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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半个世纪，在如何看待自我方面，也许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可以超越马斯洛对我们的影响。他关于自我实现、创造性和幸福感等极具震撼性的观点不仅对心理学和心理咨询影响深远，而且影响了健康保健、教育、管理理论、组织发展甚至神学等领域。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马斯洛的理论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于如何实现有价值生活方式的流行价值观，但是人们对于马斯洛浩瀚的思想遗产的具体内容和他一生的艰难历程知之甚少。
马斯洛是一位极具使命感的人。他的目标就是扭转我们这个时代流行的犬儒主义，给人们的人格一个更加富有希望、更加鼓舞人心却又非常现实的描述。尽管对于主导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弗洛伊德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众多概念，马斯洛都非常乐意接受，但他最终拒绝了这两种心理学理论，因为他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只看到了人性黑暗的一面。
纵观马斯洛的一生，他认为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人性哲学，开启一场名副其实的“新启蒙运动”，帮助人们认识和发展更加高尚的审美、怜悯、创造、道德、爱、精神性（spirituality）等能力，以及人类的其他特殊特质。马斯洛坚持认为，如果不能对人性进行真正的描述并以此来指导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会继续制定出更加碎片化、更加低效甚至是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政策和计划，包括经济计划、社会福利、犯罪问题和成瘾的治疗等。
尽管1970年马斯洛去世的时候，其所获的赞誉已经达到了顶峰，但他的事业依然经久不衰，所获得的成就也历经考验而不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纷乱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所获得的名声甚至谄媚只是对其几十年来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一种正式认可。作为一位热情而温和的人，马斯洛无形中影响了他所遇到的每个人，他有一种特殊的天赋能够让全新的，甚至是乌托邦式的理想看起来十分可信。
马斯洛开门见山地将自己的整个事业都描述为对道德的追求，并将对心理学的道德追求归因于自己早期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教养。1908年4月1日，马斯洛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没有什么文化的俄裔犹太人移民家庭。马斯洛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之后又有三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陆续降生。
罗斯和塞缪尔（马斯洛的父母）非常鼓励聪明好学的“亚伯”（大家都这么称呼马斯洛）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在马斯洛居住的布鲁克林的弗拉特布什社区公共图书馆，亚伯如饥似渴地读书，他崇拜的英雄人物包括因揭露丑闻而闻名的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像美国独立革命的开创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这样的创始人。到上高中的时候，亚伯长得又高又瘦，充满了对理想主义的渴望，充满了对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向往。尽管马斯洛的政治观点后来发生了改变，但他从未抛弃自己早期的人道主义和对乌托邦的渴望。
与年轻的马斯洛的社会理想主义相伴随的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不完善感。“我的家庭非常悲惨，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几十年之后他仍然如此尖酸刻薄地回忆说，“我的整个生命哲学、所有研究和理论的提出……其根源都在于对她所赞成和拥护的一切的憎恨与厌恶”（Hoffman，1988，P.1）。塞缪尔和罗斯没完没了地争吵并最终在孩子都长大成人之后离婚（这对于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夫妻而言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尽管马斯洛的弟弟妹妹强烈反对他把他们家在布鲁克林的生活描述得那么凄惨，但马斯洛的整个青少年时期确实感觉很孤独、害羞和不快乐，这一点似乎是非常明确的。除了读书之外，听古典音乐是少数几个能够给他带来快乐的活动之一。
做出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决定对马斯洛来说并不困难。在纽约市立学院和康奈尔大学，马斯洛最初学的是哲学，但最终选择主修心理学，将其作为探索人类问题的更加现实和科学的途径。尤其是行为主义的领导者约翰·华生（John Waston）的新作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940）观点极为尖锐的人类学著作《社会习俗》（Folkway）对正在读大学的马斯洛产生了重要影响。1928年马斯洛非常兴奋地转学到了威斯康星大学，这所大学以自由主义而闻名。他后来回忆，在威斯康星大学“我开始改变世界了”（Hoffman，1988，P.34）。同一年，他与自己的亲表妹贝莎·古德曼（Bertha Goodman）结婚，他们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恋爱。马斯洛结婚的时候只有20岁，他在情感上迅速成熟也获得了相应的自尊，这两者伴他度过了之后的生活。
