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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元末江南士人之前，首先应把元代士人所处的地位略加回顾。而元代士人所处的境况，又必然使我们想起“九儒十丐”。究竟元代士人的地位如何呢？
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后，到处东征西讨，武功虽胜，但缺乏长治久安的策略，“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
因此谈不上利用士人，发挥他们的某些作用。甚而出现了将儒士作为俘虏，没为奴隶，并对士人加征徭役、横加虐待的现象。据《元史·高智耀传》载：
皇子阔端镇西凉，儒者皆隶役。智耀谒藩邸，言儒者给复已久，一旦与厮养同役，非便，请除之。皇子从其言。欲奏官之，不就。宪宗（1251—1259年在位）即位，智耀入见，言：“儒者所学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自古有国家者，用之则治，不用则否，养成其材，将以资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育之。”帝问：“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诏复海内儒士徭役，无有所与。
可见当时儒士在蒙古统治者的心目中尚不如巫医，也没有人向他们建议应利用士人。该传中又说，当1259—1260年蒙古兵攻占淮蜀时，“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高智耀奏言：“以儒为驱，古无有也……宜除之”，得到忽必烈的同意。他又“力言儒术有补治道”，经过“反复辩论，辞累千百”，忽必烈才同意“凡免役儒户，皆从之给公文为左验”。
由此可见，尽管《元史·选举志》记载，元太宗窝阔台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所得“皆一时名士”，
但事实上元朝统治者对士人仍“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
而“当世或以为非便”，重用士人之主张亦“事复中止”。
自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元朝统治者对士人的态度起了阶段性的变化。“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凡有军国大事，必问曰，曾与蛮子（指江南人）秀才商量否”。
尤其是在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了开科取士，尽管在科举考试上，对蒙古人及色目人尚有所偏袒，但当时元朝士人的地位总比元初时是有所提高的。
但这一时期，元朝统治者对士人的政策也是有反复的。忽必烈晚期即有所表现，而元顺帝初年秦王伯颜当政时期尤为明显。
据《元史·顺帝纪》载，元统二年（1334）秋七月壬寅，诏：“蒙古、色目人犯盗者免刺”；后至元元年（1335）十一月庚辰，“诏罢科举”，
三年四月又下诏令“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
叶子奇《草木子》指出：
后至元间（1335—1340），太师秦王伯颜专权变法，谋为不轨……盖其在生，出令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刷马欲又刷子女，天下骚动。
《元史·伯颜传》亦谓，后至元元年，“伯颜赞帝（顺帝）率遵旧章”，
而其中“罢科举”，当然是针对儒士的。
但这种逆流，到了顺帝至正元年（1341）脱脱就任中书右丞相后，即得到更正。《元史·脱脱传》谈到脱脱上台后，“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元末。
可见，元代士人的地位，是与元朝科举取士的兴废及元代的等级制有关联的。正如元代著名学者揭傒斯所言：
自（元代）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自科举复而天下武臣氓隶之子弟皆为士为儒……仁宗皇帝赫然奋起，宾兴天下贤能而用之，虽刀笔筐箧之末，并欲傅之于士，天下孰不释耒耜而谈诗书，投干戈而从笔砚！
因此，元朝对士人的态度，既有笼络及重用的一面，亦有歧视、打击的一面。正如20世纪40年代邵循正教授所指出的：“蒙古人对待文人，虽不算好，但也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坏，至少比金（朝）还要好。”
至于元代的“九儒十丐”之说，清人阮元已根据至元二十五年（1288）在绍兴府学所立的碑文加以反驳，认为“九儒十丐”之目，“知其为不然”。
