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何中华

祝和军先生的新作《当马克思遇见新时代》一书（以下简称“祝著”），近期即将付梓，作者嘱我为之作序。盛情难却，只好应命。

在我看来，哲学与时代的勾连，其内在的可能性，既取决于何种哲学，也取决于何种时代。因此，哲学回应时代质询，从而显示其“实践能力的明证”，是需要条件的。单纯从哲学本身的角度看，这种条件既包括哲学是否具有向现实敞开自身的内在诉求，也包括我们对待哲学的态度是否恰当。这是因为，即使是一种内在地把握住了自己时代的哲学，倘若为人所误读，其亲近时代的优点也将被遮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明之处在于，向时代敞开自身不再是一种囿于一厢情愿的主观诉求，而是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必然性。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这一点，究竟是靠什么来得以保证的？由此就不能不追溯到马克思在哲学的原初基础上所实现的那场脱胎换骨式的革命性变革。当马克思把人的感性活动亦即实践作为初始范畴加以奠基时，其整个哲学就已然获得了向时代敞开自身的内在必然性。人们只要认同并接受这一哲学立场，就必须以其自身的“此在”性与置身其中的时代相遇。马克思之所以“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恩格斯语），其哲学理由也正在于此。马克思的这一“革命家”的角色，归根到底乃是出于其特有的哲学立场的要求，而非出于个人的偏好。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同义词。对于马克思来说，哲学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角色，原本就是无法剥离开来的。马克思意义上的哲学家角色，本然地是“此在”性的。正是这一哲学立场，确保了它所固有的实践的本性。实践范畴的原初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的历史感和自觉的历史意识，提供了最深刻的根基。马克思说过：“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这意味着，唯有在历史中，人作为人才是如此这般地自然而然的，从而才能够本真地现身。

不仅如此，马克思一生都痛恨教条主义，更反对把自己的学说变成新的教条到处加以套用。例如，马克思坚决拒绝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自称，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回到历史的语境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为了避免自己的学说被教条主义地对待，甚至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称谓。恩格斯同样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学说只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理论的信条。

马克思说过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他认为，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正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反思形式。黑格尔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但对时代的把握，有消极与积极之分。并不是所有的哲学都能够同自己的时代相遇，都能够内在地切入自己的时代，不然何以会有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所作的尖锐批评：“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旧哲学，是消极地反映时代的；它本身虽然也是时代的产物，但它误以为自己是与时代不相干的。马克思之前的一切旧哲学，貌似切中时代要害，实则脱离时代诉求，其产生固然也有相应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基础，但其本身却并不同时代发生内在联系。德国古典哲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这一形象的说法旨在强调哲学的反思性质。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反思。”其实，马克思承认自己的探究方法是“从后思索”，实质上就是反思。这种“从后思索”的运思方式，也就是“历史地思”。也正因此，它才能成为马克思所谓的那种“为历史服务的哲学”。我们知道，马克思特别强调：“对它（指共产主义——引者注）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显然，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共产主义是有着一个反思的层面在的。但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反思”，绝非脱离时代精神的思辨功夫，而是即历史结果而领会历史过程，是一种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意识。如果说黑格尔所代表的思辨传统同时代的联系是消极的，那么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的联系则是积极的。马克思说得好：“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尽管哲学要通过人的大脑同世界相联系，亦即哲学是以其独特的反思方式同世界发生关系的，但它毕竟还是要“用双脚站在地上”。哲学不是游离世界之外的思辨游戏。但很遗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旧哲学在总体上都不过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从而沦为与现实无关的玄思。这归根到底乃是因为它们不过是在那里“解释世界”。而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真正使命仅仅在于“改变世界”。应该说，这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的内在诉求之最深刻的学理依据所在。

祝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朝向时代的内在开放性是有着深刻领会的，不仅从学理上予以阐明，尤为难得的是，作者还能够进而结合中国古典思想，来体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时代感，这种融会贯通的视野和功夫是值得肯定的。要知道，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所谓求通的学问。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达观，离开通达，就无所谓哲学。张申府先生当年说得好：“我始终相信哲学最后一个目的只是一个通字。”此乃体道之言。四通八达，圆融无碍，方能真正凸显哲学的意境。哲学一旦沦为匠气十足的技巧，就将与哲学爱智的本意和初衷南辕北辙，从而不可能同哲学照面，即使看上去句句谈的都是哲学。在今天，支离日益成为学问的时尚，仿佛不如此便不是真学问。但这恰好是治学之大忌，尤以哲学为然。难怪海德格尔曾发出如此慨叹：知识发生了，而“思”却消逝了。这说明，哲学的智慧已被知识论规训窒息掉了。祝著给人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融会贯通。

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表征为哲学对时代质询的应答。正是在这种应答中，哲学的潜在智慧被诱发并激活，变成时代的实践建构的重要变量。那么，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马克思看来，“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我认为，我们时代的问题，归根到底就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地反省。

应该说，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正是一种超越现代性支配及其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实践建议。它并非基于策略考量而临时得出的权宜之计；恰恰相反，它深深地植根于马克思一以贯之的历史观前提所提供的学理的可能性之中，从而具有历史观的本质意义。从某个角度说，东方国家基于自己的特有国情和历史机缘，选择并实际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执行了马克思晚年的“政治遗嘱”罢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个“三十年”之所以不能相互否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共同构成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两个前后相继、彼此互补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步骤。如果说前一个“三十年”主要是实现“跨越”本身，那么后一个“三十年”则主要是批判地移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这两个阶段的艰巨探索，被浓缩并积淀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它的历史地完成，正是对现代性的实际的扬弃（它包括逻辑的和历史的双重含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及据此提出的设想之洞见何其深邃，何其具有历史的穿透力。

马克思当年提出了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的问题，它实质上意味着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免遭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跨越”的设想，正是基于其整个历史观而得出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深刻地意识到了这样一系列难以逃避的时代课题：在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如何保有自己的灵性，不致被遮蔽和沉沦？在一个日益现代化的时代，何以能够对现代性保持足够的批判地反思的能力？一种非西方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何以找寻到“谁的现代化，又是为谁的现代化”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此等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寻求这些问题的解答，既是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对时代质询的回应。正是在这些方面，祝著为读者提示并开辟了多维度、多层面的思想空间。作者立足于中国文化所塑造的我们的“此在”性，把一种文化眼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内在地融合起来，从而为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当下中国的历史逻辑和心路历程“立传”。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当代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我意识，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自身的历史方位及内在诉求的自我理解。而这本身恰恰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相遇的一种实现和表征方式。

是为序。

2021年5月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