在威斯康星大学，马斯洛被培养成为一名实验心理学家，他的导师包括行为主义学家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和破除旧习的“体型说”理论家威廉姆·谢尔顿（William Sheldon）。马斯洛所在的小而欢乐的心理系，几乎所有教授都是行为主义者，他们都相信通过在实验室情境中研究低等动物，比如大白鼠，可以建立有关人性的理论。最初，马斯洛也同意这一观点。但他最终认为行为主义只是一种为他人服务的新工具，属于更为广泛的人道主义。令马斯洛感到气馁的是，在威斯康星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与他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感，以及促进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
1930年，当年轻的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加入心理系研究灵长类时，马斯洛立刻被他的研究工作所吸引。哈洛机智幽默，马斯洛与他在一起做研究非常愉快。由于猴子明显与人更为相似，马斯洛也认为猴子比老鼠更适合作为研究对象。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马斯洛又开始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他在维也纳的主要竞争对手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人格理论感兴趣。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对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是性驱力，而阿德勒强调人们对于权利或控制的追寻。对马斯洛而言，这两种视角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他对到底哪个视角正确依然怀有疑问。
由于威斯康星的心理学实验室只允许进行动物研究，因此马斯洛勉为其难地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成功地证明了猴子在社会阶层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它们的性行为，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相反的。也就是说，跃居于更高的主导地位，猴子（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的性活动就越积极。而且，猴子不断展现出来的异性和同性之间的行为明显就是支配—服从行为的一种形式。马斯洛认为，对猴子来说，“性行为常常被当作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而不是欺凌或战斗，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替代后者这些强有力的武器”（Hoffman，1988，P.61）。马斯洛的重要发现还有，猴子的支配性主要是通过相互之间的注视或视觉上的“打量”建立起来的，而不是诉诸公开的战斗。正如哈洛几十年后回想起来的：“说（马斯洛的这项研究）只是领先于他的那个时代，那是严重低估了其重要性”（Hoffman，1988，P.62）。
依据这些观察，马斯洛提出了关于灵长类性行为的原创性理论。他认为，对于处在社会秩序中的猴子而言，存在两种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力量，最终形成了个体之间的性关系：荷尔蒙刺激的交配欲望，以及建立最高领主与下级之间支配关系的需要。基于这些引人注目的发现，马斯洛设计了一些研究，以便使自己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人的性行为，比如与支配性有关的婚姻关系。
不幸的是，当1934年马斯洛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美国正遭受大萧条。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职位可以选择，而且很多大学的反犹太情绪高涨，这使得马斯洛想寻求一个职位十分困难。马斯洛在威斯康星的导师甚至劝他将名字由亚伯拉罕改为不太具有犹太意味的名字，但他断然拒绝了。由于没有工作，马斯洛绝望地进入威斯康星医学院学习，但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因为厌烦而退学了。由于经济压力巨大，马斯洛和贝莎开始无休止地争吵，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
1935年夏天，马斯洛的运气终于好转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给马斯洛提供了一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刚开始的时候，马斯洛非常渴望参与桑代克名为“人性与社会秩序”（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的课题。该课题是想考察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变异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各自所占的比例（Hoffman，1988，P.72）。但由于性格的原因，马斯洛很快就对此感到厌烦，并开始胡思乱想。毫无疑问，他更想进行自己关于人的性行为和人格的研究计划。“我觉得对性的研究是帮助人类最简单的方法，”马斯洛后来回忆说，“如果我能找到一种改善人类性生活的方法（哪怕只改善了1%），那我就可以改善整个人种。”（Hoffman，1988，P.69）马斯洛给桑代克发送了一份备忘录，直率地批评他的研究课题构思很差，这次对抗差点使得他刚刚开始的职业生涯夭折。那时，马斯洛已经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开始了关于人类性行为的研究，他在桑代克的办公室对女大学生进行访谈，甚至都没有告诉桑代克，“所有人都感到很震惊”（Hoffman，1988，P.74）。
