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陈尚君

2018年5月20日晚，依例在研究室校唐诗。那晚将影宋蜀刻本柳宗元诗与大抵写定的新定唐诗中的柳诗对校，宋本与电脑文本对读，口中读出声来。校到过半，柳诗中的寂寞悲凉，强烈地冲击着我，悲从心起，呜咽成泣，情难自已，泪下如注。第二天早晨，得悉昌平兄遽然辞世，且就在我悲动五内之际。我不相信灵异，当时的一切感觉都仅因柳宗元，但昌平说柳诗“有时他的抒情，则以奔迸出之，长歌当哭，发为凄厉激越的变徵之音”（见《唐诗三百首新编》柳宗元小传），以前读时有印象，这一晚深切体会到了。

昌平长我七岁，读研晚我一年，因以平辈视我，我对他也皆直呼其名。虽读书皆在上海，那时并无来往。先闻其名，再识其人。第一次听到他，是1984年11月在龙柏饭店举办中日《文心雕龙》会间，我管会务，偶有机缘听到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钱伯城先生的谈话。钱先生感谢师大将赵昌平这么优秀的学生交给古籍出版社，且说社里会重点培养，希望今后可以担起责任；徐先生则说师大也很希望赵留校工作，人才难得，分配时遇到具体困难，赵是上海人，为让有家庭负担的外地女生留校，主动放弃，愿意到出版社工作。徐先生是我论文答辩的座师，钱先生与本师来往密切，他们的谈话并不避我，我因此而知道了昌平学问之优异、为人之大度。

具体认识并有来往，应该是第二年在出版社经李梦生兄介绍，以后就越来越密切。经常共同参加会议，阅读彼此的论文，交流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私人间的来往也很多。记得到他在老城区的家中多次，迁居卢湾后也去过，复旦这边有会议或论文答辩，也经常请他来。他是重友情、讲原则的人，坚守朋友间友谊归友谊，学问归学问，区隔得很清楚。他在出版社很忙，且随着地位提升，在社里得到普遍尊重。我们这边的事，凡有所求，绝不推辞，会议准备充分，答辩一丝不苟。学位论文请到他，都看得很认真，在提交结论意见外，还会附上大量发现问题的具体记录，提供学生修改。对好的学位论文，也从不掩饰喜悦之意。他是入世而重生活情调的人，每次有朋友来或他建议聚餐，对到哪里吃和吃什么，都特别地讲究。曾有好几次陪他在香港逛街购物，更惊叹于他的时尚讲求。我与他都参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逐渐成为学会的核心成员，他的识见大器在圈内有口皆碑。去年读到薛天纬兄的一篇短文，说2008年学会换届，许多人建议昌平来接会长，他丢下狠话，硬要我接，我就退出学会。这样责任落到我身上，他的理由是陈尚君年轻，日常辛苦的事情可以多做一些。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是提供平台，倡导学术，引领变化，协调人事。唐代文学学会以前也曾有过风波，我从傅璇琮先生手上接任会长，是跳过了一代人的，所幸彼此信任，一切正常，风气得以延续，我想是与昌平及其同一代人的恢廓胸襟有关的。

与昌平交往频繁，可以写的内容很多，翻阅《文存》，更感到他的成就与人生是立体而多元的，我之所知，仅是他经常展示的一个方面，即便有了解知会者，我也无力传神地写出。我想仅选取一个方面来写，即昌平的唐诗研究成就及其唐诗史写作构想，因为这是他留给当代学术的最宝贵财富。

就昌平本人的求学经历来说，有三段特别应该说起。一是他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经历，至少有两年完整的修读经历，那时恰是北大中文历史上最强的时期，这段学习奠定他一生的学业基础。二是在华东师大随施蛰存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施先生是新文学名家，中年后治学涉猎金石、诗词诸多领域，视野闳通，见解精辟，在文学阐述中每能以特殊的文献和精密之考订而独张新帜。昌平从学期间，完成学位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不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引起学界广泛的广注。他从纵、横两个不同视角，揭示盛唐到中唐两个顶峰时期之间，以皎然、顾况为首的一批吴中诗人，在汲取民间谣曲滋养和承变南朝诗体基础上，开始新变的努力。他认为，这些新变既带有大历时代的痕迹，又显示元和诗风的种种先兆，是两大高峰间诗风转变的枢纽。吴中诗派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他从地域时代、性格地位及团体活动加以论证，揭出核心成员七人，从对皎然《诗式》的考察，揭示此一诗派复古通变的理论立场，以及不主故常、惊世骇俗、以谐谑为奇崛的诗格追求，进而从题材、音节、风格及俗体联句四方面，论述此派之诗歌成就，确认其具有上承鲍谢、下启元和诗变的历史地位。我在此论文发表初就曾阅读，理解在当时学术环境中，文学史研究要摆脱作家作品论与思想艺术分析已成为共识，但方向在哪里，大多很迷茫，回归传统不免拘泥细节，追求新方法又不免空疏肤浅，此文当时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80年前后，国内唐代文学研究风气丕变，其中一路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之研究，尤以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之兼取法国社会学派之研究立场，而融会陈寅恪、岑仲勉之唐史研究方法，对诗人生平与诗歌真伪本事展开探索，成就突出。昌平也参与了与此相关的大量工作，本书所收“诗人考论”部分多数论文，都是在此期间所作。除与同学合作之郑谷研究，他的重心仍在吴中诸诗人生平真相之追究。

