所说的,削藩刻薄寡恩,没有亲情。

主父偃恰好戳中了刘彻的痛处,他认为,既然削藩有违汉家以孝治国的标榜,那么不妨反其道而行之,把仁孝做到极致。以往诸侯王只有宗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余的儿子一般没有封地。那么,就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之外的子弟为侯,这样既能普施仁义,宣扬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一举两得。

推恩令实施后,汉朝和王国正式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王国宗室们再也没有对抗汉朝的实力。再以后,已经面积很小的王国,还常常因为犯错或有罪被削县,汉初那横跨数郡的大国,到后来只有几个县的版图了。

不仅是王国,刘彻对列侯们也颇有所图。刘彻时代,汉初那些封侯的功臣已经传了两三代,祖辈的交情和先帝的恩泽都已经被时光消磨殆尽。细察这些遍布全国的列侯领地,刘彻发现,列侯所真正占据的并不是封地,而是租税。特别是汉初的侯国领地,因为当时天下初定,地广人稀,所以虽然只有一县之地,但面积很大,有些侯国的户数甚至多过推恩令实施后的王国。这就意味着,中央损失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于是,著名的酌金案发生了。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八月,刘彻主持宗庙祭祀,向宗庙献酒。按照惯例,全国的210名列侯全都要奉献黄金来“助祭”。祭祀之事虽是朝廷大典,非常严肃,但因定期举行,礼仪已成套路,列侯们颇认为这是走形式的例行公事,对献金的成色重量等应付了事。

这一下子就被刘彻抓住了把柄,他小题大做,罗织成罪,以酌金成色不足的罪名,一次性褫夺了106位列侯的爵位,占全部列侯的一半。值得玩味的是,这些被夺爵的列侯里,刘邦所封的24位列侯,有20位被夺爵;汉惠帝至汉景帝所封的18位列侯,有10位被夺爵;而从地域看,河南、河内这两个与京畿地区接壤的郡内所有列侯均被夺爵。因此,刘彻通过酌金案不仅打击了前朝功臣的势力,清除了近畿的列侯,还把大量封地收归中央,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更加牢固

不靠诸侯王宗室和功臣列侯,那皇帝依靠谁呢?

刘彻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半生在发动战争,半生在改革朝廷制度,他需要国家机器更加高效。但是,外朝的朝官们一直大致沿袭着萧、曹等功臣早年的轨迹任职,又没有萧、曹等人与皇室的交情,还缺少战争时代的历练,因此越发不能满足刘彻的统治意图,越来越不受刘彻的欢迎。

为了找到用得称手的左膀右臂,刘彻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两类人:

一类是出入宫省的宫官和省官。有的本身就是宦官,如尚书等;有的是出身低微、才能出众,但甘愿为君主效犬马之劳的年轻人,刘彻将其安排到中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御用文人”;还有的是刘彻宠信的外朝官员,就授以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加官,允许出入宫省。刘彻让这些人帮助他管理机要、处理公文、传达指令、参谋规划,这些中朝官里领头的就是大司马、大将军。

另一类就是外戚。虽然汉廷出现过所谓吕后干政的事,但吕后并不是一般的“后”,她其实是刘邦的“合伙人”,是汉朝的立国者之一,而且吕后没有当武则天。所以,这不影响汉朝的外戚特权和传统。从文景时期的薄氏、王氏家族,到武帝初年的窦婴、田蚡等外戚,都得到了皇帝的重用。毕竟诸侯宗室们从血缘上都是高皇帝子孙,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但外戚没有,所以不会争位。

在王莽之前,朝野从未听说在先秦有过“小君”(周代称诸侯之妻为“小君”)家族篡位的事,也没有见过刘氏的外戚有篡位的企图,难以想象外戚除了受宠邀功、干预朝政之外,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到了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是因为外戚又“好用、好弃”又没有政治风险。

中朝官和外戚都是在汉朝一直就存在的,但只有到了刘彻手中,才变得十分重要,实际权力开始超过宰相领衔的朝官。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使汉朝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刘彻下诏,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

这是现有史料里,汉朝第一次在诏书里使用“一统”这个词。这意味着,在刘彻手中,刘邦时期汉朝与列国并存的“天下”彻底转变为由中央和地方组成,且地方被中央牢固控制的一统“帝国”。这也意味着,中央集权基本不会得到地方的挑战,宗室拱卫中央的义务名义上还在,但权力实质上已被剥夺,功臣列侯也不再是相对独立的强大力量。

帝国的“建政”大业完成了。

但是,孤独的皇室大权独揽,也隐藏着如果中央权力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的隐患。 pcTe5yKCy2GUyh+Bo4BJBkrewJzThNCT/+Ky1TDbve3vv8E6VO9oYzDwHAgco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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