性科学在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研究领域。桑代克对于马斯洛非常直白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感到很不舒服，但桑代克极具勇气地允许自己的手下能顺利地继续进行这项研究。随后，马斯洛在多个专业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他的研究表明，女性的性态度和行为与她们的支配驱力（现在称为自尊）显著相关。从本质上讲，果断性水平更高的人倾向于在性活动和性行为上更加主动和打破常规。相反，那些果断性水平低的女性的性活动主动性更低，性偏好更加保守。这些影响深远的研究比著名的金赛访谈还要早好几年，但在那个时候没有在该领域产生什么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女性性行为这一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还太过激进。然而几十年之后，马斯洛对性行为的研究被女权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重新发现，为她1963年最为畅销的书《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提供了思想基础。
1937年秋，马斯洛获得了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一个全职岗位，这个学院距离他小时候生活的弗拉特布什仅仅几个街区。由于马斯洛热情、幽默，以及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教学风格，很快便赢得了学生的欢迎。学生们称他为“布鲁克林学院的弗兰克·辛纳特拉”，把他比作另一个在其与马斯洛完全不同的职业中取得巨大名声同样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马斯洛经常邀请学生去他附近的家中进行一些非正式的聚会，后来又首次使用学生评估的方式帮助确定教授的胜任力。
马斯洛主要教授人格理论和变态心理学。他与移居到美国的精神病学家贝拉·米特尔曼（Bela Mittelman）一起，主要以新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家，包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伦·霍妮（Karen Horney）的理论为主，合著了一本变态心理学的教科书——《变态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Abnormal Psychology，Maslow&Mittelman，1941）。这本广受欢迎的教科书进一步巩固了马斯洛在学术领域中不断扩大的名声。
马斯洛一直非常感激能够有机会认识许多来自欧洲的流亡的一流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1933年纳粹掌握政权之后，几乎所有德国的重要知识分子都为了生活而选择逃亡，许多人定居纽约，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了职位。“公平地说，我曾经有最好的老师，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老师。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这些欧洲的知识精英为了逃避希勒特的迫害而来到纽约，”马斯洛后来回忆说，“当时纽约真是太棒了，自雅典时期以来从未有这样的状况出现，我认为我对他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些了解”（Hoffman，1988，P.87）。马斯洛渴望交往的那些社会科学家包括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沃尔夫冈·科勒（Wolfgang Köhler）和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精神分析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卡伦·霍妮；神经学家库尔特·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在这些所有重要的心理学思想家中，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对马斯洛的影响最大。
阿德勒曾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中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断绝关系的第一人。他们两个人从1911年起就成了死敌。在阿德勒看来，弗洛伊德严重高估了性在人格作用中的重要性。阿德勒强调通过掌控环境来克服自卑这一与生俱来的需要。阿德勒建立了自己的理论，称为个体心理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将自己的活动基地从奥地利转到了美国，阿德勒也特别强调社会情感在健康人格中的重要性，即个体所具有的利他、怜悯和爱等品质。除了举办一些公开的讲座（这些讲座马斯洛都积极地参与），阿德勒也经常私下设宴款待这位年轻的同事，鼓励他发展关于人的支配性、性行为和自尊的理论。
当时在布鲁克林学院，马斯洛发现许多学生会就自己的情绪问题向他求教。当时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学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直到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几年之后在建立非指导性咨询中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并发表了里程碑式的著作《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才有了不同于精神分析的另一种心理咨询和治疗的选择（见Rogers，1940）。因此在自己天赋的基础上，马斯洛主要依靠广泛的阅读和与精神分析学派朋友的交流，为学生提供了无偿、非正式的心理治疗服务。
这些心理治疗服务不仅使得马斯洛感觉自己在非学术研究领域也有一定的用处，而且对于他正在萌芽中的动机与人性的理论也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他越来越发现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对人们内心最深处的冲动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开始提出假设“任何天赋、能力，也都是一种动机、一种需要和冲动”（Hoffman，1988，P.145）。
