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摘要： 國子監在乾隆朝時期出現了人才濟濟的局面，從而爲《四庫全書》館中的謄録、校録等基層人才的選聘提供了必要條件。四庫開館後，從國子監選任謄録、校録人員的同時，還會從歷年鄉試落選人員内增選。從選聘方式上看，經歷了保舉、揀選、考選等多種方式，選聘的標準也日益嚴苛。在歷經十餘年才完竣的修書過程中，謄録、校録的實際工作效率並不能盡如人意。錯字、衍字、脱漏等現象，影響到了《四庫全書》的總體品質。由這些細微的文獻問題進而引發了諸多政治問題，從而爲我們考察古代修書與政治的權力互動關係，提供了一個面相。
關鍵詞： 國子監；四庫館；謄録；校録
近些年來，有關《四庫全書》纂修的研究成果頗豐，學者們重點關注了《四庫全書》館的人員設置及其運作機制。
在人員設置方面，對一些參與其中的著名學者及總裁、總纂修官等主要官員的研究較爲集中，但對四庫館中的諸如校録、謄録等基層人員則少有關注。校録、謄録等人員並非館中雜職，其選聘多來自國子監中的肄業貢、監生，這些基層人員本身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對其開展研究，或許會對《四庫全書》纂修問題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有鑒於此，本文以四庫館中的校録、謄録群體爲研究對象，試對相關問題作一粗略的探討，以請教于方家。
順治元年（1644），清廷入主中原以後，沿襲明朝國子監的制度設置，在北京城東北隅崇仁里成賢街建立了國子監。但其在北方的統治尚不穩定，南方兵燹頻仍，在這種形勢下，將培養滿洲官員子弟作爲穩固統治階層的一項措施，故國子監招收的對象主要是官員子弟。時任國子監祭酒的李若琳疏言：“滿洲官員子弟咸肄業成均，而臣衙門在城東北隅，諸弟子往返，晷短途紆，易妨講習。請于滿洲居處之地，各擇空宇一所，立爲書院，以國學二廳六堂學官分教八旗子弟，滿洲十六人，蒙古八人，仍設學長四人，均就書院萃處，朝夕訓迪。月之六日，師生入監考課，以示勸懲。”
下部集議，順治二年，得旨允行。當時雖然各地貢生須入國子監肄業，但開國之初，亟需人才，順治二年規定，恩、拔、歲貢生免其坐監，赴京即與廷試授職。這樣，一般平民出身的貢生，便無須坐監就可以得到職位。即使是在監肄業的學生，也因缺乏基本的教職人員，只好“以京省生員十人充伴讀，十日一赴監考課”
。至順治十年，“國學益寥寥無人，不及外省州縣之半”
。在康熙朝，國子監竟然出現了“司教之官不將監生嚴加約束教誨，縱之游戲。又其甚者，閑雜之徒任行出入，竟以國子監爲游戲之地矣”
。
出現這種局面的背後，反映了順康時期國子監在制度建構上的缺漏。當時進入國子監肄業的諸生，既無經費支持，也無宿舍居住，“名爲坐監肄業，率假館散處。遇釋奠、堂期、季考、月課，暫一齊集”
。這種局面，直至雍正年間孫嘉淦任職於國子監，並進行了有效的改革後，才有所改觀。
孫嘉淦（1683—1753），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進士。自雍正元年（1723）開始，在國子監中擔任司業。當時，國子監的管理體制是特簡兼管監事大臣一員，而實際負責教學管理的則是祭酒。雍正七年，孫嘉淦升任國子監祭酒。次年，奏准每年撥6000兩白銀，作爲國子監的日常經費。雍正九年，孫嘉淦又奏曰：“竊照各省拔貢，蒙皇上加恩作養，雲集都門。其中教書投親，在外居住者固有；而外無館地，必須在監居住者，約有三百餘人。六堂之内，只可誦讀，難於栖止。是以拔貢人等，多在附近賃房居住。查國子監門外方家胡同官房一所，舊有二百餘間，現今只存一百四十二間。屋宇墻垣，亦多傾圮，無人居住，而與國子監甚近，相去不過數步。仰懇聖恩，將此官房賞給國子監衙門。臣等即于皇上每年賞給公費銀兩内動支，修葺完好，令拔貢及助教人等居住其中，就近肄業。則房屋既不致坍塌，而各省士子食宿皆便，益沐皇仁于無既矣。”
