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王兆鹏

玉平兄是我的四友：校友、道友、挚友、畏友。

我俩都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是为校友。1987年他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时，我进校侍列唐圭璋先生门墙，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彼此虽然没有交集，但同饮随园水，共沐唐门风，都深受南师词学传统的熏陶。他曾回忆说：“本科就读的南京师大，是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任教之地，耳濡目染，感化实多。”而我亲炙唐门，方得窥知词学研究的门庭路径。

我俩都致力于词学研究，志同道合，是为道友。他读本科期间，就对词学产生兴趣；我也是读本科时开始涉猎词学。他的硕士论文是《陈廷焯词学研究》，我的硕士论文为《张元幹年谱》。我俩的博士论文又不约而同地选做词学，我考察宋南渡词人群，他探讨词的创作与鉴赏的对应关系。他重词论，我重词史。此后，我们一直在词学研究道路上共同跋涉。2006年我承乏主持中国词学研究会以来，每两年举办一次词学年会，每次年会我们都会切磋交流。几年后他就成为研究会副会长，共襄词学大业。

我俩可以推心置腹，互吐衷肠，是为挚友。遇有人生快意事，彼此可以抵掌畅谈，毫无保留地分享；偶有失落与不平，则挥拳击案，一吐为快。相互宽解，相互慰勉，相互激励。有时一年见几面，每见如新；有时几年不见，见面情深如旧。情感的维系，不在形式，而在性格的相合、志趣的相投、心灵的相通。

学术道路上，我比他出道稍早，略着先鞭。可近年来他风头强劲，后来居上。是为畏友。他的两部专著连续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接连斩获大奖。其《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先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又荣膺夏承焘词学奖特等奖。我既为他的成就深为钦佩，也倍感压力，须贾余勇奋起直追，才能并驾齐驱，双翔于词路，共舞于交衢。

新年刚过，他电邮来新著《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嘱为序引。作为同道故人，自是欣然应允。将书稿亟读一过，觉有四度：高度、深度、广度、气度。

高度，是指理论高度。况周颐是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他受关注的热度仅次于王国维。有关况氏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他的词学理论，尤其聚焦于词话著作《蕙风词话》。而有关《蕙风词话》的论著，又主要讨论其“重拙大”的内涵和词心、词境说的意义。这主要关乎况周颐词学理论的研究，而非词学的理论研究。所谓“词学理论的研究”，是阐释其词学理论的内涵，评析已有之学说和人们熟知之理论。而“词学的理论研究”，是从况周颐词作实践和词学批评中，抽绎提炼出新的理论范畴，建构出人所未知的理论体系。

而玉平兄此著，正是从人们不经意处甚至难以措手处纵横开拓，左右抽绎，立体地建构出况氏的词学理论体系：“况周颐以别解‘诗余’为尊体基础，建构了以‘哀感顽艳’为情感底蕴，以‘潜气内转’为重要作法，以‘松秀清疏’为词体本色，以‘重拙大’为门面高悬之帜的这样一种理论格局。”这一理论格局的建构，既有观念基础，又有表现方法、结构方式和风格要求、审美标准，具有极强的理论性、体系性和操作性，达到了当下词学研究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

理论的进步，在于提出新范畴、解决新问题。而本书的况周颐研究，致力于开拓新面向，探索新问题，提炼新范畴。书中专力探讨的“赢余”说、“哀感顽艳”说、“潜气内转”说、“松秀”说、修择观等，都是前人没有留意过，更没有研讨过的概念范畴。对这些理论范畴，他不仅梳理其理论来源和语义变迁，更结合创作实际和批评语境，细致寻绎其理论内涵和批评指向。在著者看来，这些概念范畴，不是随意、散漫、孤立的，而是有机、有序的，是整体中的一环，共同融合成况氏的词学理论体系。黄侃曾说：“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量守庐学记续编》）发掘理论范畴，建构理论体系，正是“发明”性学问、创新性研究。

深度，是指学术探索的深入度。刘熙载《艺概》曾评说杜诗“深”，所谓“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而学术研究，能揭示人所未知的真相为深，能发现人所难明的事实为深。况氏有些学说和著述，时贤多有论述，但玉平兄总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将问题的探讨引向更深的层次，堪称深入到人所不能深入。

