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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七年（1374）高启与魏观被杀，明清以来多归诸高启写诗讥讽，魏观在张士诚宫殿旧址兴建府治，触怒太祖，因而兴大狱。先父郑天挺教授在日记中提到，他曾看高启《大全集》，发现诗文中有许多空白，他疑刊印者为了避祸，故意将高启集中有反讽意味的诗文隐去。此事一直存留于笔者脑海中，想追寻其究竟，但郑先生所看之版本，已模糊不清，而现在所整理之高启诗文集，也无人提及此事。适逢郑先生诞辰110周年，就此追寻相关史料，并结合本人以前对此问题的一些思考，草此小文，一则以纪念郑先生，二则也是解答笔者的一个疑问。
魏观（1305—1374），字杞山，元末隐居读书，有才学。洪武初，侍太子读书，后为太常卿、礼部主事。《明太祖实录》对于魏观之事，记载甚多，几乎他的每次升迁或者贬官，实录上都有记载。《明太祖实录》中有关魏观的史料，具体有如下七条：
洪武三年（1370）七月丙申，以太常卿魏观为翰林侍读学士，唐肃为翰林应奉。
洪武三年九月丙申，“诏翰林侍读学士魏观；自今太庙祝文止称孝子皇帝，不称臣。凡遣太子行礼，止称命长子某，勿称皇太子，著为令”。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以翰林侍读学士魏观为国子祭酒，编修宋濂为国子司业”。
洪武四年（1371）八月己亥，“降国子祭酒魏观为江西龙南县知县，司业宋濂为安远县知县。坐考祭孔子礼稽缓故也”。
洪武四年十一月己未，“召龙南知县魏观、安远知县宋濂还京师，以为礼部主事”。
洪武五年（1372）三月庚申，以礼部主事魏观为苏州府知府。
洪武六年（1373）三月乙卯，“升苏州府知府魏观为四川行省参政，未行，命仍知苏州。观，字起山，武昌蒲圻人，初以文学荐为国子助教，历浙东提刑按察司佥事，吴元年迁两淮都转运使，入为起居注。三年正月升太常卿，七月转翰林侍读学士，十二月拜国子祭酒。四年八月以考祭孔子礼不以时，奏贬为龙南知县。甫至官，召还为礼部主事。五年三月出知苏州府，深惩陈宁苛酷之弊，一以宽厚为政，明教化、正风俗，郡中翕然。至是，升四川参政未行，上以苏州大郡，政务繁剧，非其人不可使理，于是复命观还郡”。
魏观并非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建功立业的开国功臣，乃是元末的一位文人，吴元年方入为起居注，此后才在朱元璋身边任职，后来，官阶最高时，也只任翰林侍读学士，最终为苏州知府。可见，他并非最重要的大臣，最多也只能说是个中级官吏，但是《明太祖实录》对其官职的变化，在洪武三年（1370）到六年（1373）四年时间里，皆一一评述，竟有七条史料，实是特例。最后一条，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升苏州知府魏观为四川行省参政，未行，仍命知苏州”。此处竟然加入一段魏观生平事迹的史料，乃是魏观的小传。此处并非记载魏观之死，却加上魏观的小传，非常令人奇怪。要说《明太祖实录》加小传之例，应是官员卒时，盖棺论定之际，才会有的。而魏观却在将其重新任命为苏州知府时，加上小传，而此后则再无魏观史事，最为重要的被杀一案，竟然一字未提，实在是反常之极。撰修实录者，在此加上小传，是否暗示魏观不久即被杀？可是，却无一言，其反差之大，不能不说出人意料。其原因何在？是撰修实录者同情魏观与高启？还是修史者为太祖隐讳？可见在撰修或者改修《明太祖实录》之际，对于魏观与高启被杀一案，至少是心存疑虑的，故而略去不提。但是也正因此，更激起了我们探讨此案的好奇心，也就是说此案发生原因为何，还是颇值得探究的。明末清初，谈迁编《国榷》时，也与《明太祖实录》同例，想必是也无法找到其他史料，所以也沿袭《明太祖实录》之例，对于魏观与高启之被杀，也就略而不谈了。《明太祖实录》曾经几次修改，初修情况如何，现难以获知，不过不载魏观与高启被杀一案，其中必有蹊跷。想必实录的撰修者与修改者对于魏观与高启被杀，亦有同情，抑或是有难言之隐。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魏观尽管也是文人出身，在明初官场上则是位兢兢业业的官员。高启与他颇不一样。洪武二年（1369）高启被征入朝，参修《元史》。修史完毕，命教授诸王，又被授予户部右侍郎，但是高启终不愿为官，次年，即坚辞归里。《明史·高启传》曰：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
高启在朝中任职不足两年，即辞官归里，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高启个性则不无关系。史籍中，并无多少史料谈及高启个性，不过，在高启诗文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那种向往无拘无束、自由洒脱的个性。他曾在一首咏雁的词中这样写道：
