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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以“重拙大”说最为驰名，关于“重拙大”说的渊源，其《餐樱词自序》有云：
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斠雠，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塘亟奖藉之，而其它无责焉。
己丑乃1889年，此序作于乙卯年（1915），是况周颐在受教“重拙大”之说二十六年后的追忆之言。按此自述，况周颐词学的大本大原固得益于同王鹏运在京师中书任上相共晨夕的一段时光。大概因为况周颐入京前所作词多流于侧艳，王鹏运遂以“体格”相规诫，而“重拙大”云云，乃是在“体格”之下的审美规范。王鹏运在传授“重拙大”词学观念的同时，也让况周颐通过校勘宋元人词，玩味名家名作，感悟词在体格上的“重拙大”意蕴。显然，王鹏运并非一时兴起，略作规诫，而是希望能在词学方向上对况周颐形成主导性影响。
从此序可知，况周颐是先有对王鹏运相关学说的接受，继而持此对前人作品进行玩味体认，然后尝试由此转变自己的词风，最后才依据王鹏运的规诫并结合自己的体悟，逐渐提炼为自成体系的“重拙大”说。而追溯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前后居然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大概也是况周颐在早期《香海棠馆词话》及此后《餐樱庑词话》中虽然提出了“重拙大”说，但因为从接受规诫到直观体认再到理论提炼，其间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理论慧心与魄力，可能还面临着与原奉词学观念的矛盾等，故在这一过程尚未完全结束之时，也只能言之恍惚的原因所在。只是到了晚年，况周颐才将其三十多年来对“重拙大”词风的追随化为比较明晰的理论感悟，并通过《蕙风词话》一书大体确定下来。
以上这一漫长的发展过程，学界在相关分析时尚未予以注意
，实际上这一异乎寻常的缓慢过程本身便能说明很多问题。试验诸况周颐发表诸种词话的先后、对“重拙大”说的阐释程度及其在词话中结构地位的变化，自可略见端倪。况周颐的第一部词话《香海棠馆词话》在《大陆报》第二年（1904）第六、七、八、九号连载发表，列入“文苑”栏目末，题“附录况夔笙先生香海棠馆词话”（其中第七期，无“香海棠馆”四字），在全部三十六则词话中，关于“重拙大”的条目主要集中在第七号开头前三则，即词话总第八、九、十共三则（原词话未标序），第八则提出了作词“三要”，认为此是南宋人不可及处，第九则简释了“重”字，第十则引述了王鹏运关于宋人与清初词人“拙”的问题。其他三十三则的内容则散论作词、改词、读词以及若干词坛故事，与“重拙大”说无涉，其写作模式大体类似早期诗话，以资闲谈、随意而论的痕迹颇为明显，显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核心。1908年，况周颐将《香海棠馆词话》易名《玉梅词话》刊发《国粹学报》时
，依然任其散漫梓行，仅增补了一则“学填词，先学读词”
一则，而无关“重拙大”说内涵的补充或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对自己的著述不断进行补充或纠正，乃是况周颐的基本理念和常规做法。就在《香海棠馆词话》发表的第二年，即1905年，况周颐另撰《蕙风簃随笔》，其中特别提到《香海棠馆词话》《薇省词钞》关于顾贞观与纳兰性德关系的考订有缺失，特地补录了汤曾辂《炙砚琐谈》一段
。又云：
曩余撰词话，辨朱淑真《生查子》之诬，多据集中诗比勘事实。沈匏庐先生《瑟榭丛谈》云……其论亦据本诗，足补余所未备，亟记之。
此在在可见况周颐对其词学的精谨求善之心。但“重拙大”说似乎一直是一个例外。虽然早在1889年王鹏运即将“重拙大”说言传身教于况周颐，在此后近20年中，况周颐或许在创作上多有贯彻“重拙大”之旨，但在理论上，其实不遑细致探绎其内涵，更未曾以其为核心而建构体系、纵论词史。质言之，“重拙大”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况周颐词学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并不显赫的一个部分而已。
