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这是一部以况周颐为核心对晚清民国词学进行重新考量的著作。

况周颐（1859—1926），广西桂林人。他从十三四岁开始学填词，一直到六十八岁去世，一生浸染词学五十余年。况周颐并非学术史上的冷门人物，晚清民国词学研究近年也不断升温，相关成果丰硕可观，要在况周颐的词学本体与晚清民国词学之间进行深度而有关联性的研究并非易事。一个学术人物或学术领域渐成热门，固然可以藉此推进相关学术史的进程，但也往往在看似繁盛的学术史中夹杂着认知上的群体性甚至是主体性的偏颇。故学术除了需要大力精进，亦需要时时回顾与反思，只有经过冷静与理性的学术沉淀与过滤，才能发现以往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和偏差，并进而调整方向，走出误区，开拓出真正契合实际、深具内涵和张力的研究领域。我关注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有年，细读相关文本亦有年，再检读诸种学术史论著，心情便很不平静，兼之读书亦时有悟得，所以发愿写一本褪去“繁华”、自悬高格、直接经典的著作。故本书或志在开辟新域，耕耘其中；或颠覆旧说，别张新论；或以新材料推进学术史，或以新视野重审旧材料。要以创新发明为务，力避敷衍陈说之文。此种种愿想，虽未必能皆至，但心实向往之。

词盛于宋，而词学盛于清。清代词学又可大致分为清代前中期与晚清民国两个时期。清代前中期词学大体借助于地域性流派与选本的更替而呈现出词学思想的种种分野，可视为传统词学之高峰；晚清民国词学则以合流为趋势，同时呈现出新词学的若干因素。这种分期当然只是大概而言的。词学虽然有着新旧之变，但其中蕴含着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逐渐形成以“范畴”为中心的词学理论体系。举其荦荦大端，如陈廷焯之“沉郁顿挫”说、王国维之“境界”说以及况周颐之“重拙大”说等，或覆盖全部批评，如《白雨斋词话》《人间词话》，或成为一书之标帜，如《蕙风词话》。这既是旧词学闪亮的煞尾，也是新词学响亮的先声。

因为与旧词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晚清民国词学如静水深流，底蕴丰厚而耐人寻味；又因为启蒙着新词学的产生，格局初张，如曦光穿林而令人动容。曾经作为“以资闲谈”的词话借着时代的契机而转开理论新境，不再是散漫的本事罗列、零碎的批评汇合和简单的感悟集成，而是大致以一种新范畴来统辖批评，即便是旧范畴，也能在激活新内涵的基础上笼罩群言。这完全是新的气象、新的格局。但从新词学的开端来说，也存在着范畴解释的不清晰甚至矛盾之处，以及有的理论范畴无法笼罩全体的情形，而在这方面，况周颐词学要表现得更为明显。

这种新旧杂陈、迷离其间的状况，一方面与词学家的词话表述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与学术界多有浅尝辄止的风气有关。我此前曾花了十年时间研究王国维的词学与学缘，我惊讶地发现，学术史对《国粹学报》本《人间词话》付出了太多未必有很大意义的热情，而对作为词学底蕴的手稿本《人间词话》以及作为终极意义的《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不屑一顾或难得一顾。这种裁去最重要的两翼而截取中间的做法本身就欠缺充分的学理，并直接导致过分放大其阶段性词学，而漠然无视甚至浑然忘却追踪其词学发展原始本末的认知特点。

这样的学术史不仅令人尴尬，更令人不安。而今，我在况周颐词学的学术史中再次见到这一令人困窘的情形，不免增我唏嘘。因为况周颐词学同样存在着面上光华与内在本质之间的差距甚至矛盾，是执着于面上的光华驰骋其论，还是拂去光华潜入内质仔细玩味？这不仅是一个可供学人斟酌其间的路径选择，更是对学术价值和宗旨的一种选择。余虽不敏，但还是选择后者，数年间键户读书，踽踽独行，用志不分，朝斯夕斯，皆在于此。

