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施议对

晚清民国，中国社会处于易代之际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段。这一时段，大多以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或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为上限，至其下限则尚无确指。这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段，也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历史时段。在思想、文化方面，这是各种思潮、各种流派风云涌起的时代，也是出大师、出经典的时代。中国倚声填词，经过千年以来的发展、演进，至此曾出现巨大变化。一方面，以清季五大词人王鹏运、文廷式、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为代表的倚声家，在倚声填词的三大版块，词学考订、词学论述以及词的创作，其相关述作均曾出现集大成的趋势；另一方面，王国维引入西人哲思，摈弃兴趣、神韵二说，别立境界一门，为创新说，开辟中国今词学，对于千年词学由古到今的转型，亦产生积极推进作用。况周颐、王国维两部词学著作《蕙风词话》及《人间词话》，两大理论建树，成为千年词学传旧、创始的最高成就。况周颐标举“重”“拙”“大”之旨，为李清照协音律、主情致之词论组合，于情致一项之内，作概括描述并加以充实与提高，将传统词学本色论的理论建造，推向最后完成阶段。王国维标举“境界说”，于阔大与修长两个维度把握要眇宜修的词体特征，追寻“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外之境，于传统词学本色论之外，建造现代词学境界说。两大理论建树，承先启后，为晚清民国词学、民国共和词学乃至今后千百年词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词学史上，作为一种理论创造，其倡导以至于确立之从不自觉到自觉，需要经历一个长过程。初时或许只是一种经验之谈，例如歌词创作、研究以及阅读、鉴赏所获经验。但多数只是个别倚声家的感觉和印象，其用以立说的依据，也只是一些模糊的概念，诸如清空、骚雅、柔厚、沉郁以及“重”“拙”“大”等等，均尚待经过综合分析，加以抽象升华。其内涵及外延既不易加以界定，其构成原理及方法运用亦未能给予确定。这是对于旧说的困惑。王国维晚出，其人尽管已有自觉著书立说的意识，其所创新说对于旧与新、古与今乃至中与外的衔接更替及其题外之旨，目前亦尚需进一步为作深入探讨。这是况周颐之外的另一话题。至于况周颐自身，其“重”“拙”“大”之旨，三个字，论词的一种说法，究竟是旧还是新，是古还是今？如何构成理论，成为词学中的一个范畴？同样让人造成困惑，同样需作理论上的说明并用哲学的语言将其固定下来。这是当下的情状。

吾友彭玉平教授，强识敏学，通于理要，既以十年功夫，撰为《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二巨册，阐幽发微，要终原始，将读者带往王国维创立“境界说”的本缘及学缘当中，今又推出《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一书，通过环境、心境及语境，将读者带往况周颐创立“重拙大”说的话语现场。为走近晚清民国词坛，开启无数方便法门。

《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全书十四章，两大部分：理论说明及事迹考论。前数章包括，况周颐“重拙大”说及“松秀”说的阐释与论证以及况周颐、王国维相通审美范式的揭示与评判等；后数章包括，新发现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与《联益之友》所刊况周颐“词话”等。有关说明及考论，除了依据词话文本，还通过日记、书札等多种媒介，摘叶寻枝，直截根本，为况周颐学说的创立作正面的论述，并对于况周颐其人其学作近距离的观察与呈现。

相比之下，全书两大部分，应以前数章的理论说明最见功力。这主要就是况周颐“重拙大”说及“松秀”说的阐释与论证。前者为况周颐所建造词学理论的主说，后者为副说。为况周颐词学的一个特别组合。晚清民国以来，一百年间，词界知道王国维的“境界”说，而不知或者不是很多人知况周颐的“重拙大”说。王国维以境界论词，“词以境界为最上”，体现其词学观念，但境界与“境界”说并不一样。境界只是个概念，不加个说字，可以看作一种主张，还不能说是理论，加上个说字并给予理论说明，才称得上一种理论。境界与“境界”说如此，“重拙大”与“重拙大”说亦当如此。这就需要抽象，需要升华。如提升到哲学层面上看，这种抽象，或者升华，就是从一到多的演绎与推理以及从多到一的概括与归纳。因此，本书前数章为况周颐“重拙大”作理论说明，即着重于一与多两个方向的分、合与提升以及“重”“拙”“大”三者的分列与综述，以体现出自觉的理论探索精神与学科创建意识。