然而昌平的主体研究，并不局限于此。他在八十年代最重要而有影响的论文，是《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等一批力作。因为这些论文，到1990年前后，他虽然还没有专著，已被国内前辈学者推许为唐诗研究最具前途的青年学者。

1990年11月，在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唐代文学研讨会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两位主事者为约他撰写分体断代文学史系列著作中的《唐诗史》一书，特在夫子庙奎星阁设宴与他确定选题，邀我与董乃斌兄作陪。席间，得机缘听昌平对《唐诗史》写作的设想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虽然当时没有记录，原话也大多不易想起，有些印象是非常明确。他不赞成以时序叙述唐诗发展过程的框架，更不赞成写成作家作品论，也不赞同写成文学社会史，坚定地认为唐诗发展有它的内在逻辑，个人命运、社会变动及作者取径虽有各自的不同，决定因素是诗歌本身的生命力。他特别强调体式、气韵、意象、意脉等诗歌内在因素所能展示的唐诗发展史。他的说法当时就给我以截断众流、独辟康庄的印象，非常希望他能尽快完成全书，每见面时多有询问。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如1990年悼念马茂元先生文、2016年悼念傅璇琮先生文，都说到要完成此书，以不负二位前辈的嘱托，偶也说到已经成文若干万字，但在公私困扰下，最终没有完成这部学界期盼甚殷的著作，实在是非常地遗憾。

虽然构想中的《唐诗史》没有完成，但就我之认识，收入本书中的系列论文，已经具备了唐诗史的基本框架，而他自著及协助马茂元先生完成的多种唐诗选本，也具备此一方面的意义。在此要特别说到他的第三段晋学经历，即他与马先生遇合、从师到担任助手，合作新著、整理遗著的过程。

昌平早年读过马先生的几种选本，心存感佩。1982年论文答辩始有机缘拜识，此后到1989年末马先生辞世的七年多时间内，他几乎每周都去马家问学请教，师生之谊超越了学籍与同事的名分。详尽过程，本书所收长文《我心目中的马茂元先生》有记录。马先生是清季桐城文章大师马通伯之孙，早承家学，尤重诗文记诵，在记诵中理解诗文的技巧、音节与理脉，在广泛记诵中增加诗歌艺术的体味。马著《唐诗选》初版甫出，即传赞学林，其后历经世变，马先生一直希望写出一部唐诗史，且希望在会通与识见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平。所谓会通，不仅是对唐诗的全面阅读与理解，还应包括唐前唐后各代诗歌之体认，对唐诗成就有清晰定位；综括历代对唐诗之评论，从而认识唐诗精妙卓越之所在。他将唐诗史的写作，视为包含作家考订、文本研究和理论阐发三者结合的系统工程。如果岁月平好，马先生的工作可以有序展开。他的起始工作是两《唐书·文苑传》和《唐才子传》笺订，已经完成数十万字，但风波遽起，文稿、札记均告焚劫，从少数遗稿看，他的理路与八十年代以后傅璇琮先生倡导的工作，精神是相通的。昌平向马先生请教期间，马先生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以往的目标已经很难实现。就昌平的记录看，师生间谈得最多的是马著《唐诗选》的增订，以及《唐诗三百首新编》之选目，其间大量涉及唐代具体诗人的评价与诗作之分析。昌平概述马先生治唐诗的理论体系，用了“通变与不囿”一语，将文学史看成“文律”辩证发展的生动过程，将重情志、主气势、明章法作为个人治学的特色。

昌平为马先生身后遗著的整理出版作了大量常人难以设想的艰苦工作。最主要的著作是《唐诗选》。此书初版于1960年，到1985年后修订时，涉及入选诗人与具体篇目的调整、诗人小传的修订与增写、注释补订、增加总评部分，昌平协助完成全部工作。其中每诗后之总评，皆由昌平执笔，得到马先生认可。诗人小传，则吸取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篇目调整，则马先生初定四百多篇，昌平再提出百多篇，得到马先生认可。2018年春，我在为此书作介绍时说到：“本书最后定稿于马先生缠绵病榻之时，赵昌平亲承遗意，投入很大精力完成遗著的写定，最后出版时退逊而不署名。据我所知，此书可以视为两代唐诗学者的学术结晶，也可以见到老辈学统和道德的继承发扬。”昌平回应：“评价得体，马本主要还是先生之力。”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则短讯。