长期以来，言况周颐词学者必曰《蕙风词话》，但实际上近年影印出版的《历代词人考略》更见其词学宗旨。即便就《蕙风词话》而言，学术史过半的精力在解析其“重拙大”之说，连带而及其“词心词境”说等。实际上不遑说《历代词人考略》中包含着极为丰富新颖的词学思想，即便在《蕙风词话》中，也有着不少与“重拙大”显然隔膜之论的存在。对“重拙大”的解说为何历来歧义纷出？此实值得深思。如果再进而言之，“重拙大”说果然能覆盖整部或主体《蕙风词话》吗？如果不能，那况周颐词学的主流和根底究竟何在？等等。正是这些问题不断诱惑着我去读书去思考去探索，并不断形诸文字，积年所得，居然已超过四十万字，因稍加条贯，并加统系，厘订成书。

全书凡十四章，前八章为对况周颐或与之直接相关理论范畴的重新审视。其中论“诗余”“哀感顽艳”“潜气内转”三章，乃综析范畴缘起及演变，并涉及整部词学史及诸多人物，未可以况周颐一人之论限之。但况周颐或启我研究之思，或在相关范畴源流中有特别之论，实振起此一范畴之功臣，故并入此书，以见况氏学术卓荦之姿。约而言之，第一章的宗旨是揭示“重拙大”说与况周颐整个词学的疏离状态，并非其持以裁断词史的主要依据。第二章拈出“松秀”二字，此虽为其词学暗流，却悄然接续着词体的本色观念。第三章从“词学批评学”的理论建构角度彰显况氏词学兼具总结与新变的特殊意义。第四章在梳理“诗余”说内涵与层次的基础上，彰显况周颐词为诗之“赢余”说对此的特殊发明。第五章从词的情感内质对“哀感顽艳”说追源溯流，揭示况周颐值得关注的理论贡献。况周颐将传统“哀感顽艳”之说与“重拙大”说绾合而论，确实别开新境。第六章由况周颐提出“词与骈文相通”一说引发，在追踪源流的基础上，全面考量词体与“潜气内转”之关系。第七章分析况周颐所论词体与其他文体之间的离合关系，重点在以元曲排演词事以及“小说可通于词”说，尤其关于词体与小说关系之论，可见晚清民国时期中西文体交融之端倪。第八章将学术史上素持以为对立两家之王国维词学与况周颐词学进行比较分析，拂去其因时因人而起之理论表象，揭示他们在“清疏沉著”这一关于词之基本特性上的合流迹象，而持以为论说况周颐词学之基的则是他代刘承干撰的《历代词人考略》一书。此八章，可视为况周颐词学之理论本体。笔者在对晚清民国词学整体观照的基础上，细致审绎材料，或辨明旧说，或另创新说，努力贡献自己的新看法。

第九、第十章都是关于况周颐的修择理论与实践。“修择”这一话题素受冷落，但其实修择实践伴随着词史始终，词学史也屡有论及，晚清民国则更为普遍。因为有《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一书的存在，遂启迪我梳理词之修择观的形成轨迹，并对照况周颐的批点情况，由此对晚清民国私相传授填词之风以及由此形成的“学词”内涵有了更切实的了解。

第十一章以况周颐的听歌之词为研究对象，以见况周颐填词业绩及时代思潮之一斑，并可与其词学理论形成直接的对应。况周颐一生作词甚多，而其听歌之词则脱去依傍，纯由性灵流出，故值得特别关注。

第十二、十三两章是对况周颐两种新文献的新考订。特别是关于《历代词人考略》一书，一直以来关于作者、修订者、续撰者、撰写及流传过程，存在许多模糊与错误的说法，此前所见诸文，多与事实有间。笔者亲赴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查访第一手材料，以充足的文献还原其基本过程，本章所展现的事实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了。而刊于《联益之友》的《词话》虽也曾被人“发现”，但其实一直未能进入研究视野。实际上，作为况周颐生前最后一种著述，其中透露了许多应予注意的理论信息。

第十四章以《初日楼稿》为中心，揭示以况周颐、王国维等为代表的沪上词人群体对罗庄词的集体认同。况周颐初读《初日楼稿》，即甚为欣赏，并主动要求纳罗庄为弟子。这份事实上的师生之谊，虽因客观原因终究未成“名分”，而在况周颐身后，罗庄为况周颐删订《历代词人考略》一书，也多少延续了曾经的这一段情分。这是考察况周颐词学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也可视为况周颐词学的后续因缘之一。