這樣，國子監的經費和住宿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元年（1736），孫嘉淦又以刑部尚書兼管監事大臣，成爲國子監的重臣。多年在國子監的任職經歷，讓孫嘉淦對“官學”的積弊洞察甚明：“國家以制藝取士，原欲其秉經酌雅，發明聖賢之精藴，其法非不善也。但相沿既久，剿襲弊生。習舉業者，抄寫揣摩以求速化，目不睹經史之全，耳不聞大道之要，幸而獲中，授之以政而不達，非才不足，其所學者末也。顧呫嗶文詞，既患其學成而不適於用；即高談性命，猶恐其能言而未必能行。”
有鑒於此，孫嘉淦重點對國子監的教學制度進行了改革。他在《太學條規疏》中曰：“夫比年入學，必有可督之課程，而後勤惰分；中年考校，必有可稽之材能，而後臧否辨。伏查有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分課學徒，蓋取其顯然有據者以驗德業之進修。其法可至今行也。臣等請酌定規條，令諸生四書八股之外，各明一經，各治一事，相其才之所近而分肄焉。其明經者必令博觀先儒之疏解，熟誦皇上頒折中、傳説、彙纂諸書。務期深明聖人之意，有裨於生民人倫日用之常。其治事者，如歷代典禮、史鑒、事迹以及律令、錢穀、演算法、兵制、河防之類，務期講究明切，實可見之施行。歲時考課，以此分其勤惰。期滿保舉，即以此定其優絀。如此則教者有所施其功，學者無所藏其僞。多士既爲有用之學，國家自收得人之效矣。”
以經義、治事爲中心的教學改革，扭轉了此前國子監教學中以“時文”爲課士的單一標準，使國子監在乾隆初年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局面：“時高宗加意太學，嘉淦嚴立課程，奬誘備至，六堂講師，極一時之選。舉人吴鼎、梁錫璵，皆以薦舉經學授司業。進士莊亨陽，舉人潘永季、蔡德峻、秦蕙田、吴鼐，貢生官獻瑶、王文震，監生夏宗瀾，皆以潜心經學，先後被薦爲本監屬官。分長六堂，各占一經，時有‘四賢五君子’之稱。師徒濟濟，皆奮自鏃礪，研求實學。”
乾隆時期，國子監進入一個輝煌時期，在客觀上爲纂修《四庫全書》提供了人才儲備。
據《欽定國子監志》所載：“國子監肄業，有貢生，有監生。”
也就是説，在清代國子監中讀書的人員分貢生、監生兩類。貢生又分爲歲貢生、恩貢生、副貢生、拔貢生、優貢生、例貢生，監生又分爲恩監、優監、蔭監、例監。國子監生有坐監和非坐監的區别，貢生也有不坐監者。本文所指的國子監生，包括坐監與非坐監者。
在國子監選任諸生參與修書工作，最早始於康熙十年（1671）。是年，康熙帝開館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録》，因卷帙浩繁，需要衆多謄録，故“令國子監遴善書監生，送部考選，轉送内閣”
。又諭禮部：“選滿、漢貢監生善書者，送翰林院考取具奏。所取不拘真、草何家，亦不論多寡，選取彙送。”
由此，國子監中的貢、監生考取修書館謄録之制形成定例。雍正元年（1723），又命“考取善書監生十二人送部，考選移送恭繕《聖祖仁皇帝實録》”
。可見，康雍時期選任國子監生至館修書的制度尚不完善，主要是爲修《實録》而定。乾隆帝即位後，對國子監生赴館修書的制度進行了改進：
其一，增加了行政程序。康熙十年（1671），所取肄業生“不拘真、草何家，亦不論多寡”，幾乎是没有標準的選用。而乾隆三年（1738）則規定：“著在國子監肄業之正途貢生内，看其年力精壯、字畫端楷、情願效力者，選取十人送武英殿，以備謄録繕寫之用。”
乾隆八年，又進而規定，入館修書肄業生所需要的行政程序，“由部行文禮部、國子監，核明繕册，取具同鄉京官印結送部。俟欽簡大臣，在午門内考試，遴取者按名補用”
。不僅增加了同鄉京官印結擔保這一環節，更需要正規的嚴格考試才能録取。
其二，改考試録用。乾隆三年（1738）對國子監生的録用，由主管該員“看其年力精壯、字畫端楷、情願效力者”，憑藉的是主觀判斷；而乾隆八年則規定，“欽簡大臣，在午門内考試，遴取者按名補用”
。乾隆三十四年，經部議：“請欽派大臣考試，並請欽命論題一道，擬定正、陪，引見録用。”