陈垣先生曾指出“十儒九丐”说出于南宋人之诋词，不足为据。
近人姚从吾教授也在其所著《铁函心史中的南人与北人问题》一文中，特立一目，专述“九儒十丐说的不可信”。
其说甚是。前引邵师文中，也对元朝的“九儒十丐”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他说：“所谓‘九儒十丐’并非当时规定出来的阶级，不过是文人自伤自怜之语，文人一面（对元）愤慨，一面却都热衷。”
事实上，“九儒十丐”之词，正是一些失意未降元之文人，见江南士人与元朝勾结，心怀不满，乃以此讽刺之。
元代士人所处的地位，大致如此。
1275年后，忽必烈率兵南征，开始重视士人，提倡汉化。早在1259年忽必烈进军彰德时，即召见儒士杜瑛问计。杜瑛说：
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
忽必烈听后极高兴，谓：“儒者中乃有此人乎！”
后来兵下江南后，又“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尤重进士”，凡“朝廷名公卿，皆以宾礼延见”，
因之在政策上逐步笼络江南士人。例如，到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六月，湖广潭州（长沙）一官员会同一些“耆老、儒人”集议，认为“江南归附已后一十八年，人心宁一”，因而原来江南的“灯火之禁，似宜宽弛”。这个建议，忽必烈也应允了。
元代统治者对江南地主及士人的笼络，具体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据明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二《赋币》条：
元平江南，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以故（江南）富家大族役使小民，动至千百，至今佃户、苍头有至千百者，其来非一朝夕也。
谈迁《北游录·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书》谈得更为具体：
宋时赋征八分，版曹住催其赋。平江（苏州）粟二□万，元人减之仅百万。凡开国刑赋恒轻，衰末刑赋恒重。历代肇兴，并从简约。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宴然。以苦宋（贾似道）公田之累，如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有以招徕而深结之也。
文中明确提到了元代江南的赋税较之南宋减轻一半，因而“轻徭薄赋”，“如释重负”，这种政策当然会得到江南地主及士人的拥护。
关于元代江南地区赋轻的记载尚多，现在摘录数条，以为说明。
据清潘耒《送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中所述：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民大乐业，元统、至元之间（1333—1340），吴中富盛闻天下……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
明代《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也曾指出过：“前元取民最轻”，
明末史家朱国桢亦认为，元朝“赋税甚轻，徭役极省”。
正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中书省臣所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元）后一切未征。”
看来这些记载虽时间不尽相同，但事实比较吻合，且说的都是江南地区。而“吴中之民”，当然既包括地主，也包括士人。
元朝统治者曾多次下诏蠲免赋税。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一次即免江南税粮三分之二。
这种政策当然对江南地主有利。同时，还对江南地主大量隐匿腴田不加干涉，反而包庇。《元史·吴元珪传》谓：
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盖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检覆之法，当益田亩累万计。”元珪曰：“江南之平，几四十年，户有定籍，田有定亩，一有动摇，其害不细。”
至元三十一年（1294），江浙省臣说得更明确：
陛下（按：指成宗）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租如故，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
