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　庚午　二十岁

1月10日，《一夜之梦》载《新月》第2卷第11期。

1月16日，诗《栖霞山绯红的枫叶》、散文《狱》和小说《某女人的梦》、诗论《诗的装饰和灵魂》、文论《文艺与演艺》载《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7期。

关于《诗的装饰和灵魂》一文，有评论家认为：“摆正了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使时人的眼光从注重新诗的形式上拉回到对诗感诗味的关注，而且以是否很好地完成诗歌内容的表达来鉴别诗形的优劣。将诗的内容置于形式之上，这不能不是陈梦家的一大贡献。”

早春时节，南京一夜鹅毛大雪，就在这一雪夜，大石桥下土地庙里冻死了一个乞丐，陈梦家为他作诗《丧歌》。

3月20日晨，于小营304宿舍，作诗《露天的舞踊》。

3月29日，黄花节那天，于南京大石桥，作诗《寄万里洞的亲人》。

4月底，于南京，作诗《答志摩先生》。又于某庵作诗《露水的早晨》，后收入《梦家诗集》时改名《露之晨》。

春天（4月底或5月初），夕阳下的玄武湖上，方令孺遇见了正走在一起的方玮德和陈梦家。就这样，因为方玮德的关系，方令孺和陈梦家相识。方令孺是1928年夏从美国留学回到南京的。

5月初，初夏，南京的天已经很热了，方玮德生病住院。

5月6日，方令孺复信陈梦家，回想了他们玄武湖上初次的见面，并表达了对陈梦家《一夜之梦》的喜爱之情。

5月10日，诗《自己的歌》载《日出》第1卷第1期。

5月17日，雨夜，于南京小营北，创作散文《五月》：“日子是这样不小心地被糟蹋了，我反而常常烦恼。想到自己堕落在不可自救的火焰中，总望掉下一行眼泪来赎罪。心是变硬的，无论是清夜，细雨或是夜鸟多么凄凉，我是长久不哭了。性情在年岁上变成异于往日的古怪，我常常拒绝一切交游，而孤独地活着。”

常任侠于1928年作为特别生进入中央大学，大约1930年上半年，陈梦家通过宗白华结识了常任侠。

6月，诗《露水的早晨》《答志摩先生》《寄万里洞的亲人》、散文《五月》载《新月》第2卷第12期。这期杂志出版时，写的日期是“民国十九年二月十日”，实际上推迟出版了。

6月底，陈梦家因父亲重病回到上海。“父亲那时用尽心力编辑神学杂志，这杂志是在教会内享有盛名的，于是他每晚极迟的睡，因失眠而得了严重的肝病几至于死。”

7月1日晨，在天通庵的家里，陈梦家致信方令孺并方玮德。

7月3日，陈梦家又致信方玮德。从回到家后一直在下雨。

约从7月8起，陈梦家陪同病重的父亲在杭州一个乡下荒山里度过五天五夜。据说这个小山村就在莫干山的德清县武康镇上柏村，陈金镛早年工作的地方 。

大约此时，方玮德因割治副丸炎再次住院，住在南京城南医院。7月13日，于杭州城站火车站，陈梦家致信方令孺，并要求念给病中的玮德听，他在信中讲述五天五夜山中的情况：“我从杭州一个荒山里正好要回上海。住得太闷，要死，五日五夜只是向天发愁，那里太荒凉，没有声息。早上，一点新的气象流来，上帝，我笑了。先是一种预感，在晚上我顶害怕，帐子掉下了几回。正好一辆汽车停在这蜿蜒的山道上，我哥和姊夫来了，我们赶紧收拾起东西，催促年老气喘的父亲回上海。可是他，太酷爱这荒村，不满十家人，他自己偏要受苦，这是命。病得太凶，我一个人守着他，整天整天的怕，没法。可好，我们要回上海，热闹，你想不想荒凉？你的信就在那一会转来了。”