以上十四章，关乎况周颐之词学本体理论、修择观及批点实践、创作业绩、文献考量、生态考察及其影响之下的词学因缘，构成我对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的体系性认知。在这一体系之中，况周颐不仅独特而卓荦，也深刻关合并影响着晚清民国词学发展始终和基本格局。

以下分述各章成因及要旨。

晚清民国词学每多新范畴之提出，“重拙大”即为其著者。“重拙大”说酝酿于周济等人，端木埰初显成说端倪，王鹏运集为一说，而况周颐始畅其旨。况周颐从接闻“重拙大”说到确立其形式上在自身词学中的核心地位，经历了三十余年曲折的过程，可见其郑重之意。重、拙、大三者虽各有侧重各具内涵，但彼此渗透互有关联，形成独特的结构谱系，以厚穆为之本，追求“万不得已”之词心及“烟水迷离”之词境，其与“南渡诸贤”的关系实在离合之间。况周颐天赋清才，其心志更契合五代北宋，故由其词学批评实践可见其强调“重拙大”与南宋词人关系时的矛盾心态。况周颐更主张兼师众长，平衡两宋，而自立眼界。晚清与宋末相似的“末世”情怀与审美特点是“重拙大”说提出的现实背景，故“重拙大”说以梦窗词为契入点，乃遥接周济由梦窗而臻清真浑化之论，而近契晚清风行南北的梦窗词风，但在况周颐的词学谱系中，实又与此时有悖离。梳理“重拙大”词说的发展流变，也可因此彰显出晚清民国词学的一条重要源流和主流谱系，其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以新范畴为中心评骘高下、裁断词史，是晚清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突出现象。然主说之下，亦多副说，虽或因无关风会而隐而不彰，而实多触及本原之论。“松秀”词说即为其中之一。“松秀”以自然为底蕴，侧重笔法张弛有度，强调传达清劲之气，主要体现在字面音节和结构脉络中。“松秀”说承以“宽”论词而来，同时关合着“风度”说，赵尊岳在这一维度下对其作了重要推进。况周颐博学多艺，他的词学与印学、书学、画学都有着异事同揆的关系，但况周颐善继善述，对从他艺中移植过来的松秀说，赋予了新的词学内涵。况周颐在大力彰显“重拙大”说之余，不废“松秀”之说，亦缘“松秀”乃涉词体本色之论。从况周颐的“松秀”说，可见古代范畴生成变化轨迹之一斑。此是笔者反复研读况氏著作而偶然悟得者，相信也是触及其词学根本的一种悟得。

所谓“词学批评学”是指在词学学科之中以现代著述方式，并以自创理论对词史发生发展进行历史性的源流梳理，总结词史发展的规律之学。词学批评学的核心就是努力建构一种词学观念与词史发展的融通之学。在现代形态的词史著述如刘毓盘、吴梅、胡云翼等所著之前，词学批评学经历了以沈雄、张宗、冯金伯、江顺诒等为代表的萌芽期，其荟萃诸说以成自家体系的做法，昭示了其建构词学体系意识的萌生，但因为尚缺乏明晰的批评观念，故其词史钩勒也相当浑沌。而陈廷焯、王国维、况周颐则堪称词学批评学发生期的代表，他们所持的理论形态不同，对词史发展的看法也各自有异，但以自己的独特理论来评骘词史并钩勒词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则是他们共同的学术路径。这也是词学批评学最有光彩的时期。而稍后随着科学形态的词史著述纷纷问世，词学家的理论锋芒和批评个性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这也许是词学史研究中值得深刻反思的重要问题。

以“诗余”别称词体，盖始于南宋乾道年间，孝宗乾道二年（1166）王木叔即已序毛幵《樵隐诗余》了。此后代有沿用者，理解亦纷出，而尊诗卑词殆为主流。况周颐以填词、论词为毕生之要务，尊词观念尤为特出。1924年，况周颐整合此前诸种词话而成《蕙风词话》，带有词学集成性质，而开篇第一则便将崇尚词体而反对传统解说“诗余”之意抛出，可见其整部词话立论之基。其语云：