这种对“重拙大”词说淡然处之的状况似乎一直维持到1920年前后。1920年，况周颐的《餐樱庑词话》在《小说月报》分期连载
。《餐樱庑词话》本质上是一部以评述词人词史为核心的词话，虽然有关填词创作的素养、技巧、鉴赏也杂乎其中，但毕竟散置各处。如第1则论词境之深静，从第2则开始便是论周邦彦、谢希深词，以下并纵论历代词人。与“重拙大”直接相关的条目主要有三则：第22则以引述《香海棠馆词话》的方式揭出“重拙大”说，并以梦窗词为例说明沉著以厚为底蕴，而以致密为外象；第74则论凝重与神韵的关系；第115则论词学程序，并以“纯任自然，不假锤炼”释“沉著”
。在全部254则词话中，较为集中地论及“重拙大”说的只有3则，而且在结构上彼此相隔甚远，显然尚缺乏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其所论也主要集中在“重”之一字而已。相比较《香海棠馆词话》的寥寥36则，《餐樱庑词话》的增幅堪称极大，但关于“重拙大”的内涵分析则基本维持原状，况周颐对“重拙大”说的长期淡化甚至有意淡化隐然可见。
“重拙大”说的真正成熟并由此成为况周颐词学的基石和核心，是一直到1924年，况周颐整合排比诸种词话（含若干新写条目）、笔记
而成《蕙风词话》之时。《蕙风词话》乃是融合调整了《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等不同时期著述而成，带有组合“杂纂”的性质，其中《餐樱庑词话》则是其蓝本所在
。则从况周颐自身的角度来说，《蕙风词话》成，其他词话或大体可废。与此前诸种词话的杂乱结构不同，况周颐斟酌定稿的《蕙风词话》不再将词史梳理评点与词学思想随意组合，而是在五卷之中，用第一卷来系统阐释理论，以立批评之基。第二卷评骘从《花间集》到《覆瓿词》，涵盖唐宋词史。第三卷评析金元词，第四卷杂评宋金词史，第五卷评说明清及域外词。有意味的是，在这五卷中，虽然从第二到第五卷大体按照时序评述词人词作，但中间的第四卷仍显得杂乱，而第五卷虽主要析论明清词，最后十则却是专谈词论的条目。则从体制上而言，《蕙风词话》虽经况周颐整合成稿，可见其建构体系之用心，但其体系性至少从结构上来说仍欠谨严周密
。
具体到“重拙大”说，《蕙风词话》则无疑开始彰显其特殊地位。首先，从结构上说，卷一第一、二则讨论诗余问题，这是切合词话之“词”字，乃是正名为先的意思。接着便是连续三则有关“重拙大”的条目，而此三则论词条目其实是从《香海棠馆词话》中移植过来，除了第三则在述“作词三要”后，将《香海棠馆词话》原文“南宋人不可及处”改为“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其余文字悉依旧文
。将《香海棠馆词话》《餐樱庑词话》与《蕙风词话》三本对勘，可见，在《香海棠馆词话》中首度述及的三则直接有关“重拙大”的词话，在《餐樱庑词话》中被压缩为一则
，而在《蕙风词话》中再次以连续三则的面目彰显出来。虽然卷一所述词论非“重拙大”三字可限，但其既位次词体正名之后，则其在诸说中的主体地位仍然可见。其次，从内涵的解说上，况周颐的解说虽然仍不免分散，如被《餐樱庑词话》压缩的一则关于“重拙大”的论述中有关吴文英词“沉著”的部分文字，在《蕙风词话》则将其调整到卷二论吴文英部分
。但综览《蕙风词话》，况周颐实际上在引出相关范畴并简单陈述其内涵后，主要通过作品的点评将其内涵分散地抉发出来。也许从理论形态上来说，这种以零星的评论散点表述理论内涵，在体系的结构呈现上不免显得不足。但通过细心的搜罗爬梳和对勘，仍可见其大体自足的理论体系。
梳理自《香海棠馆词话》到《蕙风词话》中关于“重拙大”说内涵和地位的演变轨迹，可见自《香海棠馆词话》最早提出概念并略作解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况周颐其实并没有全力构建这一理论体系。如1910年，况周颐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香东漫笔》