7月14日，在上海天通庵的家里看到方玮德病中写来的信，给他回信，再次忆起乡下五天五夜的情景。

7月30日，方令孺有信致陈梦家，说近一个月来常常读陈梦家的信，淡忘了眼前的烦恼，且又回想玄武湖上相识的情形。

8月初，陈梦家回过南京，很快又回到上海。父亲的病好了。

8月5日，方令孺有信致陈梦家，说：“你走了后我们觉得一种陡然的空漠！”

约8月7日，作诗《歌九首》，收入《梦家诗集》时改名《歌》。

8月8日，方令孺有信致陈梦家。这一天一早，方令孺收到陈梦家的快信，似乎要方令孺立刻到上海，但她有苦闷的事走不开。

8月11日，方令孺有信致陈梦家。

约此时，陈梦家于上海作诗《星》。

约8月中旬，陈梦家一家从天通庵搬到了沪西一个名叫桃源村的地方。

8月23日，方令孺有信致陈梦家。她不怕厌烦地告诉陈梦家她生活中的一些事。认识了诗人陈梦家，并与他不断地通信，唤起了方令孺对文学的那份热爱。

8月25日，在上海桃源村的家里，陈梦家收到方令孺九页的长信，拆信的时候，“大风里吹过一路琵琶”，在给方令孺的复信中，信前先写下诗《琵琶》。后来《梦家诗集》也收了一首《琵琶》，上半首有相近的句子。在这封信中，陈梦家还隐约地谈起1929年5月结束的那次恋爱。并且计划近日回南京 。

8月28日、29日，陈梦家致信方令孺、方玮德，计划坐9月1日的早车回南京。并且对方令孺说：

那晚上，我们可以再见了。

那么你再有什么要说，你统统在那黑夜里倒出来。

约8月30日，在沪西桃源村家中，陈梦家抄下他和方令孺的往返书信，并写下序文，结成以《信》为题的一组文字。父亲病重在杭州荒山的日子因为记忆深刻而再次被提及：“杭州一个乡下荒山里我度过五夜，那是再怕也没有，一座大屋子里除了父亲的呻吟以外，我疑心鬼。那里日夜吹不进一口风，草永日不动一下，就看黄昏的云霞一朵一朵在山头变，等黑夜一到什么鬼怪都在你心上跳，变成梦。偏偏上帝的祝福在人预料之外。父亲躺在北站一条长椅上那一副土色的脸使我不再忘记……”

8月31日，于上海桃源村，作诗《都市的颂歌》。

9月初，陈梦家回到南京，方玮德康复出院。约上旬，徐志摩应约来到方令孺家。一个傍晚时分，陈梦家、方玮德还有一个“聪明的女孩子”，都在方令孺家等徐志摩。一会儿，徐志摩来了。大家一起登园后的高台，志摩与方家的老仆谈一座古桥的历史。晚上，志摩斜靠着沙发，讲他两年前在印度的故事。这些回忆，后来方令孺写在悼文《志摩是人人人的朋友》中。

另有一次，徐志摩、方令孺、陈梦家、方玮德等人一起游园，还相约骑驴上栖霞山看枫叶，可惜后来因为志摩有事在上海耽搁，栖霞山没去成。

因为这些人——徐志摩、陈梦家、宗白华、田津生等人的出入，娃娃桥方令孺家及文德里方玮德的住处，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文会组织，陈梦家在《〈玮德诗文集〉跋》里说：“写这一卷诗时（十八年至二十年）我们都在南京读书，其时志摩先生每礼拜来中大讲两次课，常可见到；玮德的九姑令孺女士和表兄宗白华先生也在南京，还有亡友六合田津生兄。我们几个算是个小文会，各人写诗兴致正浓，写了不少诗。”

