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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以来，临时差遣职任的增多，使任事者所带官衔与所莅职事的分离日益普遍，出现了所谓“职事官系统阶官化”的趋势。这种状况，是在制度令文不适应现实变化、用人权力分散的情势下发展起来的。而原职事官固定为阶官系统，并与差遣实职更为彻底地分离开来，则是在北宋集中用人权力、加强治事机构效能的努力中实现的。
五代末年，后周的中书舍人窦俨向世宗上疏，建议由宰臣推举辅相，并提出：
〔若〕陛下向不知名，或官品未称，则令以本官权知政事……如能兴利除害、献可替否、进贤才、退不肖，则迁其官，加其秩。官高者则受平章事，未高者但循资而转，且令权知。如其非才，即便守本官，罢知政事，让其举主……
在这段话里，窦俨将高层官员任用中，“本官”与“权知”二者分别应起的作用表达得十分清楚。
就普通官员而言，窦俨一方面在《陈政事疏》中尖锐批评“今朝廷多士，省寺华资，无事有员，十乃六七，止于计月待奉，计年待迁”，一方面提出了疏导“有员无事者”任职流向、增重外任“益国利民”的主张
。据说周世宗“览而善之”
，却未及全面实行。
应该说，此时的士大夫已经不再局限于唐代后期陆长源等人的认识水平上了。他们开始另寻出路，并且已经意识到充分利用本官（原职事官）的安定作用、调节作用，而另建一套差遣治事系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北宋初期，大批京朝官外任，“由是内外所授官多非本职，惟以差遣为资历”
。三省六部官员不理本司职事的状况，已被承认下来，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事之所寄，十亡二三……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真所谓“宋承唐制，抑又甚焉”
。
这恰恰体现出北宋决策人物的识见。他们看到隋唐以来的散官系统，至此除“粗系服色”外已很少再有标志身份的意义；三省六部职事官系统被诸多使职抽取了职事，空余序位请俸之功能。他们继承了前代遗留的既成局面，却舍弃了唐代后期以“官”为中心的调整思路，不再把“官复其职”作为整顿的目标；而从原有窠臼中超脱出来，因势利导，以“所任之事”为中心，依事任设阙名，索性以原职事官名衔体现官员待遇及地位，而另建有效能的治事体系，从而形成了“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的设官分职格局。
宋初在整理任官制度时，体现出浓厚的务实色彩，比较妥帖地解决了眼前矛盾，顺利平稳地实现了用人权力的转移，同时亦使“官”与“差遣”的分离/分立固定下来。
本官与差遣的分离，在宋代官僚队伍不同类别的成员中，实现程度有所不同。宋代的文官，依其阶次高低，分为朝官、京官（合称“京朝官”）、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京朝官出领外任，脱离本职却带本官，在他们身上，名分与职任的“分离”体现得明显、彻底。而就相对基层的幕职州县官来说，尽管“有以京西路某县令为阶官而为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者，有以陕西路某军节度判官为阶官而为河东路某州州学教授者，有以无为军判官为阶官而试秘书省校书郎者，其丛杂可笑尤甚”
，但总起来看，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带幕职州县衔，任幕府州县职，他们叙迁中的阶秩与差遣中的资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在他们身上，“官”与“差遣”的分离，远不如京朝官彻底。
与“官”和“差遣”的分离相关，宋代官员的“资”与“职”，也有可能发生分离。当时的官员，有文资、武资之分；差遣职务，有文职、武职之别。官职的选任，大致有三类情形：一类，一般由文资充任；一类，主要由武资担当；又一类，则文武资皆有。官员不同的“资”，虽然有区分职能的功用，却主要是用以标志不同身份的。以文资官主持军政事务、以武资官负责地方行政的情况，屡见不鲜。通常意义上的“文官”“武官”，是自身份（“资”）着眼的分野；而观察其权责绩效，则需要注意其“职”，注意其实际事任与功能。
宋代的所谓“正官”、“本官”，亦即寄禄官，是较之前代更为充分地发展了的阶秩体系。它以省部寺监官阶组成为京朝官转迁的不同序列，以此寓示人们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流品等背景内容。有寄禄官作为社会地位、待遇的基本体现与保证，实际差遣职务的任免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唐代“掌务而授俸者，唯系于职事之一官”
；此时却一析为二了：“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二者既相分离又相联系。其分离，使得宋代的官僚选任制度亦分为两途：一为转改寄禄官品阶的磨勘叙迁之制，一为以资序为依据的差遣除授之制；其联系，反映在二者之间维持着一种互补与大致的对应关系。
最高决策层运用多种手段驾驭、策励群臣为王朝统治俯首效力。或升差遣而阶秩如故，或迁阶秩而差遣照常；有二者同步迁降者；又有侍从臣僚获咎于君上，谪差遣、放外任，而于贬抑之同时却升阶官表示抚慰者。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吕蒙正被责为“朋党比回”、“窃禄偷安”而罢相，本官却自户部尚书转为吏部尚书
。真宗咸平初年，王禹偁落知制诰，受命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黄州。他本人对此十分不满，遣其子嘉祐献书于中书门下，理直气壮地责问道：
朝廷设官，进退必以礼，一失错置，咎在廊庙。某一任翰林学士、三任制诰舍人，以国朝旧事言之，或得给事中，或得侍郎，或为谏议大夫。其独异于斯，斥去不转一级，与钱谷俗吏混然无别。执政不言，人将安仰？
王禹偁，一代刚正名臣。其“公移笺书，引例乞转”
，至少说明当时在“斥去”者转阶秩方面已有成例。
北宋前期发展成熟的这类进退办法，有时被认为是“人主之微权”。它极大地丰富了人事制度中的应变处理方式，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奖惩激扬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