作为一名咨询师，马斯洛通常会推荐大量的日常活动帮助学生去应对压力。他认为舞蹈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社交方式，有助于释放身体和情绪的紧张。他还建议学生积极参与艺术或音乐这样的创造性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能够让人们感到精神振奋和平静。对于在这些领域中没有天赋的人，马斯洛建议他们去听音乐或者去艺术博物馆参观，也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最重要的是，马斯洛逐渐认识到，每个个体都需要在能够真正发挥自己天赋的日常活动中感受到一种创造性的完善感。
在同一时期，马斯洛还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几位杰出的人类学家建立了友谊，包括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这看起来非常令人惊讶，因为马斯洛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实验心理学家，居然对人类学感兴趣，但实际上他之前已经在罗斯·斯塔格纳（Ross Stagner）主编的《人格心理学》（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1937）中发表了“人格与文化模式”（Personality and Patterns of Culture）。在这一章中，马斯洛（1937）坚持文化相对论的原则：每一种文化都是特殊的，所有的价值观都是相对的，因此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认为自己的文化更好，更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另一种文化。
后来马斯洛很快就坚决摒弃了这一观点并一直如此，但在那个时候，文化相对论是与种族宽容和进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另一种选择似乎就是回到过时的“白人责任论”的观念，这种观点曾为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提供了道德辩护。同样在这篇文章中，马斯洛还断言，希望科学能够在将来的某一天提供一套新的价值观，替代传统宗教的价值观，来提升所有人的幸福感。这一直是贯穿马斯洛整个职业生涯的核心信念。
1938年夏，马斯洛在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指导下进行了跨文化的田野研究。他焦虑不安地将妻子贝莎和刚出生的孩子安留在布鲁克林，和两个同事住在了加拿大保留地的北方黑脚印第安部落。虽然这一研究经历只持续了一个暑假，但它改变了马斯洛的生活和此后的事业，“当我1933～1937年学习人类学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文化是独特的，没有什么科学方法可以去处理它们，也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概括。”他后来回忆说，“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第一课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一个个个体，是人，其次才是黑脚印第安人。尽管毫无疑问他们与其他文化存在着差异，但与共性相比起来，这些差异似乎是很表面的。”（Hoffman，1988，P.111）
与黑脚印第安人的这次接触是一次真正让马斯洛发生巨大转变的经历。一方面，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不同的文化，有助于他去掉几乎大多数美国学院派心理学家都具有的种族偏见；另一方面，黑脚印第安人所表现出来的合作、非竞争与共享的精神，深深影响了马斯洛，这些都是令人羡慕的，但不幸的是，这恰好是主流北美文化所缺少的品质。
马斯洛后来回忆道：
“我是带着自己的想法进入那片保留地的，我以为印第安人就像是被放在架子上的收集起来的蝴蝶或类似的东西，后来我慢慢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那些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是非常正派的，我所认识的村子里的白人，才是一群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卑鄙无耻的人，我对此了解得越多，就越发发现这令人极度困惑。哪一个才是避难所？谁是看管者，谁是犯人？一切似乎都乱了。”（Hoffman，1988，P.119）
马斯洛发现，黑脚印第安人和大平原印第安人最基本的共同之处是将慷慨作为最高的美德予以强调。对大多数黑脚印第安人来说，财富的重要性并不是积累财产和物品，而是将其散出去，这样才能给人们带来在部落里真正的名声、地位和安全。在黑脚印第安人的眼里，最富有的人就是那些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分发给他人的人，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慷慨展示，而是一直慷慨下去。由于马斯洛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者的敏感性，所以这种对于财富的利他和道德的视角对其极具吸引力。
马斯洛回到布鲁克林学院之后，他已经构思好了一个新的以生物学为基础，却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局限的人本主义的人格研究计划。在结束田野研究几周之后，马斯洛在给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总结报告中解释说：
“每一个人生下来似乎并不是一块泥土，而是一个可以由社会来包裹、压制和建设的结构……我现在正在努力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基本或天然的人格结构是什么。”（Hoffman，1988，P.128）