陈梦家、方令孺和方玮德还设想办一份《诗刊》，不久，陈梦家到上海和徐志摩商量《诗刊》事宜，徐志摩很欣喜。陈梦家回忆：“十九年的秋天我带了令孺九姑和玮德的愿望，到上海告诉他（指徐志摩）我们再想办一个《诗刊》。他乐极了，马上发信去四处收稿；他自己，在沪宁路来回的颠簸中，也写成了一首长叙事诗——《爱的灵感》。”

9月21日，国立青岛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学，方令孺来到国立青岛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

这年秋冬，徐志摩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约10月，诗《歌九首》载《新月》第3卷第2期。这期杂志出版时，写的日期是“民国十九年四月十日”，实际上推迟出版了。

11月，到江苏江阴作短暂的旅游，登了君山，游了适园及刘伶巷的怡园等，11月12日晨，于江阴作诗《秋旅》。因为有南京恋人的牵挂，又匆匆回到南京。

11月14日夜，于南京，作诗《雁子》。

11月21日夜，于南京小营304宿舍，创作长诗《悔与回——献给玮德》。

11月23日，为回应陈梦家，方玮德创作同题长诗《悔与回——献给梦家》。

11月25日夜半，于南京小营304宿舍，作诗《再看见你》。

本年秋，陈梦家又有过一次恋爱，这次恋爱给他带来感情上的纠葛，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和方玮德之间的友情。蓝棣之教授这样分析：

从《秋旅》《再看见你》《悔与回》三首诗里可以见出一个爱情故事……这一段感情过程，按时间顺序来说依次是江阴秋旅，悔恨，最后是“再看见你”。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在诗集里的顺序，是《悔与回》一诗，虽写在前，却放到后面去了。这大概是在编集子时，情况又有了变化，诗人想表明他最终又回到了悔恨交加的处境。总之，青春期是躁动而不平静的，爱情故事也起伏无定，然而一旦写成了诗，文本就仿佛是永恒的了，而在诗人，这一切早就过去了。

据说，赵萝蕤晚年时，有人曾问她，陈梦家的情诗是不是写给她的，赵萝蕤说是写给孙多慈的。郑重曾经拜访过晚年的赵萝蕤，在他的文章里，也说到陈梦家和孙多慈的恋爱：

他那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命，载着勃发的诗兴，写下了《秦淮河的鬼哭》《炮车》《古战场的夜》等富有现实意义的诗篇，同时他也写优美抒情的爱情诗篇，在诗中表达了他爱的纯真，爱的真诚，爱的苦恼，爱的死去活来，这时他和孙多慈相爱，向孙多慈献上爱的诗篇。

据方玮德同父异母的妹妹方徨亲口告诉笔者，她大哥方玮德也曾恋过孙多慈。1934年8月19日《东南日报》上发的一则消息《陈梦家方玮德复和》说，陈梦家和方玮德同时追求一位女同学，因此不和，后来女同学与他人订婚，于是彼此释然。

11月，《梦家诗集》就要出版了，陈梦家于中央大学小营304写下《〈梦家诗集〉序诗》。这首序诗在再版时删掉了，在后来的版本中也不再见到。全诗如下：

我走遍栖霞／只看见一片枫叶；／从青天摘下／一条世界的定律。／／尽管有我们／自己梦想的世界；／但总要安分，／“自然”是真的主宰。／／人生是条路，／没有例外，没有变——／无穷的长途／总有完了的一天。

12月初，陈梦家和方玮德的同题诗《悔与回》由诗刊社出版，由徐志摩题签，书名《悔与回》之上，还有一行字写“梦家玮德诗两首”。这本册子，曾经送给过赵景深，扉页上题词：“景深先生存政　作者。”

12月10日，在青岛的闻一多写信告诉朱湘、饶孟侃《悔与回》出版的事，并且高度评价他的两个学生：

陈梦家、方玮德的近作，也使我欣欢鼓舞。梦家是我的发现，不成问题。玮德原来也是我的学生，最近才知道。这两人不足使我自豪吗？便拿《新月》最近发表的几篇讲，我的门徒恐怕已经成了我的劲敌，我的畏友。我捏着一把汗自夸。还问什么新诗的前途？这两人不是极明显的，具体的证明吗？