因此，元朝平定江南后，多次颁布减免赋税，实际都是笼络江南地主的政策，江南地主由隐匿田土及减免赋役，得到了发展。甚至有人提出应认真检核他们隐匿的土地，结果也未实行，唯恐不利于元政府在江南“长治久安”的安定局面。
元朝统治者笼络江南地主的政策，必然使江南士人对之产生好感，使当时许多士人都参加了元政权，形成了士与吏的结合。由于元代科举取士的制度并不经常，因此江南士人除大部分人迷恋于江南豪族的田野生活外，其中一部分士人即参加了元政权，进入仕途。明初方孝孺谓：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
然而这种由士人而为吏之人，均属“忠厚洁廉，宽于用法”者，他们虽贵为公卿，但在“郡邑之间者，亦谨言笃行，与其时称”，这样的“士而为吏，宜其可称者众也”。
这些人，是与江南一部分富家豪族为了保持自己固有的权势，与官府勾结，因而“援结大官贵人如平交，气势出守令上远甚”之辈，
完全不同的。他们“问民疾苦”，“政迹昭著”，“且及国家利害，斧钺在前，有所不避”，诚“古之所谓豪杰之士”，他们虽在江南官吏中所占不过十之二三，且与权豪有矛盾，但深得当地士人之尊敬。
后来为方孝孺所称道的，正是这类人。
元朝科举制度既不按期举行，又由于江南地主及士人的优渥生活，事实上江南士人登进士的人并不多。据明末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载，当时“名士逸民，都无心于仕进”，以至“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止十九人而已”。
元代在江南笼络士人的策略，同样成效甚大。无科举时，儒为吏者不在少数；恢复科举后，“忘昼夜，废寝食”，终日“搜猎经史，旁入捷出”以求功名者亦有之。
甚至一些贪墨鄙吝的庸吏，亦多交接名流，以沽美誉，而对一般的士夫君子则异常歧视。
元朝政府对江南地主及士人采取了如此优厚的政策，使“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诚所谓盛也矣”。
因而江南乡绅的生活是安定和奢华的，苏杭地区更是如此。
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记载，元末常熟地区富民有曹善诚、徐洪、虞宗蛮三家。而虞氏拥有该县东南之贺舍、花桥、鹿皮弄三大片土地及住宅。到清初时，仍保存“虞氏故迹”。而贺舍即是为了虞家办喜事，“特筑舍以居贺者”。花桥系虞氏之花园原址。而鹿皮弄之由来，系虞家宴庆“杀鹿以食，积皮于其地，弄以此得名”。“弄旁又有勒血沟，每日杀牲以充馔，血从沟出流，涓涓不止。其侈奢如此。”
又据前引之《五茸志逸随笔》卷七记载，由于元朝“法网疏阔，征税极微”，因而当时僻处海上的松江地区“颇称乐土”，“富民以豪奢相尚，云肩通裹之衣，足穿嵌金皂靴”，江南富室“一家雄踞一乡，小民慑服”，当时都称他们是“野皇帝”，死后建坟，也都俗称“某王坟茔”。
其豪富及宫室逾制的状况，简直不是明清时人所敢想象的。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曾谈到元朝江南地区的园苑盛况。当时惟松江下砂瞿氏所拥有之花园最古，宋人诗句“留题壁间”仍保存可见，“所写诗佳字亦佳”；此外，苏州、嘉兴一带顾姓、陈姓的花园，也颇著名，每年“春二三月间，游人如织”；嘉兴吴氏花园名竹庄，“有池陂数十亩，天然若湖”，园中有水有亭，“构亭水心，潇洒莫比”。这些园苑经过多次战乱，到明初时已“无一存者”。
经过元朝统治者不数十年的笼络政策，元代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一种“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的现象，即江南士人在风俗习惯上趋向蒙古化，而江南士人身上的“宋之遗习，消灭尽矣”。当时为士者已辫发短衣，而且多学习、效仿蒙古人的语言、服饰，为的是能“速获仕进”，
尽快参加元朝政府做官。明人何孟春也谈到过这种情况：
（元代）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
因此江南地区之胡俗，已不全限于士人，也包括妇女。从服饰、语言、发型、姓氏、饮食，都有着不小的变化。据何孟春说，在明朝尚延续了“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可见影响之深。
江南的这种胡俗，在明初宋濂的文字中也有反映。他在《芝园续集》卷四《汪先生墓铭》中谓：“先生壮时，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遗俗，变且尽矣。”
既然说是“变且尽矣”，当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说蒙古人的风俗在江南地区烙印极深。
方孝孺在其《后正统论》中还说道：
在宋之时，见胡服、闻胡语者犹以为怪……至于元，百年之间，四海之内，起居、饮食、声音、器用，皆化而同之。