本书第一章，“重拙大”说的阐释与论证。先是由远而近，总说以“重拙大”论词的来历，交代其渊源之所自，再是展开对于“重拙大”的讨论。即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况周颐于半塘（王鹏运）座上受教是说起，经过长期冷漠甚至有意淡化，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况氏刊行《蕙风词话》，“重拙大”于词学上的位置才被确定下来。这一经历，著者将其概括为自警、转换、引入、强化、确立五个过程。而后，对于“重”“拙”“大”，既以不同方式进行分别列述，细致而精确地揭示其内在意蕴及所呈现的多种形态，又以高度的抽象加以综述，用一个字，或者两个字，概括所有，把握其确实的存在，即自一与多以及多与一两个不同方向，一步一步导入本体。相关阐释与论证，对于“重”“拙”“大”三个字，原本只是有关倚声填词的一种看法，或者主张，究竟如何变而成为一种理论范畴，一种可与王国维“境界”说平起平坐的“重拙大”说，提供充实的事例，并作透彻的论述。这是有关“重拙大”说的阐释与论证。著者称之为主说。经此分列与综述，对于“重”“拙”“大”的抽象与升华，目标已达至。这是“重拙大”理论说明的第一个步骤。

本书关于“松秀”说的阐释与论证。是为副说。主说与副说，一显、一隐，共同展开一个话题。“重拙大”和“松秀”，二者都是词体品格所体现的一种状态。就词体自身的品格看，持“重拙大”论者，其正与反的观念相当明确。故曰：“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而就表现方法看，“重拙大”和“松秀”，二者之间所体现的对立统一关系，通过追琢与自然仍可得以调整。正如况周颐所云，“吾闻倚声家言，词贵自然从追琢中出”。谓致力于追琢，乃为着妙造自然。本章说笔法。著者称：“‘松秀’以自然为底蕴，侧重笔法张弛有度，强调传达清劲之气，主要体现在字面音节和结构脉络中。”谓其承以“宽”论词而来，同时关合“风度”说。“在简洁从容中透出旷达的意趣和悠远的神韵，展现出弘大的气象和开阔的胸襟”。如用况周颐的话讲，就是“信手拈来，自成妙谛”。著者称：“松秀”是一个被冷落的词学范畴，与“重拙大”构成重要互补关系。就理论构成而言，况周颐于主说之下设有副说，可堪称道，著者既致力于彰显主说，亦用心阐释副说，以见其理论的丰富性并厘清其理论格局中的诸种关系，亦甚是值得推崇。这是“重拙大”理论说明的第二个步骤。

本书关于况周颐、王国维相通审美范式的揭示与评判。著者将“重拙大”说与“境界”说作比较，论证其差异性及会通之处。其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词学，况周颐与王国维乃当然之两大宗。”“但质实而言，况周颐词学乃专门之学，而王国维词学则为通人之学。这种词学性质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词学著作在经典化过程中，经历了明显不同的路径。”这是况周颐、王国维二人词学之异。著者指出，历来论者，大多瞩目于此。并指出：况周颐词学实际上存在着明流与暗流之分。而这种区分，实际上触及词学本体与表像之分。说明：况周颐天赋词心，处于前辈教导与内心信奉的矛盾之中。其对于“重拙大”的标榜，乃出之于不得已。因此，回归本位，也就和王国维一起，同归于清艳疏朗一路。这就是况周颐词学的会通之处。著者指出：在《历代词人考略》中，“况周颐的词学主流已经不再推崇以‘重拙大’为理论旨归的南宋之词，而是明显回归到以‘清疏’为特色的‘北宋风格’之中”。著者在明流与暗流、理论与实践之矛盾对立当中，探测其词心，精确把握其差异性及会通之处。并且由此生发开去，展现一个世纪之大势。既深刻而细微，亦独家之所倡导，颇能体现其识见。这是“重拙大”理论说明的第三个步骤。