在黑脚印第安人部落的经历使马斯洛相信，的确存在可以替代西方主流社会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他特别想构思一个新的社会机构，可以让人们感到不再彼此隔离，情感上可以更加安全。但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末，马斯洛决定将对人类动机的理解作为自己对世界的毕生贡献：
“就在珍珠港事件不久后的一天，我开车回家，我的车被破破烂烂悲惨的游行队伍挡住了……看到这些，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觉得，我们不能理解德国人。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那么就能够取得进步。我想象有一张和平的圆桌，人们围坐在一起，讨论人性、憎恨、和平和兄弟情谊……我认识到，我的余生必须致力于发现一种为了和平圆桌的心理学。”（Hoffman，1988，P.148）
在接下来的几年，马斯洛非常高产。他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以及自我实现这一概念，并将其看作人类最高层次的动机力量。马斯洛明白，他已经闯入了精神世界这一未知的领域，而且还没有任何一位心理学家试图用这样一种大胆的方式去综合所有已有的理论。从本质上来说，马斯洛假设，每个人天生都具有一定的包括生理需要在内的基本需要，比如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和自尊需要。他认为，这些基本需要是有层次的。
“没有面包的时候，人们的确是为了面包而活着，但当有了充足的面包，肚子吃得饱饱的时候，人们的欲望又会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更高级的）需要就会出现，这时候主宰有机体的就不再是生理上的饥饿了。当这些高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会出现新的需要（更加高级的）。”（Hoffman，1988，P.155）
马斯洛在其职业生涯中期最伟大的概念构思就是自我实现。最初在与露丝·本尼迪克特和马克斯·韦特海默的个人交往中，马斯洛对这些非常成功而且对社会非常关心的人的动机非常好奇，后来就非常想将他们的动机搞清楚。最后他确信，没有任何一种经典的弗洛伊德主义或新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充分对此进行解释。马斯洛认为：
“如果个体最终要心平气和，作曲家就必须作曲，画家必须画画，诗人必须写诗。一个人能成为什么，就必须成为什么。这种需要就是自我实现，它指的是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成为一个人能够成为的样子。”（Hoffman，1988，P.155）
马斯洛对他不经意发现了精神世界的新领域极度兴奋。他坚信通过研究情绪健康的人，心理学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类的高层次动机，而对动物的研究和对严重的心理困扰者的精神分析都无法提供这方面的知识。鉴于此，他开始阅读历史上被公认的圣人、智者和科学家的传记来寻找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共同之处。作为一名一直反对宗教信仰的社会科学家，他发现自己很难在思想上转过这个弯来。但马斯洛强烈地感觉自己是正确的，不管自己那些比较保守的同事说些什么。
在这种情境下，马斯洛写了下面这段话：
“如果我们想回答‘人类能够长多高’这一问题，很明显我们最好找出那些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再去研究他们。如果我们想知道人能够跑多快，就不能使用人们的平均跑步速度来研究。去观察那些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得主能够跑多快则更为有效。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和道德发展的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研究那些最有道德的人或最为圣洁的人。”（Hoffman，1988，P.185）
20世纪40年代中期，马斯洛突然罹患了一种非常神秘、非常严重的疾病，他不得不离开布鲁克林学院几年去进行治疗，他和妻子贝莎、孩子安和艾伦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乡间的普莱森顿，那里有马斯洛家制桶厂的一个分厂。马斯洛的弟弟们慷慨地为他的家庭提供了支持，并给了他一份比较简单的管理工作，负责监督修理附近葡萄酒酿造厂使用的木桶。最终他的健康得以恢复。马斯洛开朗的人格特征和很强的销售能力，给他的弟弟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希望他能够成为这家成功企业的永久性合伙人，但出于继续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渴望，马斯洛善意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但在马斯洛家族企业中所学到的日常实践知识为他后来提出管理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返回布鲁克林学院之后不久，马斯洛就得到了波士顿附近布兰迪斯大学新成立的心理学系系主任的职位。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机会，因为他能够在相对比较年轻的学术年龄（43岁的时候）就去组建一个系。在布鲁克林学院，马斯洛常常感到被实验心理学的同事们所孤立，而且沉重的教学任务也让他感觉不堪重负。现在他可以非常高兴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同事们相处，他们有着广泛的共同兴趣。
正是在1954年，马斯洛撰写了《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这本才华横溢、影响深远的巨著，这是对马斯洛大约15年关于人性理论研究的一个整合。此书的出版立即使马斯洛赢得了国际声誉。他的语调大胆而自信：
心理学在消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远胜于在积极方面……心理学为我们揭示了太多人类的缺陷、疾病、罪恶，却很少揭示人们的潜能、美德、可实现的愿望或心理健康……如果无法摆脱对于人性狭隘、悲观的偏见，那心理学会成为什么样子？（Maslow，1954，P.354）