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以还，大雅鸿达，笃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

将词人定位为“智者”，将词体定位为“自有元音”，将词体之地位定位为“独造之诣”，并非依靠其他文体来增色，因此而否定了传统的“诗余”之说。但况周颐不接受前人对“诗余”的种种界定，却并不否定作为词体概念的“诗余”二字，而是通过另作解释，擢拔“诗余”说的丰富内涵。他说：“诗余之‘余’，作赢余之‘余’解。”又说：“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故曰‘诗余’。” 这一解释，就“余”之一字而言，自有其合理性。而况周颐从情、文、节奏三个方面来言说“诗余”之特质，也有与词体本色契若针芥之感，因感词人之心果然有不同凡俗之处，显然有力拓展了传统“诗余”说的理论内涵。因此之感，遂发愿梳理“诗余”说形成之背景及发展之轨迹，彰显况周颐在“诗余”说中的特殊地位。

《蕙风词话》曾有一则专论“哀感顽艳”之义，主要解释其中“顽”字：“拙不可及，融重与大于拙之中，郁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几乎。”并以“赤子之笑啼然”拟之。这一则文字直接促成本书第四章之完成。况周颐虽有新解，但其内涵实亦渊源有自。三国繁钦在《与魏文帝笺》中提出了“哀感顽艳”的概念，但其语境侧重在悲音及其艺术穿透力方面，也与魏晋文学偏尚哀艳之风形成理论上的呼应。中晚唐时期的哀怨而幽约的诗风也同样催生了词体的最终形成，并使悲音悲情成为词体的基本情感内质。清代词学中的“哀感顽艳”之说至况周颐而集其大成，况周颐将其与“重拙大”说紧密结合，将悲情往深广博大方向发展，并以此作为词体的基本体性。作为音乐文学的词体，其情感内质与表现技艺都体现出与音乐的沟通。一种理论，即便其流传过程非常漫长，也需要偶得大力者为之特别点出，方能隆重出场，光耀四方。“哀感顽艳”之说，正可为此语下一注脚。

况周颐《蕙风词话》极具理论机锋，有时不经意中点明一二，实是一篇上佳之话题。如他曾说：“作词须知‘暗’字诀。”“骈体文亦有暗转法，稍可通于词。” 本书第五章最初之一念即起于此节文字。再读况周颐释“重拙大”之“重”，感觉就是具体阐释什么叫“大气真力，斡运其间”。况周颐认为“重”可以梦窗词为典范，不在字句表面，而在整体之气格。所谓“气格”其实就是以“气”成“格”，所以看况周颐形容吴梦窗词是如何完成从气到格再到“气格”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简言之就是“潜气内转”四字。他把“重”解释为“沉著”，说“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 。所谓与骈文相通之“暗转法”，其实等乎“潜气内转”之法。两者关系，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已然有完整之表述。清代学者开始将“潜气内转”这一概念用于评论书法、诗歌等，而在光绪年间，不少学者以“潜气内转”为基本方法和特征沟通骈文与词两种文体，其中在词学批评中的影响为最大，并一直持续到民国年间。“潜气内转”主要体现在长调中，讲究笔法内转深潜，并在结构上体现出浑化的特征。“潜气内转”的结构段落与静字有关，钩勒技法起了重要作用。“潜气内转”往往潜伏在丽密字面与四言句式之下，其宗旨在于通过内转形成力量，表达厚重的情感，部分地承传了六朝骈文的若干审美特点。晚清梦窗、清真词风盛行，“潜气内转”为晚清词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并为词体特性及词史发展的价值重估奠定了基石。

“尊体”与“破体”不仅是词史上的两种基本现象，也是词学史上备受关注的话题。词体形成于唐代，最初受到诗歌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又借鉴了骈散文、文言小说等影响，并影响到此后散曲、杂剧等新文体的产生，客观上形成了词体与古文、诗赋、小说等错综复杂的文体关系。况周颐在评骘词史、建构词学时，十分注重比较评析词体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从词具理脉的角度，提出“词亦文之一体”之说；对词曲异同以及金元剧曲排演词事做了细致的钩勒分析；从词的叙事特性，揭示了因本事而成新词、用词体演绎小说的基本事实，更以《天方夜谭》中《龙穴合窆记》一篇为例，通过对异邦文体深于情及言情方式的分析，来勘察词体与小说两种文体的关系，提出了“小说可通于词”的重要论断。

