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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在明代中叶以降赋役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的背景下，以太仆寺职能演变为中心，探究明代中后期中央财政体制变迁的过程。
在明代赋役货币化研究领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梁方仲、傅衣凌、唐文基、吴承明、樊树志、范金民、刘志伟、陈春声、万明、赵轶峰、陈支平、林枫、李伯重、胡铁球、李义琼等，港台及海外学者徐泓、黄仁宇、清水泰次、堀井一雄、星斌夫、山根幸夫、岩见宏、谷口规矩雄等做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丰硕（具体论著详见书后的参考文献部分）。他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显示，自宣德、正统以降，明代的赋役形态经历了由征收实物和力役逐渐过渡到征收货币的变化过程，即所谓的赋役货币化过程，或称为由实物财政转变为货币财政的过程。这构成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不过，他们的研究多集中在田赋、上贡物料、盐课、关税、各种徭役和杂役、匠役、部分兵役的货币化上，对明代马政赋役的货币化关注较少，迄今未见专文论及。
在明代货币白银化（有些学者则称之为白银货币化）研究领域，前辈学者彭信威、全汉昇、叶世昌等，当代学者万明、刘临光、赵轶峰、黄阿明、邱永志、何平等已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自明代洪武末年开始，宋元以来的货币白银化首先在民间开始重新抬头，正统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朝廷财政领域和民间市场领域的地位不断上升，至隆庆、万历之际已取代铜钱，在整个货币金融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明代的货币体系已经白银化了。货币白银化对明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外交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此亦为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
学界有关明中后期财政体制变迁的专门研究至今仍显薄弱。就笔者管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仅有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黄国信《万历年间的盐法改革与明代财政体系演变》（中国台湾明代研究学会等主办“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7年10月，台北）、郭艳茹《交易费用、权力控制与明代管制型制度体系的演变》（《南开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赵毅、范传南《九边防卫与明帝国的财政体制变迁——以九边军费为探讨中心》（《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5期）、边俊杰《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等论著专门论及该主题。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人们对明代财政管理体制变迁的认识，成为后继研究的基础，但仍有局限性。黄仁宇的研究有开拓之功，影响很大，但问题不少，对此李龙潜先生已发长文批评（见《也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明清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近年万明先生撰有《16世纪明代财政史的重新检讨——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文作进一步的批评（《史学月刊》2014年第10期）。黄国信、赵毅先生的研究仅集中在明代财政体制变迁的影响因素上。经济学学者郭艳茹、边俊杰等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研究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其论著以理论见长，得出的见解亦不无启发，但因未能克服重理论轻史实的弊病，其研究过度依赖二手史料及他人（尤其是黄仁宇）的研究结论，故难免显得空洞抽象，缺乏历史感。因此明代财政体制变迁研究仍有待加强。
迄今笔者尚未见到从财政视角专论明代太仆寺或明代马政的论著。不过，相关研究成果倒有不少，其中重要的有：中国大陆学者南炳文《明代两畿鲁豫的民养官马制度》（《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及《明代的苑监官牧》（《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刘重日《略论明代的编户养马》（《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吴仁安《明代马政概述》（《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明代马政制度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王复兴《简论明成祖时期的马政》（《齐鲁学刊》1987年第4期）、丁望南《明代固原的马政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李济贤《明代马户述论》（《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姚继荣《明代西北官牧制度中的“马价”问题》（《青海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李三谋、李霞《明代官马牧养问题研究》（《农业考古》1999年3期）、李增高《明代的马政及北京地区的养马业》（《古今农业》2002年第3期）、唐克军《略论明代的马政》（《史林》2003年第3期）、何平立《略论明代马政衰败及对国防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董倩《明代官牧政策简论》（《明史研究》2005年）、王尊旺《桩朋银制度与明代九边马匹的赔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王浩远《官僚体制下的经济变革——以明代马政民间孳牧制度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郭会房《明代官马民牧问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等；中国港台学者陈文石的《明代马政研究之一——民间孳牧》（初刊于《食货》副刊1972年2卷3、4、10期，后收录于《明清政治社会史论》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邓国荣《明代太仆寺银研究》（香港新亚书院硕士论文，1990年）、吴惠婷《明代太仆寺之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郭永发《明代太仆寺之研究——以山东地区为中心》（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日本学者谷光隆《明代马政的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等。其中南炳文先生的文章已注意到太仆寺马政资源的折银问题及其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但未进一步发挥；王尊旺对明代马政中的桩朋银制度作了详细论述；邓国荣则专门研究了明代太仆寺的白银来源及收支问题。谷光隆《明代马政的研究》一书，内容有三，一为茶马贸易，二为民间孳牧，三为桩朋银和太仆寺银。在第三部分，谷光隆关注到了太仆寺银两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研究明代典制的著作，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杜婉言、方志远《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等均对太仆寺有专门介绍。此外，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一章“财政组织与通行的做法”中，注意到太仆寺马价银对户部财政管理造成了影响。南炳文、汤纲曾简要提及万历年间太仆寺库藏收支的变化，以说明“财政吃紧”之情形（见所著《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88页）
上述论著对明代的马政制度、马政差役、马政管理机构太仆寺的沿革等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且有数位学者关注到太仆寺白银的问题，甚至进而关注到了太仆寺银两与国家财政的关系问题。这些成果构成本研究的基础，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突破方向。
其一，这些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相关背景知识及部分收集资料的线索，但从研究视角来看，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超出马政范围。本课题将突破马政视角，从财政角度来研究太仆寺。本课题将论证：至明中后期，太仆寺已经衍生出财政管理的职能，兼有财政机构的性质，甚至成为中央财政管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对国家财政管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谷光隆、黄仁宇、南炳文和邓国荣等人对马价银的关注，实际上已触及财政问题，对笔者很有启发；但谷光隆、邓国荣等仅限于对太仆寺银的来源及数量进行分析，而黄仁宇则未予深论。本课题将论证：太仆寺掌握的马政资源实质上也是一种赋役；明中后期不仅在国家财政领域发生了由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转化的变迁过程，且在马政领域也经历了类似变迁过程。同时要论证的是：明中后期，因有了稳定的、数额越来越多的白银收入，太仆寺实际上已成为钱粮衙门；太仆寺管理马政的方式由以实物（主要是马匹）为中心的管理，转化为以白银为中心的管理，太仆寺本身的属性也由单纯的马政管理机构演化成财政管理机构。这说明，赋役制度变迁对国家机构的管理方式，甚至对机构本身的属性亦能产生重要影响。
其三，比较马政与其他领域赋役货币化的异同，并以太仆寺职能演化为个案，探析赋役货币化、货币白银化与明代财政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揭示变迁的过程、动因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