当然，这种情况亦有例外，像方孝孺所说的金华俞先生，就是“独率其家以礼，深衣危冠，坐谈古道”。
宋濂所说的汪先生也是“衣冠动作，语言礼度，犹宋人也”。
元代江南的士人，虽一部分人希望做官，但大多数人亦“不必仕宦”而过着优逸的生活。王世贞曾谈过元代浙中士人的生活：
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杨廉夫辈主之，宴赏最厚。饶介之分守吴中，自号醉樵，延诸文士作歌。仲简（张简）诗擅场，居首坐，赠黄金一饼。高季迪白金三斤，杨孟载一镒。后承平久，张洪修撰为人作一文，得五百钱。
元末著名学者贝琼谈到他客居钱唐时的悠闲生活：
至正初，客钱唐，属国家承平无事，而池台苑囿甲于三吴。时与一二宾客往来湖山之间，此一方壶也。
甚至兵乱后，他避居华亭，仍然过着“安居暇食以谈礼乐于干戈之表，亦一方壶也，是非神仙之所得专矣”
的隐士生活。当时的江南士人自视颇清高，对当地官吏亦常加讥讽。嘉兴林镛时在江浙行省做官，对一些达官显宦肆意拉拢，每逢宴席，杀鸡宰猪，“品馔甚盛”，而对一般“士夫君子”，招待“不过素汤饼而已”。于是众人乃请黄大痴作画以讽刺之，“讥谑交作”。
当时，江南地方由于海内无事，“士大夫安富贵而养功名”，甚或“上下相蒙，政以贿成”，
极尽侈靡享乐之能事。而一些文人雅士亦受此渲染，一片歌舞升平，而不顾其他。元末时，刘基在《牡丹会诗序》中，着重描述了这种景况：
甲午（1354）之春，予避地会稽……予尝见世俗之为宴集，大率以声色为盛礼，故女乐不具，则主客莫不黯然而无欢。及夫觞酌既繁，性情交荡，男女混杂，谑浪亵侮，百不一顾。有向隅而不获与群，则愤愤然见于色，形于辞。故始之以笑傲，而终之以斗争。以为有人之心者，无不知恶而绝之也。
元末士人的奢华场面及其颓废心境，亦多类此。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元末经济繁荣、民生安定有直接关系。
《南村辍耕录》中尚有许多记载江南民俗的史料，其中也与江南士人有关。如卷二七《庄蓼塘藏书》条，谈到松江府上海县藏书数万卷，且多手抄本。至正六年（1346）元朝修宋、辽、金史时，庄尚献于朝。他是当时江南三大藏书家之一。同卷《妓妾守志》条，谈到嘉兴富户濮姓以中统钞一千锭娶歌女汪佛奴为妾。卷二八《白县尹诗》条，谈到嘉兴一带妇女，皆“浓妆艳饰”，乃当地“风俗使然”。卷二七《胡仲彬聚众》条，谈到胡仲彬乃杭州城“勾阑中演说野史者，其妹亦能之”，说明当时杭州城内尚有女说书者。卷二八《丘机山》条，谈到松江丘机山其人，宋季元初即说相声，“以滑稽闻于时，商谜无出其右”。
看来元末江南的繁华市镇，即有着众多的民众生活，且江南士人的生活同样是丰富多彩的。
元末群雄起兵后，江南地区动乱迭起，原来江南士人的安逸生活受到了冲击，一时的太平盛世，已是一去不复返了。正如钱穆先生所云：
元明之际，江浙社会经济丰盈，诗文鼎盛。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裕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咏宴觞可逃，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亦宜然矣。
但是，面临的动乱当是事实，江南士人究竟何去何从？其动向大致言之，有三种不同的情况。而其元末之动向虽不尽一致，但在明初均相当程度上与朱明政权格格不入，因而遭到朱元璋的打击迫害。
这些人中，可以戴良、王逢作为代表。戴良是浙江浦江人，与宋濂同乡，是元末浙东的著名学者。他有多篇送宋濂的诗文，宋濂也两次为戴良画像作赞，均载戴良所著《九灵山房集》中，说明戴良和宋濂的关系极密切。宋濂著有《浦阳人物志》，戴良曾为之写序，其中认为浦江百里之地，数万人口，“顾独于人物之生，不一而足”。
浦江确实是元末士人荟萃之地，人才辈出。
戴良出身贫寒，他在给自己女儿所写墓志铭中谓：“浦江张氏（按：女儿夫家）居县南，戴氏（自称）居县北……张氏富室，戴氏乃寒门。”
他的祖辈及他未在元朝做过官。1358年，朱元璋攻下金华，他与当地士人胡翰等十二人参加过朱的政权，并为朱元璋讲解过经史及治政之道，次年还被朱任命为学正以辅佐之，与宋濂、叶仪等人一起备顾问。朱元璋撤出浙东后，戴良忽自朱军中逸去，并投靠了张士诚。
他的弃朱投张，并非与张有什么特殊关系，不过因为张士诚、张士德兄弟基本继承了元朝对江南地区的宽大政策，也对江南士人比较开通而已。
王逢，字原吉，江苏江阴人，元末著名学者，自称席帽山人，著有《梧溪集》七卷。他在元末曾作《河清颂》，有人向元政府推荐他，他称病辞。他与老友戴良一样，都对元朝有着某些怀念，因此两人一起投奔于张吴政权。戴、王参加张之政权后，除了劝说张士诚避免战祸，维持较安定的局面外，也希望张能反正降元。后来张的降元，正是王逢通过张士诚之弟张士德影响张的结果。《国初群雄事略》卷六载：“士诚之归元，其谋皆出于士德，逄（即王逢）以元之遗老与有谋焉。”