如果将时光倒流到1908年，王国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人间词话》，其对当时词流的批评情见乎词，甚至不无声色俱厉之处。虽然当时影响寥寥，但作为同在一刊经常发表词话及其他著述的况周颐来说，必然是会读到的，想来他读后的感觉应该是滋味杂陈。因为即便况周颐再钝感——其实况周颐不仅不钝感，而且敏锐过人，他也能察觉到王国维词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当代词坛的碾压之势。两人词学的分歧也因此被学界长期关注甚至津津乐道。但不遑说各自词学观念会有发展变化，其中更有现象与本质之论的区别在。王国维词学无所依傍，直接本原，若刊落境界等诸新范畴，则以其清疏爽俊、生动直观而自如回归传统诗学语境之中。况周颐因其源流独具，故其《蕙风词话》以“重拙大”弘扬师说，但实有违其天赋本心。在其代刘承干所撰的《历代词人考略》一书中，则完全摈弃“重拙大”说，而另立“清疏沉著”之说，从师法南宋转为兼推北宋风格，从而与王国维之说自然合流。王、况二人沪上相识后，王国维对况周颐其人其词颇为赏识，况周颐对王国维之词学也有积极回应。他们的词学相通在以“清疏”为核心的北宋风格，其实是重新回到词体的本原。晚清民国的词学虽然因为时代原因而外象纷扰，但词体本色在有力者正本清源之时自然会活泼而强力地呈现出来。1916年之后的王国维与况周颐，已从曾经的词学陌路而变为理论上的惺惺相惜，他们在沪上不仅有着同事之谊，抑且多有闲坐烹茶的怡然时光。时光不仅会消耗激情与率性，也同样会耗去蒙昧与尘埃，并沉淀为智者的清澈与纯净。这样的时光，无论怎么说，都是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的。

关于词的创作，况周颐基本上持两种观念：一种是天纵词才，忽然而成，瞬间便成经典。他提到的“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以及“洎吾词成，则于顷者之一念若相属若不相属也”的特点，如书家“无垂不缩，无往不复”，想来是一笔而成，不可移易了。如此词作当然可遇不可求，但其实在《蕙风词话》中，况周颐还是谈了不少改词的观念和方法，这显然不属于上述创作情形了。而且从创作的一般情形来看，改词应该是更为常态的一种创作方法。检诸词史，词之修择实践几乎与词史发展同步。修择是为了减少初稿存在的问题，提升词作的质量。宋人即多以律改词、以意改词之例，形式上也有自改与他改之别。宋末张炎从理论上强调了修择在填词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清末改词几成风尚，况周颐等人则在修择观念和方法上丰富和完善了词之修择观，在正律、改字、改句、改句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换意和提升词境、格调等问题作了颇为全面的阐述。作为词体创作论之一部分，词之修择观与文学经典的形成息息相关，兼具理论和实践价值。况周颐在这一理论源流中当然不会缺席，而且几成修择理论之结穴。

与其他理论和观念不同，关于修择的理论叙说再完整，也不如直接的批点来得更容易让人受益。这是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原因所在。既然词学本身就包含了学词，修订与批点的重要性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自我修订与请人修订，方式不同，也会带来修订方向的差异。清末民初，词风日炽，而向名家学习、请教也积成风气，批改词作需要遵循怎样的理论方向？这些都催生了相关理论的成熟和实践的常态化。而况周颐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典型。即便名声在况周颐之上的朱祖谋，也常请况周颐为其词进行修订。况周颐弟子陈蒙庵曾回忆，朱祖谋填完一首词，经常到况周颐府上说“你看怎样？你替我改”，而况周颐一边推敲，一边吟哦。陈蒙庵亲见其形，故他的追忆是值得信任的。今存朱祖谋致况周颐信，也同样可以印证陈蒙庵的说法。朱祖谋在信中说：

