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春天，在南京的中学校里，陈梦家因发烧病倒，一个人昏睡在大楼上。由于战事，同学都没有来。白天，有一个斋夫来给他打一会儿水。隔壁住了一个小人，每次来，要在陈梦家床头挂着的一块“桥林大干”上用刀割下一片来吃，这才给他打水。等到晚上，连这人都不来了，这时，只在晚上出没的那位湖南人（共产党人）带一些水果来，为他洗身，并劝他病好后参加他们的集会、加入他们的组织。但是父亲催陈梦家回上海，姐姐要他离开南京，于是他回到上海的家里。
在上海，陈梦家做了父亲陈金镛的书记。每天早上他和父亲到基督教的编辑部广学会去，帮父亲做誊写、编辑广学会办的杂志《明灯》等工作。
3月，北伐军一天天逼近上海。21日，为推翻军阀统治，配合北伐进军，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在闸北一带最先和北洋军阀交战，22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陈梦家一位同学名吴光田，就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被奉军砍死。
据陈梦家文章里写，起义工人总司令就住在他家所在的胡同里，佩着两支手枪带着四名护兵，每天坐马车到总司令部去。陈家的门口突然多了八名工人兵保卫。陈梦家看到斧头镰刀的红旗子各处飘扬。
空场上常见到有人搭起桌子开市民大会。有一天，父亲要去看一个被钉死在电线杆上的警察，路过一处开市民大会的地方，因为牧师的身份被一群男女青年包围。那时的陈梦家很担心人家认出他是牧师的儿子，是该杀的，因为一位英文教授在一个大会上说，世界上最坏的是牧师的儿子。
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开始清党，陈家门口的工人都不见了，红旗子被扯下，也不见有人开市民大会。当时形势逼人，禁止红颜色，有一些人被发现草帽里有一根红线都要杀头。
6月，陈梦家回到同样是白色恐怖的南京，各处又听到杀人的消息。陈梦家关心那位湖南人，去他的旧寓找他，后来得知他是共产党首领，将被处极刑。
我到南京正是六月的太阳烧人的时候，各处又听到杀人的消息，他们正在清理杂色的旗帜。我很关心那位湖南同志，人说革命军进城他成了要人了，但是我去他的旧寓找他时居停主人不许我提他的名字。“先生，你晓得这是要杀头的。”他说，“谁提到这位名字就是罪名，因为他是乱党。”我悄悄的出来，像是去到里面租房子似的，对门显赫的一处警察分驻所，我明白这意思。就在不久，我去参加某一处要人的演讲大会，在旁人看的报纸上，我发现大大几个黑字：“某人，共党首领，已拘获将处极刑。”我害怕了，好像我有罪一样，我确是犯了罪，一种该杀头的罪，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他说过我们是精神的同志。幸好这时清理乱党的法子是搜查有没有红线或红书，绝不在人心上去搜查小红旗子的。我虽然没有任何旗子。怕这“害怕”会被人定为罪名的，所以我对自己说：“要说不认识这位精神的同志。”一些聪明人居然用我的愚蠢法子得到官位。
9月，在中学未拿到毕业证书的情况下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法律系，这时闻一多正在第四中山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教英美诗、戏剧和散文。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6年改两江师范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停办，1914年在原址创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更名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更名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又更名国立江苏大学，同年再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后来成为南京大学的两个源头。
陈梦家住在一处名叫小营的地方，这是中央大学的男生宿舍，周围是一大片营地，小营304室是他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地名。他说：“我住在一个偌大的城市里——一个都会，近傍一块九十九里周围的营地，在平时，晚上躺在三层楼的床上，从窗口看出蓝天里的星子。抽一枝烟，在冥想一些空幻的事。”
冬天，在大学隔壁的单牌楼
过家花园闻一多寓所第一次拜会闻一多。这是陈梦家眼里的闻一多：“他的身材宽阔而不很高，穿着深色的长袍，扎了裤脚，穿着一双北京的黑缎老头乐棉鞋。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厚厚的口唇，衬着一付玳瑁边的眼镜。他给人的印象是浓重而又和谒的。”
首先是因为新诗的关系，陈梦家成了闻一多喜爱的学生。
在这之前，陈梦家写了一些无格律的小诗，但都毁了。“十六岁以前，我私自写下一些完全无格式的小诗，又私自毁了。十七岁起，我开始以格律束缚自己，从此我所写的全可以用线来比量它们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