张士诚虽系贩盐出身，但基本继承了元代在江南地区笼络江南士人的政策，对江南士人尽力拉拢，《国初群雄事略》中多有记载，不赘。当时江南士人所以支持张吴政权，并寄希望于张的共有四点：一是“兵不嗜杀”；二是“闻善言则拜”；三是“俭于自奉”；四是“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这正是“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者也”。
因此，元末所以相当多的士人拥护或参加张吴政权，其道理即在于此。反之，张吴的政策不可能满足江南士人的全部要求，所以亦有不少士人仅在观望，而并未真正投靠他。即使如此，这些人的思想仍倾向张士诚，希望他“保境安民”。
至正辛丑（1361），有人向元顺帝推荐，授戴良为中顺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戴良见元朝已无可为，且无法实行其抱负，又见张吴政权亦无希望，于是决心离去。不久即携其侄戴温，泛海至登、莱，在青州居住数年，仍然企图与元朝官吏联系，以对恢复元室有所策划。洪武六年（1373），因见恢复元朝之事业无何希望，乃隐姓埋名潜回四明山，过着隐居的士人生活。
四明山山清水秀，濒临大海。当时一些儒士故老往往流寓于此，抒发着对朱明政权不满的共同语言。戴良经常与他们“宴集为乐”，“酒酣赋诗，击节歌咏，闻者以为有《黍离》《麦秀》之遗音焉”。
四明山事实上也已成为江南士人及元之遗老遗少怀念故国的据点，当然也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戴良在四明山隐居期间写了不少诗词，内中除了留恋元朝外，也缅怀友人，其中即包括回族诗人丁鹤年，载《九灵山房集》中。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表面上仍礼聘戴良至南京，“试文辞若干篇，命大官给膳留会同馆”，一时明廷内之“名公巨卿，见无虚日，甚或以师礼事之”。
戴良均以老病固辞。第二年，戴良终于被迫自杀，年六十七。至于王逢，当张士诚失败后，朱元璋屡欲招之，他则“坚卧不起，隐上海之乌泾，歌咏自适”。
他和戴良一样，过隐居生活凡二十年，死于洪武二十一年。钱谦益在评论王逢时谓：
（王逢）有《梧溪诗集》七卷，记载元、宋之际人才国事，多史家所未备。余尝跋其后云：“原吉为张氏画策，使降元以拒台，故其游昆山怀旧（指元）伤今（指明）之诗，于张楚公（士诚）之亡，有余恫焉。”
《新元史》卷二三八《王逢传》曰：“逢与戴良，皆眷眷有故国之思云。”
说明两人很有相似之处，最后又以殉元的结局而告终。
除了王逢，元末陈基的情况亦颇类似。
陈基字敬初，浙江临海人，与其兄同受业于义乌黄溍。后随黄至京师，被元政府授为经筵检讨。曾代人写奏章，力陈元顺帝及后之失，元顺帝拟罪之，乃避居家乡。张士诚起事后，又投靠张，参预军事，张士诚称王，陈基大加反对，几为张所杀。张士诚与朱元璋争战时，陈基曾代张书写檄文，指斥朱军。明统一后，张之部下多被杀，独陈基得免。明初他曾参加修《元史》，卒于洪武三年。关于陈基指斥朱元璋之文，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曾有评述：
至于龙凤丙申（1356）七月记张士德之擒，载临海陈敬初（基）诗云：“一望虞山一怅然，楚公曾此将楼船；间关百战捐躯地，慷慨孤忠骂寇年。”楚公即士德元所赠者，寇指明太祖也。
其中以杨维桢为代表。杨维桢字廉夫，浙江诸暨人，元末署天台尹。由于秉性耿直，得罪了上司，十年不调任。后来才升江西儒学提举，而江南已兵乱，乃避居富春山。当元朝修辽、金、宋史时，杨维桢曾作《正统辨》千言，得到修史总裁称赞。杨是元末著名文人。当他避居钱塘时，张士诚累以厚币招之，杨均拒绝。后来张又派其弟士信亲自登门造访。杨乃撰“五论”具书复张士诚，反复告以顺逆成败之说，张亦未采纳。后被张强邀至姑苏，适逢元朝使者以御酒送张处。杨遂赋诗曰：“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士诚强留不住，乃放其归家。
但他又得罪了元朝官吏，于是由苏州徙居松江。由于他在元末江南地区的固有威望，故“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或戴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雪》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
杨维桢对朱明政权亦无好感。洪武二年，朱元璋“以维桢前朝老文学”，特派翰林詹同“奉币诣门”，请杨编纂礼乐书籍。杨维桢说：“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加以拒绝。第二年朱又派人敦促成行，杨乃作赋一首，名《老客妇谣》以答之。其中道：“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朱元璋知他不能勉强，乃同意。后来杨维桢被请到南京居留一百一十天，将所纂之叙例编排完毕，“即乞骸骨”，以求保住老命。宋濂曾为之赠诗云：“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杨归家不久即卒，年七十五。
