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一、“官”与“差遣”分离制度溯源 |
|
我国古代曾经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官”：一种是标志职任的职事官，一般来说，“亲职事者谓之职事官”，其名衔与所掌事任直接相连；另一类是标志品位、阶秩的阶官。阶官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仅就隋到宋而言，隋唐时期为文武散官，北宋元丰改制后为寄禄官；而北宋前期的情况似乎比较特殊，一方面尚书诸司废为闲所，另一方面标志身份的阶官却偏偏采用了三省六部等职事官的名称。
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考》在讲到宋代设官分职之制时，说：
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宋史·职官志》总序部分，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
。这段话，源自宋代的《两朝国史·职官志》：
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
这体现着宋人的认识，反映出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制度之大概。这种设官分职的方式，突出地将“正官”与其职事区分开来，虽然名称紊乱混淆，治事系统却明确集中。从实践中看，务实应变的色彩很强。
官员品位与事任的分离、并立，决非始于北宋，这点自无疑问。而说到官与差遣的分离，通常是指身居“职事官”名位，却又与“职事”指涉的责任分离而另领他事。那么，这一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帝制社会中，名义上皇帝握有一切权力，臣僚领受其旨意，作为其代理人去实施统治及管理的职能；而事实上，在施行的过程中，臣僚势必部分地拥有自行决定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绝对集权”是不可能的。因此，帝王对于臣僚既有任用的一面，又有防范的一面。官僚群中，在承认帝王人事大权的同时，亦要求自身的基本权益、地位有所保障。双方利益冲突、折衷的结果，使君主往往不直接触动在任官员的原有地位，转而临时任用一些身份相对低微者及亲从，或委以伺察群僚之事，或委以掌管机要之任，或委以参议政事之权。早在西汉时，即产生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
的刺史制度。“秩”与“命”分离、“官”与“权”不侔，两个系统并行，使最高统治者便于驱策驾驭，亦促成了上下内外百官庶僚各处其所、相互维系的机制。可以说，这种“分离”状况的不断出现与陆续调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官僚任用制度的逐渐成熟。
具体地说，隋唐以来，职事官系统与散官系统的并行，从制度上明确了治事系统与品阶系统的分立。而在此基础之上，职事官体系内部，又发生着进一步的复杂变化，并从而产生了以“职事官”与“差遣”相分离为特征的设官分职方式。如孙国栋先生在《宋代官制紊乱在唐制的根源》中所说，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政治局面转变，旧的官制不能应付新环境，以致不少旧职事官职权堕落；二是旧官制既不能切合新事机，重要公务只得另派“使”“职”负责，而带本官衔（或加以职事官衔），职事官逐渐变为不任事之空衔；三是原来用以叙品阶的散官，由于授受太滥（特别肃、代、德宗三朝），不为人所重，不得不以中央职事官（尤其不负实际责任而又“地高望崇”者）作为赏功勋、叙位望的空资格
。
唐代职事官之滥授，有两大“高潮”阶段。一是武则天当政时期，为扩大政权基础，大设试官以甄别能否，广置员外而宠以禄位，“殊不知名实混淆、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
。二是中晚唐时期“兵革不息，财力屈竭，勋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
。职官之赏，使职事官队伍的成分及其性质发生了严重变化，冗滥猥杂而无法正常运作。这无疑大大加深了职事官队伍的分化程度——其中既有治本司事者，又有带本官充他职者，更有坐领俸禄者；同时，也加速了所谓“职事官阶官化”
的过程。这成为北宋前期以职事官为阶官、以差遣任实职的直接原因。
孙先生指出的三条原因中，表面上看，“滥授”影响最为直接；而前两条原因相互关联，是与制度本身直接相涉的、更为深刻的原因。职事官与其职事的分离，是在旧制度与新事机的矛盾运动中，在以用人权力为关键的冲突中，随着“带本官充他职”现象的普遍化而发展起来的。对此，有必要做稍为详细的说明。