綜上，在《四庫全書》開館之前，就有在國子監中選録貢監生赴館修書的舉措，並已經形成了較爲規範、完善的制度保障。乾隆三十八年（1773）閏三月，清廷正式任命了《四庫全書》編纂的相關官員，標志着《四庫全書》館的正式成立。開館之初，諸事繁雜。除了規定總裁、副總裁、總纂修等主要官員外，還需要建立具體負責謄録、校録等基礎性工作人員的工作機制。謄録、校録没有官職，也不在官僚系統之内，但他們還應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因此，國子監生成爲選取謄録、校録的不二之選。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庫全書》總裁、大學士劉統勳等奏准：“在京貢監生内，有曾經學字，情願自備資斧效力行走人員，擇其字畫端正，酌取三十名，令其在館行走，以供繕録。五年報滿，准其議叙。尋又奏：添取三十名，一體在館效力。”
最初的選任標準較爲寬鬆，僅爲“字畫端正”即可，且帶有“自願”的原則，主動報名者甚少，而另一方面，《四庫全書》卷帙浩繁，需要大量的謄録人員才能如期蕆役。故同年，劉統勳又奏曰：“應令現在提調纂修各員，於在京之舉人及貢、監各生内，擇字畫工緻者，各舉數人，共足四百人之數，令其充爲謄録，自備資斧效力。仍按定字數，每人每日寫一千字。五年期滿，照各館議叙。再書内有應繪圖樣，另選通曉畫法之貢、監生十員，作爲謄録，一體效力。”
在選任方式上，由自願參加變爲提調官保舉的方式。
保舉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證人數，但因保舉而産生的“夤緣薦舉”現象也不可避免。乾隆三十八年（1773），御史胡翹元條奏，停止提調纂修保舉謄録之例，九卿會議議准允行。
四庫館開館時，乾隆帝已年届六旬有餘，深感此項修書浩繁，惟恐不及親見其完璧，故又下諭旨曰：“著于《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爲《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
這無形之中又給修書工作帶來了額外的任務。故選任謄録又迫在眉睫。乾隆三十九年規定，在鄉試落卷内選取：“辦理《四庫全書》並《薈要》二處所用謄録，莫若於鄉試發榜後，即在落卷内擇其字畫匀净，可供抄録者，酌定備用。著交曹秀先、嵩貴，同派出之同考官竇光鼐、吴玉綸、周于禮、趙佑、戈源、善聰留住貢院，將未經取中之南、北、中皿彌封墨卷，公同翻閲，挑取五六百名，交與吏部，按照名次，拆卷填注。此内如有本係謄録，即行扣除。餘俟出榜曉示，注册挨補。”
由此，這一制度形成了定例。又如乾隆四十二年的鄉試後，又奉旨：“辦理《四庫全書》並《薈要》二處謄録，仍著於鄉試發榜後，將未經取中之南、北、中皿及貝字號墨卷彌封，詳慎翻閲。皿字號挑取八百卷，貝字號挑取六百卷，交與吏部，照例辦理。至應派之閲卷官，俟臨時再降諭旨。”
但鄉試落卷名額有限，再者鄉試三年舉行一次，根本無法滿足修書工作的需求。此外，《四庫全書》館的徵書活動在此時又有了新進展。
乾隆三十七年（1772），頒布諭旨，要求各地徵集圖書：“今内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今宜及時采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安徽學政朱筠積極回應，提出了諸多意見，其中有一條是建議從明《永樂大典》中輯録佚書：“臣在翰林，常翻閲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覯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别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録。書亡復存，藝林幸甚！”
這一建議得到乾隆帝的認可，相關的工作隨即展開。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大學士劉統勳上奏從《永樂大典》中輯録佚書的人員安排：“臣等謹遵旨，于翰林等官内，擇其堪預分校之任者，酌選三十員，專司查辦，仍即令辦事翰林院；並酌派軍機司員一二員作爲提調，典簿廳等官作爲收掌，常川在署，經理催趲，毋致稍有作輟。”