陶宗仪也属于这类的江南士人。字九成，浙江黄岩人。曾参加元末科举，一试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随后即出游浙东、西，师事诸名师。至正时，浙帅泰不华等推荐他任官，“皆不就”；张士诚请他任官，“亦不赴”。洪武四年，朱元璋“诏征天下儒才”，别人都推荐他，他亦“引疾不赴”。
不愿做官，是江南士人孤傲的表现，当时类似这样的江南士人，亦为数不少。
这中间可以宋濂、刘基为代表。宋濂和刘基“皆起东南，负重名”，朱元璋且将宋濂列为开国文臣之首，功勋卓著。洪武初，又主持修《元史》，充总裁官。宋于洪武十年致仕，始终未获封爵。洪武十三年，他的孙子宋慎坐胡惟庸党，他也几乎被杀，幸赖马皇后力救，方才保住老命，远徙茂州。后年还是自杀而死，年七十三。《国榷》引朱国桢的话称：
（宋）先生既不自名，世亦无有名之者，汶汶至今，良可叹息。太祖劳其身以忧天下，切齿于人之不仕者，御制班班可考。先生二十余年鱼水之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其职分。末年引疾，实拂圣心，若有意避远，并子孙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欲徙死于夔，其可得哉！俗儒之哀。吾不欲之闻之矣！
谈迁则深为感叹：“悲哉！仕宦真畏途也。”
宋濂致仕后，不满情绪溢于言表，多次反映在他的著述中。元朝原来的著名文臣危素参加明政府后，始终遭到朱元璋之揶揄，最后被迫害致死。宋濂在为危素所写的墓碑铭中，叙述危素之生平事迹，其中悉用至正纪年，不用干支。特别应提到的是，其中有“二十八年闰七月，元顺帝北奔”之语。
至正二十八年（1368）即洪武元年，而宋濂不奉正朔，这同样是江南士人不满朱明政权、怀念元朝的一种反映，不过较隐晦而已。另外，宋濂还在《揭君墓志铭》中，有至正“二十八年，逾太行至燕都……七月十八日顺帝宵遁”之语，
同样表达了这种情绪。前引钱穆先生文章，亦谈到此问题。他对明初陈旅、欧阳元、刘基等人在为《宋学士集》所作序中称元为“本朝”，感到不解，并认为“明初诸臣不忘胡元，真属不可思议之尤矣”。这些“诸臣”主要是指江南人士。
刘基的情况与宋濂虽小有不同，但其爵位不过被封为诚意伯，禄仅二百四十石，较之明初开国武臣，不可同日而语。他对元朝江南文化之兴盛亦推崇备至，这可从他的文集中得到说明。他在《诸暨州重修州学记》中写道：“国家（指元朝）自混一以来，以仁泽施于民，涵濡养育，蕃衍滋息，可谓庶且富矣。”此文作于至正十五年（1355），时江南已趋动乱。因此，刘基又说：“今（江南）乃至相率而为盗，庸非典教者失其职耶？”
刘基对元末统治者对江南士人之“仁泽”始终难以忘怀，事实上当时元在江南的统治已趋崩溃。又如他在《苏平仲（伯衡）文集序》中写道：
元承宋统，子孙相传，仅逾百载，而有刘、许、姚、吴、虞、黄、范、揭之俦，有诗有文，皆可垂后者，由其土宇之最广也。
类似的议论尚多，不赘。
朱元璋下集庆后，曾邀请刘基参加明朝政权，他未同意，后来朱元璋通过句容人孙炎，贻书于刘基数千言，方始依归于朱元璋。
明初建国不久，刘即告老还乡。
丁鹤年系回回，他的曾祖父阿老丁及其弟乌马儿，都是元初的巨商。由于阿老丁、乌马儿对忽必烈进军西北支援过大批军饷，功勋卓著，元朝统一中国后，以功授官，阿老丁年老不愿仕，特赐田宅，留京奉朝请，乌马儿授宣慰使，后升甘肃行省中书左丞。丁鹤年的祖父苫思丁曾任临江路达鲁花赤，父职马禄丁则任武昌县达鲁花赤。
丁鹤年父亲死时，他才12岁。本来回回的风俗不重厚葬，对丧事远不如汉人之繁琐，仅是服丧期间禁止用酒而已。但丁鹤年因受汉化较深，主张应依汉人葬礼，“乃服斩衰三年”，并且做到“仍八年不饮酒”。他一心发奋读书，“厉志为学”，精通《诗》、《书》、《礼》三经。早在武昌时，他即已蒙得楚地大儒豫章周怀孝的青睐与器重，“且欲同归豫章，而妻以爱女”。丁鹤年则以母老辞，表示要成为清苦儒士，对仕途不感兴趣。有人劝他身为“贵家子”，为何“不效祖父为官人”？他回答说：“吾宗固贵显，然以文学知名于世者恒少。吾欲奋身为儒生，岂碌碌袭先荫，苟取禄位而已耶！”
丁鹤年的诗颇负重名，编为《丁鹤年集》。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曾从由儒入佛、文学、礼俗等方面详细考证丁鹤年的汉化，可参考。丁鹤年之兄弟辈均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俱业儒，伯氏之登进士者三人”，
其兄吉雅谟丁、爱理沙均能诗，在《丁鹤年集》后附有两人诗若干首；即如其姊月娥亦通经史，娴礼法，丁鹤年幼时读书，且出于月娥口授。
可见，丁鹤年一家充满着儒家的色彩。