大词愈改愈妙，公真善于改者也，佩极，佩极！惟“天涯”二字与前“天外”字面犯，与“万里”意亦犯，似仍须一改。鄙意以用半虚字为宜，如“阑珊”，或“飘零”等字，唯酌之，余则无可吹求矣。拙词一册，求严择数十阕，改削固最妙，否则亦须批抹，俾弟自改，叩祷之至。

“公真善于改者也”，看来况周颐改词的能力也确实让朱祖谋佩服的，当然他们之间还会就具体的字词继续商榷其间，请改、合改、自改构成了彼时填词界的一种基本现象。而朱祖谋的一册词，除了要况周颐代为甄选，也同样提出了“改削”的要求，即便不直接改动，也希望况周颐能将修改意见批点在词集上，以便自己参考修订。一代词宗谦抑如此，也足令人感动。

如果说这些书信或追忆只是大体言说一种改词现象的话，今存况周颐批点陈蒙庵癸亥、甲子年填词月课，就是一种改词实践的系统展示，且因为这类文献相当稀见，其价值之珍贵自是不言而喻。这批月课批点颇为详尽，也相当充分地贯穿了其改词理论和方法。况周颐不仅具体纠正韵律、字句的不足之处，而且有时另作一词以为模范。况周颐并在修择之余以批点、命题等方式引导陈蒙庵词学思想的发展。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20年代，况周颐对陈蒙庵填词月课的批点不仅是以个人方式努力延续旧文体的生命，也是当时旧文化阵营共同心愿的反映。况周颐也因此可以被视为词学上的文化托命之人。

作为“晚清四大家”之一，况周颐虽然在词学理论上建树甚丰，但其作为一个词人的形象其实更为伟岸。今存况周颐词集多种，研究的空间因此而巨大。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后，梅兰芳从京城数度莅沪演出，引起轰动，沪上艺文名流多与之结交，且频频雅聚，文采风流，一时称盛。况周颐乃是其中最活跃、作词最多的一位。况周颐早年寓居京城，与梅兰芳父亲过往甚密，1913年后，梅兰芳数度来沪演出，尤其是1920年，以梅兰芳为中心的香南雅集，不仅绘图以记其事，沪杭各路名家也纷纷题诗题词。况周颐从1916年开始作听歌之词，后合并此后数年之作而成《秀道人修梅清课》，其中除《戚氏》《满路花》之外，以《清平乐》《西江月》《浣溪沙》三组词最具规模。况周颐的听歌之作不仅写梅兰芳的音容之美、演艺之高，也从中寄寓自己深隐的遗民情怀。以况周颐听歌之词作为考察对象，不仅可以勘察其后期词在题材风格上面的新变，也可从一个侧面勘察民国沪上词人的艺文风雅及其遗老群体的共同心志。是则小词不小矣。

况周颐的词学素以《蕙风词话》最具影响，朱祖谋曾高度评价《蕙风词话》“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 。但此或为私见，甚至可能有抬“况”压“王（国维）”之嫌。实际上，况周颐因师事王鹏运等这一客观经历，也一直经受着信奉师说与坚守本心的矛盾。所以一部《蕙风词话》，不仅理论本身充满着矛盾，甚至理论与批评之间也呈现出相当隔膜的状态。当他可以托名的身份一任本心表述词学主张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词学就是另外一种气象了。这就是《历代词人考略》更能代表况周颐词学思想的原因所在。因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等书的援引，《历代词人考略》一书备受关注。入藏南京图书馆《考略》一书的被发现及影印出版，推进了相关研究的进程。由今存刘承干日记以及上海图书馆所藏刘承干与况周颐、朱祖谋等人往返信件，可明了的基本事实是：况周颐因为大体了解刘承干的著述之愿及经济实力，故有代刘承干撰写之意，复请朱祖谋从中斡旋，而终成此事。况周颐稿本撰写于1917年8月至1926年8月间，1930年至1932年间，刘承干委托罗庄删订校勘，而罗振常则为制条例并校补。1933年至1937年间，则由黄公渚在上海、青岛两地续纂明清部分。浙江图书馆藏《宋人词话》乃从《考略》原稿选抄而成，并为周庆云编纂《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奠定文献基础。由《小传》及《宋人词话》可见罗氏父女删订稿特别是“小传”与“按语”部分与况周颐原稿的差异。罗振常词学取法五代北宋，与王国维汇合成流，而与况周颐形成比较突出的矛盾，故今本《考略》乃带有民国词学融合的趋势。《考略》梳理的词人源流、生平小传、词风评价，实际上构成了现代词史和词学史的雏形。