這里所規定的從翰林院、軍機處及國子監典簿廳等選派的官員都是從事行政工作的管理人員，而體負責繕寫校録工作的則是從國子監生中選任的。乾隆三十九年，《四庫全書》館總裁質郡王等奏准：“《永樂大典》内采輯散篇，彙輯成部者，頗有堪以刊行之書，應行刊刻。此項書籍，非另辦副本不可。由國子監揀派内肄業貢生十名到武英殿，即照現在行走貢生例，專供校録刊本之用。”
這里，與前者的最大變化是在選任方式上，從原來的保舉變爲揀選，選任的方式更加客觀。此後，《四庫全書》館對國子監生的選任日趨嚴苛。乾隆四十五年，武英殿修書處奏准：“嗣後校録，仍照舊例在國子監肄業之拔、副、優三項貢生内咨取十名，由監先期考試選取，以備充補。”
拔貢、副貢、優貢都是需要嚴格的考試才能入選成爲國子監生的，他們也是國子監生中的“精英”，這足見統治者對修書的基礎工作已經越來越重視了。
除了以上常例外，還有特恩選任者。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巡幸山東、天津兩處，召試獻賦舉人、貢、監生員。考試後諭曰：“所有考取二等各生，著照上届巡幸天津之例，有願在《四庫全書》處效力者，准其在謄録上行走。”
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修書人才選任的多樣化。
在《四庫全書》館工作的國子監生，雖然是“自備資斧效力”，但“五年期滿，照各館議叙”。
早在四庫館成立以前，有關修書人員議叙的制度就已甄于完善。乾隆三年（1738）規定，在館修書若干年限後，肄業生“行走若好，該管王大臣等秉公具奏，酌量議叙”
。但具體議叙的辦法則尚無規定。乾隆八年，規定了國子監肄業生在館六年期滿方可議叙的制度。又進而對議叙的等級進行了規範：“其列在一等者，就職、考職人員准以應得之缺即用。其未經就職、考職者，恩、拔、副、貢生，以州同、州判、縣丞掣用；歲貢、優貢生，以主簿、吏目掣用；肄業已滿，咨部候選教職者，准輪班選用。未議叙以前，由諸生中式舉人者，議叙以知縣用。捐納貢、監生，以主簿、吏目掣用。其議叙在二等者，銓用各酌减有差。”
尤其是對一等之内，又依據考貢的出身不同而制定了不同的辦法。
爲了防止在館修書的國子監生分心，乾隆四十二年（1777）禮部議准：“各館現充謄録人員，嗣後遇考試漢教習之時，俱不准其考試。並查明現在如有謄録、教習兩處兼走之員，係先補謄録者，即將教習撤回；係先補教習者，即將謄録撤回。如係肄業外班，於依限寫書之外，仍可自理本業，無庸扣除，以昭平允。”
但實際上，承擔謄録和校録的這些國子監生的工作效率又如何呢？以下，筆者以《四庫全書》本《通典》爲例，對此略加考察。
有訛字者，如卷一《食貨一》“孝文太和元年詔曰，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條，今本“肄”誤“肆”；卷二《食貨二》“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二十里内爲公田”條，今本“坊”訛“方”；“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條，今本“下”誤作“上”；“亦既無田，即便逃走”條，今本“便”作“使”。
有异文者，如卷二《食貨二》“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皆給永業田，多者至百頃，少者三十頃”條，據《隋志》“三十”作“四十”；
卷三《食貨三》“樂毅宦燕，見褒良史”條，“宦”字或作“官”。
有脱字者，如卷二《食貨二》“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條，“五頃”後脱“每品以五十畝爲差”八字；“後魏刁雍上表曰：臣請于河西高渠之北，平地鑿渠”條，今本脱“地”字。