木落时来，花发时归，一年又年。记南楼望信，夕阳帘外；西窗惊梦，夜雨灯前。写月书斜，战霜阵整，横波潇湘万里天。风吹断，见两三低去，似落筝弦。
相呼共宿寒烟，想只在、芦花浅水边。恨呜呜戍角、忽催飞起；悠悠渔火，长照愁眠。陇塞间关，江湖冷落，莫恋遗粮犹在田。须高举、教弋人空慕，云海茫然。
此词立意高远，表达着一种不受拘束，羡慕“芦花浅水边”的生活。但其实高启并非一个没有志向的人，诗文中也有表现他很高志向的诗句，他在《念奴娇·自述》词里说：“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
可见他的志向不仅仅是“诗吐惊人语”，而且是颇有“壮志”的。尽管如此，却不愿为官府效力，他在《青丘子歌》中自称：“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可见，他身怀绝技，但并不愿为官府卖命，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乃是志节极高的人，从中也能窥见高启辞官的一些原因。
而他辞官归里之际，写过两首《始归田园》的诗，诗曰：
辞秩还故里，永言遂遐心。岂欲事高骞，居崇自难任。清晨问田庐，荒蹊尚能寻。秋虫语左右，翳翳桑麻深。别来几何时，旧竹已成林。父老喜我归，携榼来共斟。闻知天子圣，欢然散颜襟。相期毕租税，岁暮同讴吟。
白露芜草木，荒园掩穷秋。归来一芟理，始觉吾庐幽。高柳荫巷疏，清川映门流。落日望禾黍，离离满西畴。乍归意自欣，策杖频览游。名宦诚足贵，猥承惧愆尤。早退非引年，皇恩未能酬！相逢勿称隐，不是东陵侯。
这两首诗乃是模仿陶渊明《归园田居》的诗，第一首写他归家时家乡的变化以及父老乡亲的欣喜之情，他告诉乡亲朝中的一些情况。所谓“闻知天子圣，欢然散颜襟。相期毕租税，岁暮同讴吟”，乃是写乡亲父老听了高启的描述，对朝中的一种态度。高启归家之际，自然不能说朝中的坏话，只能尽可能地说些漂亮话，使父老乡亲感觉皇上圣明、天下太平，故而要“相期毕租税”。第二首诗则着重描述他辞官归里的欣喜之情，所谓“乍归意自欣，策杖频览游”，归里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家乡附近随处逛逛，呼吸那自由清新的空气，表达一种摆脱羁绊、重回自由的心境。接看即言归里原因，乃是“名宦诚可贵，猥承惧愆尤。早退非引年，皇恩未能酬”，高官厚禄固然也是很吸引人的，但是若做不好，就可能获罪，早早地辞官归里，并非为了清静延年，实际上是为了避祸，也就无法顾及报答皇帝的天恩了。这里表达的既有一定意义上的真实原因，也有一点反话意味。
他之所以急急辞官归里，还是担心身在朝中不得安宁。在《酬谢翰林留别》诗中曰：“并命超列卿，宠极翻忧惊。”
明确地表示了他被破格提拔，心存恐惧。在《效乐天》中更明确地描述了他辞官归里的原因，其曰：“辞阙是引退，还乡岂迁逐……功名如美味，染指已云足。何待厌饱余，肠胃生疢毒。请看留侯退，远胜主父族。我师老子言，知足故不辱。”
所谓功名利禄，如同美味一般，尝尝即可，不可食不知足，以致肠胃生病。早早退归乡里，免得将来受辱。与其提心吊胆地为官，不如辞官自由自在地生活，非常生动地反映了高启的心境。尽管当时大明帝国刚刚建立，朱元璋还未曾对江南士人采取什么惩处的手段，但是身为江南士人的高启还是感受到了新朝的不一般。
焦竑在《玉堂丛语》中，有一段记载高启的史料，对于我们认识高启的个性可以提供一些借鉴。他说：
高启，字季迪，吴郡人。少孤力学，能诗文，好权略，每论事，辄倾其座人。元季张士诚开府平江，文士响臻。启独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之青丘，歌咏自适而已。时饶介之、丁仲容以词学自雄，旁睨若无，见启诗大惊，礼为上客，启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与修《元史》，授翰林编修。一日薄暮，上御阙楼，召见启，大悦，擢户部右侍郎。辞罢去，仍赐内帑金，给牒放还。启身长七尺，具文武才，于书无所不窥，为文喜辩博，驰骋上下，精采焕发，而于诗尤工，与按察使杨基、翰林待制张羽、布政使徐贲，号吴中四杰，皆有集行于世。
其论高启不仅“能诗文”，而且善言谈，有见识，“好权略，每论事，辄倾其座人”，可见，高启是个潇洒豪放之士，诗文俱佳，好臧否人物，善议论时政。而对于他的诗文，评价甚高，“具文武才，于书无所不窥，为文喜辩博，驰骋上下，精采焕发”，正是这样的个性，在洪武初年，尽管于朝中为官，但备感局促，故而坚辞归里，以追求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
事实上，高启的这种心境，并非特例，而可以说是当时江南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钱穆先生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说：“（明初）当时群士大夫之心情，乃及一时从龙佐命诸臣，其内心所蕴，乃有大不如后人读史者之所想象。”“旧朝已覆，新朝已兴，在当时士大夫心中，亦似乎茫然不知，漠然无动。”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评价明初诸人之诗，就大大地描绘了明初士人心态的问题。