比如况氏的“重拙大”说，前贤今彦论之甚夥，但多是就况氏已有的理论表述而综合分析或类比阐释。本书不仅重新诠释了其复杂的理论内涵，更通过研读况氏不同历史时期的著述和细读并世诸贤的著作，豁然发现况氏理论的内在矛盾，门面上他遵从师长王鹏运的主张，强调“重拙大”，推崇南宋词的醇雅；实际上，他的才性更接近也更喜欢五代北宋词的自然清通。这就形成理性与感性、自我与群体之间的矛盾。理性上他认可也必须秉承师长辈传承的“重拙大”之说，感性上他并不能真正的接受和实践，因此表面上高调宣扬“重拙大”，内心里却自有主张。作为晚清词学群体中的领军人物，特别是作为王鹏运和朱祖谋词学理论的代言人，他不能不高举“重拙大”的旗帜，但作为才情激扬、心高气傲的况周颐，又不愿被外在的理念所束缚。这个矛盾，是玉平兄首次发现，从而将理论范畴的探讨引向深入。他还进一步发现晚清民国词学中的明流与暗流、时代风向和个人选择的不同与错位。此点也未经人道。这对学术史的研究极有启发。就像接受史的研究，既要看到后世作家对前代作家的显性接受，也要注意隐性接受；有的基于不同语境和需要，表面批判拒斥，而暗里效仿接受；或表面认同，而暗里排斥；或普遍接受，而个体拒斥。学术史上，也常常是明流与暗流并存、普遍性与特殊性同在。只注意明流而忽视暗流，只注意一般而不见个别，无论是学术史还是接受史，都是难以深入的。

又如《历代词人考略》，传世的文本是署名刘承干撰。经过近年学界的努力，已经考明此书实为况周颐代撰，并弄清了其书的版本收藏情况。基本事实既已考定，后续研究实难为继。可玉平兄在细读周边各种文献后，硬是有新发现。他发覆出况周颐代撰《考略》的原委，原来是由朱彊村引荐介绍给刘承干，刘承干按商务印书馆千字四元的稿酬标准支付给况氏，况氏因经济拮据亟需润笔，故高效快速地撰稿，而且是每交一卷就领一次稿酬，甚至有提前预支稿酬的情况。隐藏在历史烟云背后况氏代撰《考略》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被著者切实弄清，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了民国初期的学术生态和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不仅如此，著者还深入发现，现藏南京图书馆的《考略》，在况周颐去世后是经过他人删削整理的。他又进一步追踪，发现代为整理者是女词人罗庄。罗庄整理《考略》的机缘、动机、心态，都考证得清清楚楚，有如老吏断案。学问做到这个份上，直让人拍案叫绝！

学术研究，又不仅仅是以弄清事实真相为能事，摆事实，是为讲道理。所以，玉平兄并不满足于弄清真相，还要深入一步透析事实背后隐藏的理论意义。他一只眼睛盯着史实，另一眼睛盯着理论。从况氏晚年所撰的《考略》里，本书著者看到了他抛开“重拙大”理论的束缚，而自由挥洒自己的理论主张，尽情地展现他对词史的思考和对词人的评价，揭示出《考略》独特的理论价值，从而将《考略》和况氏词学理论的研究引向更深的层次。唐宋词里有层层深入的表现技法，玉平兄将之移植于词学研究，使其著作亦达层深之境。

广度，指学术视野的宽广度。苏轼曾说：“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意思是写诗必须由形赋神，由此及彼；既要切题，又不限于题，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想落天外，由眼前有限之景拓展至无限之景。学术研究亦如此，不能就题论题，而应纵横开阖，把研究对象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和广阔的背景中进行观照。由点及线，由线及面，以小观大，从个案事件透视历史进程，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玉平兄治学，视野宏阔，他研究王国维，绝不囿于王国维；研究况周颐，同样不限于况周颐。先师唐圭璋先生曾提点说，研究一人，需熟知一群人；研究一群人，需熟悉一代人。玉平兄正是如此。为研究况周颐一人，他深度熟悉况氏周边的一群人、一代人，无论是直接相关人还是间接相关人，他都留意，从词坛、文坛到画坛、学界的人物交往网络中，寻找与况氏的关联。对况周颐其人其词其学，他烂熟于心；对况氏的同代人、交游圈，也相当熟稔。说起况氏为人境遇，像是说他自己；论起况氏朋友圈，又好似他是圈中人，信手拈来，天衣合缝。