马斯洛还基于其潜在的观点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计划，马斯洛观察到：
我们曾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犯罪。为什么不研究遵守法律、社会认同、社会良心呢？……除了研究美好生活体验，比如婚姻、产子、恋爱和受教育等的治疗效应以外，我们还应该研究不良体验的治疗效应，特别是悲剧性经历，还包括疾病、剥夺、挫折等类似的不良体验。健康个体似乎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不良经历。（Maslow，1954，P.371）
这本书被普遍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其所包含的思想，特别是需要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对正在发展的心理咨询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埃里希·弗洛姆、罗洛·梅（Rollo May）和卡尔·罗杰斯等志趣相投的同事们一起，马斯洛也开始成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乐观主义人性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人格成长理论，即在青少年晚期身体发育停止之后，人格的发展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理论家都成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或“第三势力”（相对于之前的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两种势力而言）这一新的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
从开始研究历史上的自我实现者起，许多人都曾报告过非常神秘的经历，马斯洛对此十分好奇，但由于对宗教的一贯怀疑，马斯洛最初对此并没有太注意。但是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发现看起来非常一致又非常令人困惑，马斯洛觉得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他开始先访谈了一些大学生和其他人，惊奇地发现，许多人都曾在生活中经历过极度快乐和有意义的时刻。但这些时刻的“触发器”确实是差异巨大的，从春日阳光下的悠闲散步到聆听迷人的音乐。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用来描述这一极度快乐体验的词语却与历史上那些著名神秘主义者所使用的词语非常一致。
在1956年出版的一篇专业论文中，马斯洛将这些令人狂喜忘形的时刻称为“高峰体验”，并提出高峰体验是理解个体未实现的内在潜能的关键（Maslow，1959）。他描述了高峰体验的大约20种共同特征，并将其与内在的完全健康联系起来。在抽样报告的基础之上，这些特征包括暂时的时空迷失、惊奇与敬畏感、巨大的幸福感，以及面对宇宙的辉煌——尽管很暂时，却是完全的无畏感和不设防。人们还普遍提到两极对立的方面，如友善与罪恶、自由意志与宿命似乎都在这些时刻被超越了：所有一切都处在一个辉煌的统一体之中。
最后，也许是其论文中最重要的方面，马斯洛指出，高峰体验常常会给个体留下巨大的影响，使其产生巨大的变化。“即使很多时候我们感觉生活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痛苦或不爽，但如果生活中确实存在美、真和意义，一般来说个体很容易感到生活是有价值的。”（Hoffman，1988，P.226）也许是忘了威廉·詹姆斯开创性的工作，马斯洛认为，这种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记录，但就我了解，从来没有引起过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的注意”（Hoffman，1988，P.226）。
接下来的几年，马斯洛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理论视野。他提出，在这些超越性体验时刻，人们能直接了解人类的最高美德与理想（他称之为“存在性价值”），包括美、正义和完满。相反，我们的日常生活却被不重要的匮乏性价值，比如恐惧和怀疑等主导。他还推断，相比那些苦苦与内在冲突斗争的个体，情绪健康者更有可能经历这种狂喜的神秘体验。这一思想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
不容置疑的是，马斯洛的著作《存在心理学探索》（1962/1968b）对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本书收集了他过去8年的文章与演讲，非常畅销，在1968年普通版出版之前总共销售了20万本。这本书一开篇就令人鼓舞：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榜样和英雄。所有这些榜样和英雄都是通过文化而赋予我们的——英雄、绅士、爵士、神秘主义者。我们留下的都是适应良好、没有任何问题的人，是非常苍白可疑的替代品。也许我们能很快将发展完善的自我实现者作为自己的指南和榜样，他们的潜能得到了充分发展，内在天性得到了自由的表达，而不是被歪曲、压抑或摒弃。（P.5）
《存在心理学探索》是被广为传阅的一本书，不仅让人们感到鼓舞，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受其影响的人远多于实际阅读过此书的人。像自我实现和高峰体验这样的术语成为英语的流行语，塑造了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风气。随着马斯洛思想崇拜者的推崇，很快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生都听说了这些术语。
在晚年，马斯洛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他称之为“超个人心理学”，主要关注精神性和“人性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他是这门新生学科的主要创始人，因为他感觉人本主义心理学不能充分解决精神关怀的问题。他认为：