刘基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最为重要的开国功臣之一，明初以后，他的诗风大变，钱谦益说：“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苦调，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测量其浅深者乎！呜呼，其可感也。”
刘基的诗风进入明朝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变，引得钱谦益也发感慨。开国功臣尚且如此，其他一般的士人就更是不同了。
王逢（1319—1388），字元吉，江阴人。元至正中作《河清颂》，称疾辞。洪武中，以文学征，坚卧不起，隐居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自称席帽山人。他的诗歌则完全是遗民的心态，钱谦益评之曰：“前后《无题》十三首，伤庚申之北遁，哀皇孙之见俘，故国旧君之思，可谓至于此极矣……或言犁眉公（刘基）之在元，筹庆元，佐石抹，誓死驰驱，几用自杀。佐命之后，诗篇寂寥，彼其志之所存，与原吉（王逢）何以异乎？呜呼，皋羽之于宋也，原吉之于元也，其为遗民一也。然老于有明之世二十余年矣，不可谓非明世之逸民也。”
将刘基与王逢的心态看成一样，都是元朝移民的心态。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通经、史百家暨医、卜、释、老之说。学古文于黄溍、柳贯、吴莱。曾任职于朱元璋军中，后逸去，归张士诚。洪武间，变姓名隐居。他的诗歌每每神伤故国，“良自元亡后，不忍忘故国旧君，酒酣赋诗，击节歌咏，闻者壮而悲之”。
后明朝征用戴良，“十五年召至京师，试以文，命居会同馆，日给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辞，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盖自裁也”。
戴良宁可自杀，也不思在洪武朝中为官。
可见，高启那种心态并非特例，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但是为何会产生这种心态呢？尽管当时朱元璋还未兴大狱，但是对于江南士人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显示其暴戾严苛的一面。
元朝统一以后，国家安宁，经济发达。《草木子》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
而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胜国时，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吾松僻处海上，颇称乐土……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称为野皇帝，其坟至今称为某王坟茔”。
可见，朝廷征税极低，老百姓生活安宁富足，江南地主势力得以发展壮大。
元末红巾起义开始后，盐商张土诚霸占苏松江南地区，对于江南士人采取笼络态度。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称：“士诚迟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誉，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
笼络江南士人，“盖张（士诚）氏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附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
江南士人多得张士诚重用。“元之始乱，张士诚据苏州，恐众不附，大结人心，引士类为己用”。
可见，张士诚很得江南士人之心。
张士诚据吴时，还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及二十六年（1366）两次于浙江行省举行乡试，网罗江南人才，因此博得避难江南的元官及江南地主的拥护。当时江南地主所以支持张土诚政权，并寄希望于他，计有四点：“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
正因此，在朱元璋与张士诚抗衡之际，江南士人皆依附张士诚，为其出谋划策，致使朱元璋攻打苏州，久攻不下。有史料曰：张士诚“为政宽简，吴人爱之，有肖其象而祀之者。城困三载，民皆为王死守，无叛志。太祖使人徇于城下，父老荷戈答曰：‘吾糠秕犹足支数年，岂降汝乎？’”