个体作家研究，既要“定性”，又要“定位”。定性，是考察分析作家的人格个性、创作个性或理论主张的独特性。而要让其人的个性有区分度，必须与一群人对比、一代人比较。本书着重与况周颐比较的是王国维。况氏的《蕙风词话》，甫一问世，红极一时，身后却不免冷落；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初无人问津，沉寂几年后却红遍天下，影响力长盛不衰。因为他们代表不同的审美范式。定位，是衡估其历史贡献、确定其历史地位。为定位况氏的词学贡献、理论贡献，著者把他放在晚清民国的文化大背景中、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来考察，他极富洞察力地指出，况周颐是词学过去时态的结穴，王国维是词学将来时态的启航；况氏吹响的是传统词学的集结号，王国维演奏的是现代词学的冲锋号。这是就主流而言，实际上，况周颐的词学中也有现代词学的元素，他是旧词学向新词学转型的关键人物，深刻关合并影响着晚清民国词学发展始终和基本格局。

研究视野的广度，需要文献的广度来支撑。玉平兄能见人所未见，深入到人所不能深入，得益于他广开文献来源。一般人研究况周颐，只读他的《蕙风词话》和《玉楳词话》等等定型后的文本。现代学术文本的生成与传播，有一个从初稿到期刊发表再到结集成书的动态过程。不同的文本形态，包含着不同场域、不同语境的历史信息。时过境迁之后，一般的读者与学者，只是注意定型后静态的文本，而不注意定型前动态的不同文本，很多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理论意义的历史文本被忽略。而玉平兄尽力检视对比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文本，故于况氏词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前后矛盾、彼此龃龉都有深入细致的洞察和了解。他多次到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和况氏后人所在地广泛搜罗晚清民国人的日记、书信等稀见史料，故能知人所不知、发人所未发，还原被遮蔽的历史真相，复原《历代词人考略》和《联益之友》所刊况氏《词话》的成书过程，不同文本的内容、差异等，既新人耳目，又让人首肯信服。

气度，是指治学的胸襟气度。一流的学问，需要一流的胸襟气度。玉平兄治学，气度高远，志向宏大。他曾在本书的成果概要中自我期许：“本书或志在开辟新域，耕耘其中；或颠覆旧说，别张新论；或以新材料推进学术史，或以新视野重审旧材料。要以创新发明为务，力避敷衍陈说之文。”其书已完美实现他的宏愿。

王国维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作为多年浸染王国维词学的学者，玉平兄不但心向往之，更是身体力行。他志在开辟新域，别张新论，务为创新发明，正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第一境。他勤搜苦读，焚膏继晷，则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第二境。

玉平兄为人美风仪，富逸才。依当下时尚潮语而言，他本可以靠颜值加才华吃饭，却偏偏选择勤奋加刻苦。他是学理论出身，富有思辨能力，却十分注重文献，没有学界普遍存在的重此轻彼的偏失。词体创作，有多种弊病。清人金应珪说“近世为词，厥有三蔽”，淫词、鄙词、游词是也；陈廷焯谓词有纤小之病、拙滞之病、陈俗之病及浅显、轻浮、卤莽灭裂之病；蔡嵩云曾指出词有浅、直、松、实四病。学术研究也有二蔽：长于理论者，时或轻视文献，谓文献考订者没有思想；长于文献者，蔑视理论，谓理论阐释者惯于玄思而空疏不实。而玉平兄治学，兼理论与文献之长，融思辨与考据之功，细探文本之形成变化过程，回归历史现场以明学说形成之生态环境与历史真相，故能迈越前修。近几年，他还兼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行政事务的忙碌，并没有湮没他治学的激情，依然有空就静坐书斋，或跑各地图书馆以觅新资料，永葆纯正学者的本色，笔耕不辍。终于成就“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之第三境。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劫余录序》）玉平兄正是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并多有新发现，故其学问，不仅预流，而且是一流的学问、一流的著作。

要言之，此书是一部有理论高度、有学术深度、有视野广度、有一等胸襟气度的词学论著，代表着当下词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层级。虽然不敢说这是“四海之公言”，但绝非一己之私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八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书都交口称赞，高度肯定。或谓此书“以细致深入而逸出群伦”，“研究水平超越了前人”，“堪称上上之品”；或称其“代表了晚清民国词学研究领域的新高度”，是“一部集大成的，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典范性的著作”，“可以为整个词学研究提供一些方法和理路方面的示范”。其书高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为专家们一致认同。

苏轼《与公仪大夫》曾说：“斯文如精金美玉，自有定价，非人能高下。”斯著亦然。

是为序。

二〇二一年元月十二日于武昌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