“人本主义心理学就像是瑞典、挪威和丹麦，那里没有上帝，也没有其他的神灵，一切都是能感觉到的、理性的、符合常识、富有逻辑的，有实证的支持而不是超越性的。你可以钦佩和尊敬斯堪的纳维亚，却不能爱它，不能崇拜它，美好的、现世的、合乎理性的智慧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但这却不够。”（Hoffman，1988，P.282）
马斯洛对高峰体验和异乎寻常的心理状态，比如冥想等的开创性研究，使得神秘主义的研究一下子赢得了科学的尊重。除了20世纪初期威廉·詹姆斯之外，还没有北美的心理学家对宗教体验表现出赞同的兴趣。1964年，马斯洛出版的著作《宗教信仰、价值观与高峰体验》（Religions，Values，and Peak-Experiences）获得了广泛赞誉。他将高峰体验置于精神性的核心，认为那些罕见的超越性的体验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核心”，而且具有重要的治疗潜能：
高峰体验可以永久性地影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对天堂的简单一瞥足以让我们确认它的存在，即使永远不能再次体验。我强烈怀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就能够预防自杀……以及许多慢性的自我毁灭行为，包括酗酒、药物成瘾和暴力成瘾等。（Maslow，1964，P.75）
马斯洛对人格与动机的乐观主义视角也吸引了正在初步发展的管理理论领域的众多研究者，包括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在出版于1960年的里程碑式著作《企业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一书中介绍了两种不同的管理理论：X理论，认为人天生是懒惰和自私的；另一种是Y理论，认为人天生是富有创造性和合作性的。在介绍Y理论的时候，麦格雷戈显然认同了马斯洛对人性的看法。
不久以后，马斯洛被邀请去非线性系统公司（Non-Linear Systems）考察他的理论在现实中的试验，这是一家位于南加利福尼亚的高科技企业。企业老板按照Y理论原则对企业的工作环境进行了组织。员工的创造性、合作性和自我引导能力都得到了最大的鼓励。那里也特别强调员工培训与技术发展，甚至还有一个“革新创造副总裁”。
在非线性系统公司期间，马斯洛详细记录了自己的观察并就他正在阅读的现有管理学书籍写下了读后感。一部书稿就慢慢形成了，其所涵盖的主题从提升员工动机的方法到团队决策以及领导心理学。他还讨论了自己在加利福尼亚马斯洛家族制桶公司担任工厂经理和销售员时的经历，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他详细阐述了“协同作用”（synergy）这一概念，这是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1941年在其未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奖励合作并使所有人都受益的文化。
本尼迪克特的这一观点除了马斯洛、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一些私人朋友之外，并不为其他人所知晓。现在马斯洛将协同作用看作管理和组织中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非线性系统公司似乎清晰地证明了，公司和员工的利益可以通过马斯洛所说的“开明管理”（enlightened management）而统一起来。
这部书稿以《优心态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为名出版（Maslow，1965，优心态指的是马斯洛所说的理想的社会或组织）。尽管这个题目让人感觉有些害怕，但这本书使得马斯洛赢得了北美管理教育和培训界人士的赞扬，而且最后在日本得到了同样的赞誉。许多管理咨询的邀请也纷至沓来。尽管对这些反应感到非常满意，但马斯洛对此依然非常现实，至少比他的崇拜者们更加冷静一些。他认识到，人本主义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良好的条件，国际经济和国内市场的任何一次突然倒退都可能会使开明管理站不住脚。
在《优心态管理》出版到马斯洛突然去世的5年之间，马斯洛作为迅速发展的人性化工厂运动（movement to humanize the workplace）的发起人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1966年他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然后他又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概念：Z管理理论。从本质上讲，马斯洛认为麦格雷戈所描述的X理论和Y理论都是不正确的。相反，随着人们向自我实现发展，他们在工作中的心理需要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单纯的工资增长对于那些受更高层次需要（马斯洛将个体对于创造性、新颖性、自主性和自我表达的需要称为超越性需要）驱动的个体而言已经没有多少意义。马斯洛确信，北美的工厂正在稳步变化，逐渐认可人的人格与动机。
1967年底在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之后，马斯洛感觉自己的生命可能不会长久了。尽管如此，他依然拒绝显著放慢自己的工作节奏，仍然坚持繁忙地写作、演讲和咨询。肩负着人本主义事业对世界改良与和平重要性的紧迫感，他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半退休。但是，他选择了从布兰迪斯大学病休，接受了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帕罗奥图附近的萨迦公司创办者兼所有人的一项为期4年的慷慨资助。
1969年初，马斯洛从波士顿地区搬了回来，最后的几个月他过得很幸福也很有成果。他和贝莎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尽管因体力不支而无法承担任何重大的研究计划，但马斯洛依然忙于通过口授记录下与他广泛的事业兴趣相关的大量理论和应用性课题的探讨。当时他还希望健康状况能够得到充分改善，能够去很多国家游历，进行新的跨文化研究，但这一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1970年6月，马斯洛由于心脏病突发在家中去世，留下了大量没有完成的论文和研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