中即有不少论词的条目，其中论词心词境、读词之法等，也大都被收入1920年发表的《餐樱庑词话》和1924年刊行的《蕙风词话》，但这些先行撰成的词话条目中，恰恰没有关于“重拙大”说集中而深入的阐释。而且，当1924年汇辑《蕙风词话》时，其实也有不少是况周颐在此前不久补写的。此其弟子并刊刻者赵尊岳言之甚明：“先生旧有词话未分卷，比岁鬻文少暇，风雨篝灯，辄草数则见视，合以旧作，自厘订为五卷。”
而此新草数则仍无关于“重拙大”更具深度和规模的解说，此真足有深思者在焉。况周颐的谨慎下笔，很可能与其陷于理论困境而难以自拔有关。
但《蕙风词话》并非是况周颐一生词学的终点。1927年1月1日、2月1日、2月16日，《联益之友》曾分三期（35、37、38）刊出题署“况蕙风遗作”的《词话》一种，此《词话》的主要内容在六年后以《词学讲义》为名（题署“临桂况周颐蕙风遗著”）在《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再度刊出。《联益之友》刊出《词话》的背景不详，《词学季刊》所刊《词学讲义》后，则附有龙沐勋跋文一则，提及此乃“叔雍兄出以示予”
者，可知其为弟子赵尊岳从况周颐遗稿中择出者。此两次刊出的内容虽有差异，但源出一本则可知也
。据与况氏婿陈巨来过从甚密的步章五所云，《词学讲义》乃况周颐绝笔之作，以数日夜之力而成，文成而病，病五日而殁
。则《词学讲义》或为其本名，盖《联益之友》按其体例，既不欲以“讲义”名刊出，又要与《蕙风词话》形成区别，故径以“词话”为名。值得注意的是，此两次刊出不仅仅是顺序有所不同
，而是在顺序、文字增删、正文与附则、篇幅上均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篇幅，《词学季刊》其实只刊出了《联益之友》所载《词话》三期中的前二期，第三期（《联益之友》第38期）的内容被整体阙载。阙载的原因尚难具体考索，据云“先生殁前，若早自知，检点旧作，分年作束”
，盖有以著述为庭训之意。既有如此细致的检点工作，况周颐已成各种著述的完整性想来应该是可以信任的。《词学讲义》因成篇较晚，也许不在这种“分年作束”的范围之内，但既先以“词话”为名完整刊发于《联益之友》，则《词学季刊》再刊时有所阙载就显得难以理解了。《词学季刊》本《词学讲义》正文十则，其中第二、第八、第十则后各附一则，正附合共十三则，末有附录二则，分“词学初步必需之书”“词学进步，渐近成就，应备各书”，每类之下各列书目及附属书目若干种
。而《联益之友》本在刊出时，并无后来《词学季刊》本在第二则之后的附则，季刊本的第四、第五则也合为一则
。此书既是况周颐去世前5日才完成，当然可视为况周颐词学的终极意义所在。
在《词学讲义》寥寥13则纲要式的文字中，况周颐虽然仍没有对“重拙大”说进行更有力度的开掘，但将“重拙大”说置于开篇的位置，而将原本在《蕙风词话》位居第一、二则关于诗余的话题退居为次
。这一进一退，显然承载了况周颐更为重要的词学思想，至少在结构上彰显了其特殊地位。除了以“重拙大”冠冕此书，内中多则也呼应此说，如第五则称赞清初所辑《百名家词》“多沉著浓厚之作，近于正始元音”，第六则评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气体尚近沉著”，第九则论词曲意境差别，再次提出词贵“重拙大”，则几以“重拙大”笼罩全书
。所以若从结构上论“重拙大”说在况周颐词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允推《词学讲义》一书。只有在《词学讲义》中，“重拙大”说才有了如“境界”说在《人间词话》中的地位。则回顾况周颐自1889年从王鹏运处受教“重拙大”说，到1926年《词学讲义》确立“重拙大”说的核心地位，其间变迁真有可足思者。大体经历了自警、创作风气转变、词话中引入“重拙大”范畴、强化“重拙大”说之理论地位、确立“重拙大”说至尊地位五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前后居然跨过了37年的时间，一种理论的演变历程真令人三复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