上述篇章之说“重拙大”，从一般概念到审美范式，相关阐释与论证，经过三个步骤，分列综述与抽象升华，主副相合与正反辨证以及差异会通与本位回归，所谓“重拙大”者也，其所追求之“万不得已”词心及“烟水迷离”词境，面目已渐清晰。乃步步为营，节节进取；其功力可谓大矣。然著者之用意似乎并不局限于此。行文过程中，著者既将其高高提起，又将其轻轻放下。谓乃有违初心，并非声家本色，因将其当作一面旗帜，令于高处赫赫飘扬。至其底下之另一景象，既指况周颐于实践中为词学分流另辟新境，亦指本书所展现晚清民国词学的大视野、大布局。读者诸君，如细加寻绎，定将有所获益。余不敏，谨为数语，以弁其端。

戊戌夏至后六日濠上词隐施议对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补记：

彭玉平君书稿初成，即索序于余。余读而感之，先成一序，后复作一序以替之。今检旧序，亦略有可采，因择其若干文字附于此，语或稍有交错，不计也。以前序补后序，盖亦鲜矣。存此以供博雅君子一笑耳。

庚子冬至后六日濠上词隐于濠上之赤豹书屋

彭玉平此书就整体上看，先是由远而近，总说以“重拙大”论词的来历，交代其渊源之所自，再是展开对于“重拙大”的讨论。即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况周颐于半塘（王鹏运）座上受教时说起，经过长期冷漠甚至有意淡化，至1924年（民国十三年），况氏刊行《蕙风词话》，“重拙大”的地位才被确定下来。其后，对于“重拙大”，既以不同方式进行分别列述，细致而精确地揭示其内在意蕴及所呈现的多种形态，又以高度的抽象加以综述，用一个字，或者两个字，概括所有，把握其确实的存在。即自一与多两个不同方向，一步一步导入本体。相关阐释与论证，对于“重拙大”三个字，原本只是有关倚声填词的一种看法，或者主张，如何变而成为一种理论，一种可与王国维境界说平起平坐的“重拙大”说，提供充实的事例，并作透彻的论证。具严密的逻辑结构。

记得四十年前，以研究生身份“重新报考”研究生，晋京复试，主考官吴世昌先生问所读何书？答以《人间词话》。先生曰：为何不读《蕙风词话》？并且借此话题，提出自己对于况周颐、王国维两部词话的批评意见。一个多小时，都先生讲。于是，考学生变成了考先生。复试合格，在先生门下八载。对于先生为何特别推举《蕙风词话》，尚未作认真思考。就境界创造而言，况周颐之所谓“重拙大”，其目标以及达至目标的方法与途径，应当都在王国维有关论说的涵括之内。比如况周颐所指“正宗中之上乘”，所谓极致之境，应当就是王国维的最上之境。

不过，就理论构成而言，况周颐可堪称道之处，可能还在于主说之下有副说。那就是本书所标榜的“松秀”说。其谓“松秀”以自然为底蕴，侧重笔法，包括字面音节之法及结构脉络之法。这是本色词创造的方法及手段。谓应带着两种眼光，加以审视。既致力于彰显主说，亦用心阐释副说。将可能触及本原的副说与时代召唤下应运而至的主说结合，以见其理论的丰富性并厘清其理论格局中的诸种关系。这是彭玉平教授论“松秀”所获经验。况周颐有云：“吾闻倚声家言，词贵自然从追琢中出。”谓致力于追琢，乃为着妙造自然。彭玉平教授独具慧眼，探得其中奥秘；我的导师吴世昌先生倾心于蕙风，应亦着眼于此。因将往时一段小故事，谨附如上，以为共勉。

戊戌春分后七日濠上词隐施议对于濠上之赤豹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