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况周颐“重拙大”说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明流与暗流

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曾被朱祖谋评为“八百年来无此作” ，“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 。作为况周颐最重要的词学范畴，“重拙大”说也因此广受时誉，备享尊荣。当陈廷焯因为早逝，致其“沉郁顿挫”词说的影响尚未形成恢弘的格局，而王国维的“境界”说又因其边缘身份而基本上处于被尘封状态之时，况周颐的词学则因其源流独具而蔚为正宗，并藉诸朱祖谋的奖掖而驰誉南北。而今回看晚清民国词学，所谓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已不复存在，朱祖谋的评价也再无一言九鼎之力。而从词学谱系而言，朱祖谋与况周颐乃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的词学又同出端木埰、王鹏运之门，则这种同门师友间的极力赞赏具备多少学理性的内涵，自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至少以下问题不可忽视：自况周颐从王鹏运处受教“重拙大”词说到其提炼为自家学说，经历了一个怎样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作为范畴话语的“重拙大”与况周颐的实际批评之间是否有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重拙大”说与“南渡诸贤”有着怎样的离合关系？“重拙大”说究竟能覆盖况周颐词学体系的多少内容？如何看待“重拙大”说与晚清民国词学的深层关联？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可探明作为范畴的“重拙大”的基本思想内核及其内在矛盾，而且可以由此梳理出晚清民国词学的一条重要源流和主流谱系，其意义值得充分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