丁鹤年是回回，但元代西域人的汉化相当普遍。戴良在《鹤年先生诗集序》中曾指出，元代西域人汉化的过程，是各族人民长期融合、“文轨日同”的结果，他说：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西北诸国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沾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
积之既久
，
文轨日同
，而子若孙，遂
皆舍弓马而事诗书
。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此数公者，皆居西北之远国，其去豳秦，盖不知其几千万里，
而其为诗
，
乃有中国古作者之遗风
，亦足以见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丕变，虽成周之盛莫及也。
陈垣先生指出：“元人主中国不及百年，色目人醉心华化，日与汉字相接触，耳濡目染，以书名当世者大不乏人”，
也是说的这种情况。因此在元代出现的西域人汉化的这个重大转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仅如丁鹤年之回回然。
对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陈垣先生认为：“由此可见色目人（按：当然包括回回）之读书，大抵在入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既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
但“武力无所用”，未必一定会出现“惟有读书入仕之一途”。如果没有元朝对江南士人的“宽疏”政策，没有造成这种“读书入仕”的客观环境，那么西域人的汉化速度，是不会这样快的。
1352年，徐寿辉起义军下武昌，年仅十八的丁鹤年携其母来到江南，避居镇江。不久母病死，鹤年“盐酪不入口者五年”，以孝闻，故有“丁孝子”之美号。后又避居四明，“或旅食海乡，为童子师；或寄食僧舍，卖药以自给”，生活甚为艰难。这时的浙东也不平静，兵戈四起，方国珍起义军在这里盘踞，对色目人大加排挤、打击。丁鹤年在无可奈何下，过着“逃匿海岛”“转徙无常”的流徙生活。
戴良在至正末年写的《鹤年先生诗集序》中说：
（丁鹤年）遭时兵乱，逃隐海上，邈不与世接，凡幽忧愤闷、悲哀痛苦之情，一于诗焉发之……但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读之使人感愤激烈，不知涕泗之横流也……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绝域之诗，俱得系之天子之国。而鹤年之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将遂泯无闻矣，不亦重可悲乎。
可见，丁鹤年在元末兵乱之时，所作诗歌不但“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愍乱思治之意”，以抒发“幽忧愤闷、悲哀痛苦之情”，而且还“著明王化民俗之盛”。戴良在这里为元代“涵煦百年”之久的文化将“泯无闻矣”而感到悲哀，这自然也是丁鹤年的悲哀。
及至元亡，丁鹤年“饮泣赋诗，情词凄恻”，
“兴亡之感，一托于诗，悱恻缠绵，眷眷然不忘故国，瞿宗吉《归田诗话》所称：‘行踪不异枭东徙，心事惟随雁北飞’”，其诗集中《逃禅室与苏生话旧》等诗都反映了他的故国之思。
他与好友戴良诗歌唱还，缅怀老友，留恋元朝，共同抒发对故国的哀思。如戴良在《寄鹤年》中写道：
衡门之下可栖迟，
且抱遗经住海涯。
东汉已编高士传，
西方仍诵美人诗。
衰年避地方蓬转，
故国伤心忽黍离。
天末秋风正萧瑟，
一鸿声彻暮云悲。
虽然这种情调不尽可取，但从当时的社会背景视之，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合理性。
清人全祖望说：“鹤年以朝不坐燕不与之身，岂有故国故君之托寄！况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华伐之系望，乃欲以藜床皂帽支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间世之豪杰也已！”
他对丁鹤年的故国之思感到不理解。实际上，丁鹤年之“不忘故国”，不仅是由于他“家世仕元”，
还由于他对元代“王化民俗之盛”的留恋。《丁鹤年集》中有《送月侍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一诗，作于元时，系“代杭城父老作”，开篇就称颂元朝“戈甲三边静，车书四海同；时平尚文治，策士明光宫”，并称颂月侍郎的风采，接着说：“力役均平赋敛轻，去者讴歌来鼓舞”，“目击盛事，岂容缄默”而为之讴歌，“生逢舜日当尧天”，八十老翁“茅檐击壤歌丰年”，
可见丁鹤年不但对元代的文治称颂不已，对元代江南的轻赋政策也视为“盛事”，反映了江南地主和士人的利益诉求。这正是丁鹤年与戴良这样的江南士人结为好友并共同缅怀元朝的思想基础，