关于况周颐词学的绝笔之作，此前多认为是刊于《词学季刊》创刊号的《词学讲义》。但这应是经过况周颐之子或龙榆生删订后的部分内容。在《词学季刊》刊出前数年，即曾以《词话》为名分三期先刊于《联益之友》杂志。联益本前二期与季刊本大体重合，仅有少量文字、个别条目及正附则关系稍有出入，而联益本第三期的内容则为季刊本整体所缺。《联益之友》广征名稿的策略应是催生况周颐撰述《词学讲义》的主要原因。又因该刊在上海开办，主编与苏州因缘甚深，故联益本第三期以苏州地域词学源流为主，此当是况周颐从其他著述中择录与吴门词学相关者补缀而成。况周颐虽然没有在联益本《词话》中对其词学进行全新的学术建构，但在对《蕙风词话》进行修订简编的基础上，对词源、词体、词史、词艺以及词之寄托和音乐本体等问题，作了不少新的诠释和体系化的考量，整体上是对其此前词学的重要提升，代表了在“况周颐”名义之下词学的终极意义。勘察况周颐词学的明流，此本最具典型。

况周颐曾说：“并世操觚之士，辄询余以倚声初步何者当学，此余无词以对者也。” 可见作为词人的况周颐在当时的声望之大。相比较一般操觚之士向况周颐请教之殷，罗庄是以一卷《初日楼稿》直接吸引了况周颐的注意。况周颐深感其词才不凡，故居然放低身段，主动要收罗庄为词弟子，此在他人或梦寐思服之事，而终究因为罗庄尊人罗振常对况周颐的偏见，硬是阻止了这场可能的词坛雅事。当然况周颐对罗庄别具青眼，也与罗庄背后非常高端的词人群体有关，这是需要特别赘上一笔的。女词人罗庄曾以一编《初日楼稿》赢得时誉。辛亥后，罗庄随父亲东渡日本，故其词中遗民情怀和秋士之感甚重。罗庄虽为女性，但不失情感的力度和气魄，且有叙事之长。因其清诗妙句而绘成之《簟纹帘影图》，先后得章炳麟等人题词而蔚成一时之风雅。罗庄追慕南唐北宋词风，提倡自然流美、绵密坚凝、和雅语工的词学观念，其所作亦神韵得似。罗庄的词与词学深受其父罗振常的影响。罗庄诗词在当时得到王国维、况周颐、朱祖谋等人的交口赞誉。由罗庄之诗词个案，不仅可见传统闺秀诗词之新变，也可略窥民国词坛生态之一斑。

作为一个天才的词人，况周颐灵心善感，词心独具，故其笔下生动展现出清末民初词坛的一抹辉煌的亮色，加上身经这一时期种种政治风云，他的词因此忠实地记录下时代沧桑和内心变化，堪称一部词史。作为一个与晚清词学名家端木埰、王鹏运、朱祖谋等有着种种思想渊源的词学家，况周颐师出多门，故其词学思想也因此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局面。在忠于师说与内心呼唤的矛盾中，其词学也表现出现象与内质不相统一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撇开个人之词学体系与内在逻辑，况周颐词学的这种纷乱不一，正可见晚清民国词学之明流与暗流的错杂局面，明暗之间未必有价值的高低，但确实昭示了时代风向和个人选择之不同。当词学史发展到这一时期，新旧词学的“异质同构”催生着词学发展的方向，况周颐则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以况周颐为核心考察晚清民国词学，固然不能将这一时期的词学网罗无遗，甚至会缺失其中的若干重要层面，但基本格局与大端在焉，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