朱元璋对此耿耿于怀，在大明帝国建立以后，他一反元末以来的轻徭薄赋政策，对苏、松、嘉、湖等江南地区，实行严苛的重赋政策。
洪武三年（1370）九月庚戌，“户部奏苏、松、嘉、湖四府官民田租不及六斗者，请输京仓；六斗以上者，输镇江瓜洲仓。上令租之重者于本处仓收贮，余皆令输入京”。
负担之重，几无以复加。洪武七年（1374）之际，朱元璋自己亦觉得江南赋税太重，因而下令减免，“上以苏、松、嘉、湖四府近年所籍之田租税太重，特令户部计其数，如亩税七斗五升者，除其半，以苏民力”。
这种重赋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江南百姓生活清苦，而且原本繁华的江南经济变得十分萧条。陆容《菽园杂记》载：
苏州自汉历唐，其赋皆轻，宋元丰间，为斛者止三十四万九千有奇。元虽互有增损，亦不相远。至我朝止增崇明一县耳，其赋加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辟于前，谷非倍收于昔，特以国初籍入伪吴张士诚义兵头目之田，及拨赐功臣，与夫豪强兼并没入者，悉依租科税，故官田每亩有九斗、八斗、七斗之额，吴民世受其患。洪武间，运粮不远，故耗轻易举。永乐中，建都北平，漕运转输，始倍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逋负死亡者多矣。
重赋之同时，对于江南富户又多迁居临濠等地，洪武三年六月辛巳，“上谕中书省臣曰：‘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官给牛种舟粮以资遣之，仍三年不征税。’于是徙者凡四千余户”。
这对于江南是双重打击，致使江南经济受到重挫，一蹶不振。《寓圃杂记》载：“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
一直到天顺年间，民力还是未能恢复。
作为江南精英阶层的江南士人，其所受到的打击，更是多重的。重赋与迁徙，他们都无法逃避，何况更有政治上的迫害。朱元璋，特别是他的儿子朱棣，有意培植北方地主势力，使得朝中官员南北分明，明人王世贞即慨叹“其南北人之异任，盖自古所无者”。
朱元璋还制定一些刻意歧视江南士人的法令，即如，“高皇帝制直隶苏、松二郡人不得官户部。永乐中，皇太子监国，请以江西人给事中王高为户部侍郎，不许。正统末，吉水周忱拜户部尚书，仅数日而改工部，以后虽巡抚衔亦避之”。
这是朱元璋制定的歧视苏松与江南士人的一条怪令，因为户部乃是掌管朝中钱财之地，不用苏松与江浙人，恰表现出其不被信任。
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与经济迫害的状况之下，像高启等江南士人的心态就自然可以理解了，他们正是在政治上不得志，在经济上受到制约，故而心态上无法和新朝合作，进而怀念起元朝来了，从而使朱明新朝与江南士人的关系更趋紧张，魏观与高启之狱得以发生。
文章一开头就提到，对于魏观与高启之被杀，明清以来有很多人关注，由此也就衍生出来很多说法。
尤其是涉及高启，他是明初诗坛“四杰”之首，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有关此狱，一种流行的说法乃是高启写诗惹祸。此惹祸之诗乃是高启的《宫女图》和《画犬》，诗曰：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独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
此二诗到底讥刺何事？沈北宗作《高青丘集》前言时，引清人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言：“太祖破陈友谅，贮其姬妾于别室，李善长子弟有窥觇者，故诗云然。李、高之得祸，皆以此也。”
也就是说，朱元璋将陈友谅姬妾处于别室，而李善长子弟“窥觇”，高启写诗讥讽，使得高启与李善长皆因此得祸。清人金檀集注时，引钱谦益《列朝诗集》注曰：“据《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因引《昭示》诸录，及豫章罪状为证。’此皆在后之事，难以牵引，惟《诗综》所注，或有为而作，亦未可知。”
此处乃是引证钱谦益之怀疑，但后来，钱谦益对于自己的这个说法又有修正，他说：“《吴中野史》载季迪（高启）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李善长）诸子侄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词，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讽谕之诗，虽妙绝古今，而因此触高帝之怒，假手于魏守之狱，亦事理之所有也。”
因此钱谦益最终认同此说法，因为高启写此诗触怒太祖，后假手魏观之狱，将其处死。这种说法流传甚广，看起来也似乎合乎情理。