《唐诗三百首新编》初版于1992年，署马、赵选注。昌平曾回忆，他始协助工作时，马先生已经选定二百五六十首，其余七八十首，则历时两月，经十数次讨论方定。清孙洙《唐诗三百首》是影响巨大的选本，但取径较窄，以课蒙为主，从现代学术视野看，显然有许多不足。马、赵《新编》的目标是“既要易诵易记，又要拓宽门径为初学者提供窥测唐诗发展概况之窗口”。马的选目，是从几万首唐诗中反复删汰遴选的结晶。昌平的工作，则对孙洙生平、《三百篇》成书与取资，作过充分考察。《新编》在时代、体裁、作者及诗艺诸方面，皆称当代选本之典范。更可贵的是，除注释简明准确，有关作者小传及诗风总评，及具体篇章的点评来说，都有很独到专诣的见解。如称刘长卿“意境往往流于枯寂，风格也少变化”，说柳宗元诗“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深挚的感情，像巉岩峻谷中凛冽的潭水，冲沙激石，百折千回，流入绝涧，渟滀到彻底的澄清”，这些见解，披卷纷呈，非沉潜多年、反复吟诵者不办。虽然我推测，《新编》的注评几乎全部为昌平所执笔，马先生增订本《唐诗选》中的总评为昌平写出，但更合适的理解是马先生的晚年见解，由昌平整理写定，这部分可以看为唐诗研究马赵学派的共同成果，主要见解来自马先生，若非昌平之长期协助写定，这些见解很可能最终绝传。前述两书中有关诗人及名篇的解说，恰可作为师生二人接力而终未完成的唐诗史来阅读体会。

当然，昌平设想中的唐诗史与他记述马先生构想的唐诗史肯定会有很大不同。八十年代国内唐诗研究风气的转变，他曾经历参与；那一时期兴起的西学新潮，及因此而引起的新方法、新思潮讨论，也是他所极度关心的。他努力试图在传统与新潮之间开拓一条新的道路。就我所知，新方法讨论最热闹的时期，他并没有发表多少见解，而是踏踏实实地做唐诗研究个案的论述。前引《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文，考察重点是从四杰到李杜的近百年间七言古体歌行内在的变化史，从与赋之关系、诗骚传续、骈散变化、任气排奡，进而从句式声调、诗歌意象、布局取势诸方面揭示盛唐七古的巨大成就。《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则从《全唐诗》所存全部唐前期七律的统计与考证着手，对所有诗皆作系年与分析声律的基础上，说明从太宗至中宗间九次群体参与的七律唱和，逐渐合辙是随着时间推移的群体选择，而认为七律蜕化于骈俪化的歌行，也足成一家之言。而《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一篇，则可说是他论述“吴中诗派”的前传，其中有关南禅洪州宗兴起的分析，是此一课题较早的论述。

1990年以后，昌平仍有一系列重要论文刊布，在这里可以提到的有《开元十五年前后——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以及有关王维、李白及郑谷的系列论文。在新方法讨论热潮过后，昌平则发表多篇论文，试图从理论上阐述传统学术在当代应努力追求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有关唐诗者有《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意兴、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有关文章学者则有《文章学的思辨形态与理论架构——从〈文心雕龙〉到〈诗式〉》。上述诸文，在学术研讨会上，在私下交谈中，都曾听昌平作过详尽论列，熟悉的朋友间无论赞同与否，都曾有过热烈讨论与激烈交锋。他所展开的见解是如此丰富而深邃，在此一下子也不知道如何概括，还是让细心的读者自己体会吧。

认识昌平逾三十三年，许多方面都承他如大哥般照顾、提携，当我有疏失时，他也会在私下悄悄地给以提醒，恕我在此无法一一细说。十年前，我因新编全唐诗遭遇不快，心存块垒，昌平嘱我不要过多计较人事的是非，鼓励我在精力尚可时，可以独立做出来。我记得很清楚，2012年春与他同在京参加古籍规划会议，我让他看笔记本电脑中的工作进展情况，他当即表示可以接受出版。其后复就样稿讨论数次，他也两度来复旦参加课题论证，使这一重大选题在校内与出版社两方面得到落实。在他去世两年半后，我终于完成全书初稿，交到古籍社，很可惜他已经看不到了。我知道他很看重拙编，因为这是他写出高水平《唐诗史》的基础工作。知音再无，是我特别伤感的。

本书最初为昌平先生生前中华书局约稿，惜因撰写《开天辟地》书稿，未及展开。书局主事徐俊先生参加告别会后，重申维持约稿，希望葛晓音教授与我能予以张罗。无奈晓音年事渐增，我则近年事繁，频有微恙，征得各方友人与家属同意后，将编纂《文存》的责任委托给海南大学海滨教授。海滨教授晋学于西北，转职于海南，曾来复旦访学于我，于昌平先生之治学尤心追力想，曾多次在沪及与会期间造访问学，虽近私淑，志存赓续，发愿弘传，于已刊文本搜罗颇备。为本书校订，做了大量细致而认真的工作，《文存》能有目前规模，为功甚巨。不过也应说明，昌平先生在海内外发表论著数量巨大，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目录，他逝世后的存书与遗稿，至今仍未清理完成。他的诗作生前曾多在友朋间流传，也不知今后有无机会结集。凡此皆希望熟悉的朋友提供线索，补充遗逸，期待今后有增补的机会。

谨述所知如上。

辛丑元月于沪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