唐承隋制，本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而如《新唐书·百官志》总序所说：
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
一方面是“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另一方面也是“假以他名”的方式，得以拓宽执政人选范围，或借重于功臣元勋的经验，或吸收能力特出而资格较浅者参政。长此以往，势必带来原居职事官（如吏部尚书、秘书监等）与其实际职任的分离。不过，开元以前，这种性质的分离尚不彻底，带本官任相职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
，并未完全脱离本司事务。
早在唐代前期，已有由中央特授的检校、摄、判、知等名目。例如贞观年间兵部尚书杜如晦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
；民部侍郎卢承庆兼检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选事
等。这些职任在当时多系特命，资格方面限制较宽，运用灵活。不仅任职者的品位与所委事任间常有差距，而且所“摄”“知”的事务皆非其本官之职（尽管亦有仍理本官事者），用卢承庆的话说，就是“越局”“出位”而掌他职
。就其性质而言，即属于临时差遣职任之类。帝王经常以此表示对于某人的倚重或对于某事的重视。
《新唐书·百官志》总序称：
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按，据《通典·职官典》，贞观时“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三而已”
，该说近是），……然是时已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
可见，几乎在定制的同时，朝廷即已开始突破“本制”约束，而在规定之外，另设权宜职任了。唐代的官制，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是在施行过程中不断调整的，只有在变动之中，才能认清其实际面貌。或许可以说，前期所谓“官制的特别运用”，与其后的“变制”、“乱制”有着内在的联系，有时甚至很难将二者断然区分开来。
至于“行”、“守”之类的说法（“凡注官阶卑而拟高则曰‘守’，阶高而拟卑则曰‘行’”
），主要用以表示职事官与其本品（散阶）之间的高下差异，而不是指职事官与其差遣事务的分离。
使职，本“因事而置，事已则罢”
，如监考使、校考使之类。凡任使职者，都带着自己原有的职事官衔，却不再经管原职任内的事务，所居职事官成为其地位、待遇等次的一种标志。正像职事官的散品为其“本品”一样，此时的职事官成了受差遣者的“本官”。
唐玄宗时期，“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的做法，形成为“一代之制”
。为应对军事、财政等问题，调遣官员以本官充使充职的做法已经十分普遍。“安史之乱”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更是各辟僚属，开府治事。《旧唐书·职官志》在讲到节度使及其属官时，注云“检讨未见品秩”
。针对该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八加案语说：
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
节度等使如此，其他如盐铁、转运等使莫不如是。当时不仅使职如此，其他内廷备顾问的翰林学士、外朝理政事的同平章事，都是差遣职任而非在《官品令》中规定了品级的“官”，因此皆无品秩，必须“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
。这些官员所带的职事官衔（“官”）显然皆脱离了原有职事，只用来“以第叙常秩”
，标志身份之崇卑；而所供之“职”，则另有途径安排。
以往权宜设置的使职差遣之普遍化，使尚书省六部所辖职任在很大程度上被抽空了。
《文苑英华》载于邵（？）大历初年所撰《为赵侍郎陈情表》，其中说到尚书省当时的情形：
属师旅之后，庶政从权，会府旧章多所旷废，惟礼部、兵部、度支职务尚存，颇同往昔；余曹空闲，案牍全稀，一饭而归，竟日无事……
贞元中，陆长源《上宰相书》更指出：
尚书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无戎帐，户部无版图，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光禄不供酒，卫尉不供幕，秘书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虚设，禄俸枉请，计考者假而为资，养声者藉而为地。一隅如是，诸司悉然。