……

仿佛又热闹起来了。梦家、玮德合著的《悔与回》已由诗刊社出版了。大约等我这篇寄到，正式的诗刊就可以付印。

闻一多还要来陈梦家和方玮德的照片，从此他的案头上，多了两位年轻诗人的身影。

12月14日夜，于中央大学小营，作诗《只是轻烟》。

12月29日，闻一多致信陈梦家，继续称赞《悔与回》，即是后来的《论〈悔与回〉》：

梦家：

在自己做不出诗来的时候，几乎觉得没有资格和人谈诗。诗如今做出了（已寄给志摩先生了），资格恢复了，信当然也可以写。《 悔与回 》 自然是本年诗坛最可纪念的一件事 。我曾经给志摩写信说：我在捏着把汗夸奖你们——我的两个学生，因为我知道自己决写不出那样惊心动魄的诗来，即使有了你们那哀艳凄馨的材料。有几处小地方，却有商酌的余地。（一）不用标点，不敢赞同。诗不能没有节奏。标点的用处，不但界划句读，并且能标明节奏（在中国文字里尤其如此），要标点的理由如此，不要它的理由，我却想不出。（二）“生殖器的暴动”一类的句子，不是表现怨毒、愤嫉时必需的字句。你可以换上一套字样，而表现力能比这增加十倍。不信，拿志摩的《罪与罚》再读读看。玮德的文字比梦家来得更明澈，是他的长处，但明澈则可，赤裸却要不得。这理由又极明显。赤裸了便无暗示之可言，而诗的文字（都）〔哪〕能丢掉暗示性呢？我并非绅士派，“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我也有顾不到体面的时候，但碰到“梅毒”“生殖器”一类的字句，我却不敢下手。（三）长篇的“无韵体”式的诗，每行字数似应多点，才称得住。（四）句子似应稍整齐点，不必呆板的限定字数，但各行相差也不应太远，因为那样才显得有分量些。以上两点是我个人的见解，或许是偏见。我是受过绘画的训练的， 诗的外表的形式 ， 我总忘不记 。既是直觉的意见，所以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来，也没有人能驳倒我。（五）我认为长篇的结构，应拿玮德他们府上那一派的古文来做模范。 谋篇布局应该合乎一种法度 ， 转折处尤其要紧 ——索性腐败一气——要有悬崖勒马的神气与力量。再翻开《古文辞类纂》来体帖一回，你定可以发现其间艺术的精妙。照你们这两首看来，再往下写三十行五十行，未尝不可，或少写十行二十行，恐怕也无大关系。艺术的finality在那里？

讲的诚然都是小地方，但如今没有人肯讲、敢讲。我对于你们既不肯存一分虚伪，也不必避什么嫌疑，拉杂的写了许多，许也有可采的地方。

玮德原来也在中大，并且我在那里的时候，曾经与我有过一度小小的交涉。若不是令孺给我提醒，几乎全忘掉了。可是一个泛泛的学生，在他没写出《悔与回》之前，我有记得他的义务吗？写过那样一首诗以后，即使我们毫无关系，我也无妨附会说他是我的学生，以增加我的光荣。我曾经托令孺向玮德要张相片来，为的是想借以刷去记忆上的灰尘，使他在我心上的印象再显明起来。这目的马上达到了，因为凑巧她手边有他一张照片——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愉快！现在我要《悔与回》的两位诗人，时时在我案头，与我晤对，你们可能满足我这点痴情吗？祝

二位康健！

闻一多　十二月廿九日

约12月，创作自传体小说《不开花的春天》。《不开花的春天》在《自序》之后是《叙诗》，《叙诗》之后，分为《信》（上）、《信》（下）两部分。 aU15VqTriVNVGUqZb2VPDZmcSqDmUFWOe33x9tnkIfa6NoK3ENy7F29REVQJkd/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