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八也赞同此说法，认为高启《宫女图》讥刺太祖，“明祖闻而衔之，故及于祸”。又曰：“（高启）谢事归里，适魏观守苏，甚礼遇启，启不得已，为其上客，遂连蹇以死，则青丘似专为魏观所累。”
其实，这种说法有个致命的弱点，说李善长、高启之得祸皆因此事，即便有国初《昭示》诸录之史料，还是相当牵强，因为高启被腰斩于洪武七年，而李善长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胡惟庸党获罪，谓其罪状乃是：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心怀两端，大逆不道，连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律处死。朱元璋手诏条列其罪，传著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即便提及此事，也只是一种附带的罪行，而不可能是归诸主要的罪状，因为实在是太过离奇。事实上，这种说法也起了朱彝尊的批评，其《静志居诗话》云：“此则不类明初掖庭事，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傅会也。”
是否有事实根据，尚且值得怀疑，而所论之事，又颇离奇，因而不可将这种传闻看得过重。
清修《明史》高启本传，则兼采两种说法，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明史》的说法较为客观。朱元璋原本很想重用高启，《元史》撰修完毕，就破格提拔，委以重用，但是高启不但不知感恩，还辞官归里。从情感上讲，会引起朱元璋的不快。而当时江南士人多有不愿在新朝为官的，加上江南士人与张士诚的亲密关系，故而朱元璋在内心肯定对高启不满，又风闻其有讥讽之诗，故而心生厌恶之感。但是如果没有魏观一案，也许高启不至于被腰斩。
前面提到魏观是个兢兢业业的官员，朱元璋把他派到苏州任职，乃是委以重任的，因为朱元璋对于苏州一直不很放心。魏观的前任陈宁，“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
故而被罢。魏观抵任，惩苛政、正风俗，三年之间，地方大治。他原本是文人出身，身处文明渊薮的苏州，因而延揽地方名士，如王彝、高启、杨茂、张羽等皆一时之选，群集于衙，兴礼乐教化。高启与魏观原本有所往来，现在更是经常唱和。有关地方事务，魏观也会征求高启的意见。但是魏观的这种做法，并非朱元璋所愿看到的。高启不愿朝中为官，却愿意为魏观出谋划策，当然更令朱元璋不快。而真正引起朱元璋大开杀戒的则是魏观在张士诚旧址上兴建府治。《殿阁词林记》卷六载：
（洪武）七年，（魏）观以旧治为士诚窃据，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壮士观，以资民利。御史张度诬其兴既灭之基，遂与高启等俱获罪。上悔之，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诸王哀赙有加，乃归瘗于蒲圻灯窝山。
《明史·魏观传》亦言：“初，张士诚以苏州旧治为宫，迁府治于都水行司。观以其地湫隘，还治旧基。又浚锦帆泾，兴水利。或谮观兴既灭之基。帝使御史张度廉其事，遂被诛。帝亦寻悔，命归葬。”
其罪行乃是“兴既灭之基”，这是朱元璋最为敏感的。而高启所写的上梁文中，又有“龙盘虎踞”之言。与张士诚相关的一切事情，即便是在张士诚早已去世的明初，朱元璋都会极其敏感，而魏观与高启之所作所为，更令朱元璋怒不可遏，最终兴大狱。按照《殿阁词林记》与《明史》的说法，不久，朱元璋冷静下来后，“悔之”，反映了朱元璋性格上的捉摸不定，于是又想法弥补，不仅使魏观归葬老家蒲圻，而且令“皇太子、诸王哀赙有加”使魏观得以妥善安葬。或许《明太祖实录》不载魏观被杀一事，也正是为朱元璋隐讳的一种表现吧。
朱元璋性格上的反复无常，也为解读此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试想如果魏观不是在苏州，而是在别的地方，即便兴建了过度的建筑，可能也不会被处死。因为苏州是江南重镇，也是朱元璋一直提防的地方，经济上实行重赋政策，政治上以迁徙策略，尽可能地将敌对势力予以打击和分化，同时对于江南士人既施以笼络，又加以高压政策。就是在这样一个敏感地方，又发生了这样一件敏感的事情，故而最终就发生这样的惨案。所以此案是多重原因造成的，将其归结为高启诗歌之讥刺，或者只是修治府治这一具体事例，看不到背后深层的原因，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而朱元璋的这种处罚，对于魏观本人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是位兢兢业业的官员，也是颇受民众拥戴的官员。当尘埃落定之后朱元璋清醒过来，终于感觉自己过于苛求，量刑过重，魏观不至于死，故而命官致祭，归葬本土，《实录》不书，恐怕正是我们理解本案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