据此，三省六部及诸寺监职事官系统失其职任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原职事官设置、名衔虽仍保留不变，却多不预实事，只剩下据以请俸禄、叙资考的作用了。这无疑从根本上破坏了原有的整套设官分职制度，而开启了通往宋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的门径。
上述诸因素、诸过程的交互运动，使得唐代后期的“官”与差遣之“职”成为区分明显的两个系统。白居易在《有唐善人（李建）墓碑》中说：
公官：历校书郎、左拾遗、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员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澧州刺史、太常少卿、礼部·刑部侍郎、工部尚书；职：历容州招讨判官、翰林学士、鄜州防御副使、转运判官、知制诰、〔知〕吏部选事；阶：中大夫；勋：上柱国；爵：陇西县开国男。
所谓“官”，皆属职事官系统之内；“职”则是为应对事任，在官品令之外陆续创置的职位。散阶（“阶”）、勋官（“勋”）、爵位（“爵”）则基本上是分类分等的秩次名位标志。五代时期，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也把自己的经历分为阶、职、官（分列“摄、试、检校、兼”官及“正官”两类）、爵、勋等诸项，分别罗列出来
。
可以看出，在时人认识中，依制度令文之规定设立、依次第正式除授者即为“官”；应时势需要，因事而设、临时差委者即为“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职事官体系之内，存在着分化不一的状况：有些职务实莅其事，有些则已不领实职。接受差遣者原居之本官，尚未完全演变为纯粹代表身份的标志，待卸去差遣职任后，往往仍回本司视事。即以李建为例，他中进士后，首试校秘书郎，以该身份判容州招讨事，后来调为本官；又以殿中侍御史衔，出任鄜州防御副使，不久“归为殿中侍御史”
。
职事官体系与使职体系交叉，带职事官而理差遣事任，出则任差遣，归则复本任，这种办法的普遍行用，很容易造成官员管理中的混乱与不便。诸如带本官者与其“本曹”的关系，以及是否应按“在朝叙职、入省叙官”的原则排列次第，此类复杂敏感问题，自唐至宋争论不休
。
中晚唐时期，既是以种种权宜措置破坏原有官制的过程，又是尝试对设官分职之制进行整理，力求建立能够相对稳定运转的官僚机制的过程。
这一阶段中，中央职事官队伍已经改变了性质，而差遣体系尚未发育成熟，反映在任官制度中，实际上出现了“双轨制”的局面：一方面，“官”有员额有品秩，却不一定有事权；另一方面，拥有事权的差遣“职”，却由于本属权宜设置，任命不经正式程序，既无品秩又无员额。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使职差遣并非独立完整的官僚体系，其相对灵活的治事功能的存在及有效发挥，有赖于原有职事官体系提供着相对稳定的阶秩等级作为结构性保障。
这种状况引起了士大夫们广泛的关注和议论。当时整理任官制度的努力，归结起来，是希望恢复——而非另建一套——以职事官为中心，把官称、员阙、品秩、事任联系在一起的设官分职方式。
早在武则天时期，李峤为吏部尚书，许员外官厘务，“至与正官争事相殴”，于是用“停员外官厘务”的办法
，把他们与正员官加以区别，维护了职事官的正常工作秩序。中宗、韦后时期“纲纪大紊”，无阙注拟
。先天以后，宋璟主持铨选，力革前弊，一改逆用数年员阙以迁就选人的做法，以“量阙留人”为方针，尽力保证治事队伍的效能。直到德宗时期，陆贽提出注拟时“计阙集人”的原则，进一步明确了铨选中以职事官“阙”为本位的政策与思路。面对官员总额剧增陡涨的形势，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把限制冗滥的着眼点转移到直接选授任职的“阙”额方面
。于是，不仅有正员官与员外官的区分，又有了“占阙”与不占阙、“视职”与不视职、“厘务”与不厘务的类别
。
不过，事实上，当时铨司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由于员额多溢造成的。此时的任事官僚，既有由君相直接任命者，又有归诸道使府、诸差遣使职自行辟署者；与大量“《令》外阙次”相比，中央人事部门（吏部）能够掌管的，已属十分有限。而且，即便按规定应归吏部注拟的职任，即所谓“系部阙员”
，如州县系统地方官之类窠阙，亦有不少被方镇侵夺去了。这样，“争阙”即构成中晚唐争夺人事权力的主要内容之一。吏部乃至中书门下反复论诉，朝廷三令五申，企图保住铨司员阙，却终于收效甚微。另外，更由于官与差遣的脱节，在册之阙与其实际事权发生了分离。以往铨司主要靠“注官填阙”来实施其人事任用权，此时，即使能够控制在册阙次，也不可能再藉此实施对于整个实际任事的官僚队伍之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