此外，有些本應是禁毁之書，卻仍保留在《四庫全書》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高宗在閲讀進呈的三份李清所著的《諸史同異録》中，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閲之殊堪駭异。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閲多年。乃敢妄逞臆説，任意比擬，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今其身幸逃顯戮，其所著書籍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毁，以杜邪説而正人心”。經查，文淵、文源兩閣所貯書内，已删去此條，“查係從前覆校官編修許烺初閲時簽出擬删，是以未經繕入。但此等悖妄之書，一無可采，既據覆校官簽出擬删，該總纂、總校等即應詳加查閲，奏明銷毁，何以僅從删節，仍留其底本？其承辦續三分書之侍講恭泰、編修吴裕德，雖係提調兼司總校，但率任書手誤寫，均難辭咎”。於是，乾隆帝下令，將所有辦《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及總纂紀昀、孫士毅、陸錫熊、總校陸費墀等官員俱著交部分别嚴加議處。尤其對專司校書的監生朱文鼎，處罰最爲嚴重：“至議叙舉人之監生朱文鼎，係專司校對之人，豈竟無目者？乃並未校出，其咎更重。朱文鼎本因校書特賜舉人，著即斥革，以示懲儆。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内，俱著掣出銷毁。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删。”
同年五月，乾隆帝在熱河閲覽文津閣《四庫全書》時，發現“其中訛謬甚多”，故派遣隨從熱河的阿哥及軍機大臣並部院隨出的阮葵生等“再行詳加校閲改正”。由此，又考慮到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其訛舛處所，亦皆不一而足”。此次復檢工作，乾隆帝派科甲出身的尚書、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屬等官分司校閲，並規定了分校各員的職責：“其尚書、侍郎管理事務繁多者，每日每人著各看書一匣。六阿哥、八阿哥及事簡之堂官，各看書二匣。京堂翰、詹科道、部屬等官每人每日各看書二匣。再，六部司員中，並著該堂官，每司各派出一人，每日各看書二匣。總計大小各員。不下二百餘人，每人每日二匣，計算不過兩月，兩閣書籍即可校閲完竣。其文淵閣書籍，著在文華殿、内閣等處閲看。文源閣書籍，著在圓明園朝房閲看。内中天文推算等書，交欽天監堂司各官專看；樂律等書，交樂部專看；醫藥等書，交太醫院官員專看。”並派六阿哥、阿桂專司收發文淵閣書事宜；派伊齡阿、巴寧阿專司收發文源閣書事宜。可見，乾隆帝對校書工作十分重視。爲此，對原謄録、校録人員的失職也作出了懲罰規定：“除校出一二錯字，即隨時挖改，毋庸零星進呈。如有語句違礙、錯亂簡編，及誤寫廟諱，並繕寫荒謬，錯亂過多，應行换五頁以上者，再隨報進呈。仍查明原辦總纂、總校、提調、校對各員，分别治罪。並將業經議叙已登仕版之該謄録，亦予斥革。俾甄叙不得濫邀，而藏書益臻完善。”
國子監在乾隆朝出現了人才濟濟的局面，從而爲《四庫全書》館中的謄録、校録等基層人才的選聘提供了必要條件。早在《四庫全書》開館之前，從國子監肄業生選任謄録、校録就已有先例，並形成了較爲完善的制度。四庫開館後，由於修書任務艱巨，從國子監選任謄録、校録的同時，還會從例年鄉試落卷内增選。從選聘方式上看，經歷了保舉、揀選、考選等多種方式，選聘的標準也日益嚴苛。顯然，這對於《四庫全書》纂修的順利進行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歷經十餘年才完竣的修書過程中，謄録、校録的實際工作效率並不能盡如人意。錯字、衍字、脱漏等現象，影響到了《四庫全書》的總體品質。由這些細微的文獻問題進而引發了諸多政治問題，從而爲我們考察古代修書與政治的權力互動關係，提供了一個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