在某些方面，丁鹤年的思想和情感已与江南士人一脉相通。
丁鹤年及其他西域人之崇尚儒学，是元朝之一代潮流，原不足怪。但《明史·丁鹤年传》说他“晚学浮屠法”。
按丁鹤年卒于明永乐年间，元亡时才33岁，尚为中青年，不得谓为晚年。而戴良《高士传》《鹤年先生诗集序》及乌斯道《丁孝子传》对学佛一事均无明文，因此丁鹤年之由儒入佛当在入明以后。原来“回回与浮屠绝不相入”，丁鹤年在入明后由儒学佛，颇值得注意，陈垣先生指出，这一现象“与环境极有关系”，并对此详加考证，认为“鹤年之依佛，殆一种避祸不得已之苦衷，暂行遁迹空门而已”，并以丁的许多诗为例，说明“一种恐怖忧患之情，溢于言表，何与于禅！无怪乎曰‘寄黄昏’、‘暂逃禅’耳……皆足证明其始非有真知灼见必须学佛，不过借此苟全性命耳”。
陈老见解非常精辟，可谓不移之论。但丁之学佛谈禅从另一角度看，恐怕也与当时朱元璋崇尚佛教有关。朱元璋即位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如吴印、华克勤等人“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当时李仕鲁以辟佛自任，触怒朱元璋，“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万历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亦称：“我太祖崇奉释教，观宋文宪（濂）《蒋山佛会记》以及诸跋，可称至隆极重。”
尽管丁鹤年从未在元朝做过官，在元末也未依附任何政权，但他身为回回，又时时对元朝怀故国之思，与江南士人过从甚密，在朱元璋不但对江南士人大肆打击，还对“回回人禁例甚严，行止皆不得自由”的情况下，
丁鹤年“暂行遁迹空门”，乃是借朱元璋崇佛的社会环境，“殆一种避祸不得已之苦衷”，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这样确实可以逃避官府一些人的耳目，借以“苟全性命”。
总之，元末的江南士人，不论伊始依附张吴政权的，还是参加朱明政权的，乃至超脱于元末群雄之间的，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怀念元朝，而与朱明政权格格不入。这与元朝对江南地主及江南士人的“宽疏”政策有关。
张士诚重视江南士人的作用，重用文人；他的割据自保的保守战略，正符合江南士人“保境安民”的需要，因而得到他们的支持。因此，江南士人在元末时期的影响，不容低估。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采取种种措施，打击江南士人，不论江南士人在元末政治态度如何，他们在明初之境遇，“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或被迫害致死，不得善终；或隐居田野，不谈国事以自保；或遁入佛门以避祸，借以苟全性命。戴良在隐居四明山时，曾作《岁暮感怀》四首，其一曰：
移家东海上，汩没度危时。
草市腥红鲍，民居杂岛夷。
衣冠随俗变，姓字畏人知。
保己无深计，翻言命可疑。
言明戴良之隐居乃是“汩没度危时”。诗中有“民居杂岛夷”之句，“岛夷”通常指外国，说明四明山集居着各族人民，甚至包括原来从事海外贸易的外国人，如阿拉伯人及日本人等。他们在明初同样遭到朱元璋的禁锢，也和丁鹤年一样避居海岛，同时也恢复了汉人的衣冠。前引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元代江南地区人民“胡俗变易中国之制……我太祖心久厌之，洪武改元，乃诏悉复（汉人）衣冠”。戴良在诗中还说“衣冠随俗变，姓字畏人知”，不但道出了他们当时之处境，也说明了恢复汉人衣冠是戴、丁所非常不满意的。这种情绪和处境在戴良的《自述》中流露得非常明显。其中道：
事业此生休，遑遑今白头。
一年看又尽，数口转多忧。
醉忆山公骑，寒悲季子裘。
妻儿重相见，说著也堪羞。
戴良写出“保己无深计，翻言命可疑”，“事业此生休，遑遑今白头”这样的诗句，可以想见他心情之沉痛而无可奈何。他对恢复元朝的事业及遥想江南士人的欢乐安定局面，已丧失信心，并知是完全不可能了。这里说的不仅是戴良本人，恐怕处于当时的一些江南士人及丁鹤年等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吧！这正是元末的江南士人在明初之境遇。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尚获生机的江南儒生，怀念元朝的江南太平景象，不是很自然的吗？
（本文系《元末的江南士人与社会》《论戴良与丁鹤年》两文合并而成，前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社会史专辑；后文原载《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