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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职官制度，就其部门与层次来说是错综复杂的，就其相互间的关系来说，又是胶葛混淆的。因此，它自来被宋史的研究者们视为畏途，望望然去之，避之唯恐不远。然而照实说来，在宋史研究领域里，它却是一个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对于宋代职官制度了解的多少，是会在质的方面，决定一个宋史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水平高低的，尽管其研究课题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我的朋友当中就曾有人说：“职官制度方面的事，即使你不去管它，它也要来管你，不管你研究的是哪一类问题。”这些话，都是正得我心之所同然的。
在宋代职官制度中，其最为通常出现的，关系到绝大多数官员的升迁、黜降事件的，一个是有关铨选的问题，另一个则是有关磨勘的问题。前一个，虽是从前代沿袭而来的一种制度，到宋代却又具有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一些特点；后一个，虽也是属于前代已有的考核制度之一种，但不仅这一名称为宋朝所首创，其所实施的种种细则，也是前代所不曾有过的。因此，我们似又不妨说，对于铨选、磨勘等问题如缺乏清晰的概念和透彻的理解，对于宋代的职官制度也就会随时随地遇到一些扞格难通之处，从而也就无法真正领悟的。
《宋史》把章惇列入《奸臣传》中，但在章惇的传中，却插入了如下几句话：
惇敏识加人数等，穷凶稔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迄无显者。
李纲的《梁溪全集》（卷160）中也有《书章子厚事》一文，文中有一段说道：
方子厚当轴，士大夫喜抵呵其失；然自今观之，爱惜名器，坚守法度，诸子虽擢第，仕不过管库、州县。岂不贤哉！
以上两段引文所反映的是，在宋代的大小官僚们的仕宦进程中，有的人可以利用其既得的特权，可以令其子弟不依铨选的固定程序而快速晋升，而被一般人认作并非善类的章惇，却独能奉公守法，令其子弟均按部就班地听候铨叙机构的注拟。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盛行，在唐代即已有了《循资格》的死板规定，作为入仕人群升迁调补的准则和限制；到宋代，科举之盛更远非唐代之所能比，官僚群体之员额也几乎是年有所益，月有所增，于是待次待阙于铨部者纷纷扰扰，于是铨部在极端正常的情况（即非徇私枉法时）下也只能做到“资深者序进，格到者次迁”的地步，自无法使得非常之才得以尽快地脱颖而出。这对于造成宋代吏治之因循保守，显得奄奄无生气，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倘若不深入理解铨选在宋代职官制度中所占有的地位，就连章惇所具有的那一独特的美德也无法领会，更何论于对宋代的官制以至对宋代政治历史的研究呢？
《宋史》的《范仲淹传》，于记叙其在庆历三四年（1043—1044年）内推行了一些新政，后因遇到很大阻力以致不能不离开参知政事的职位时，对范仲淹所推行的新政作了一段总的评述说：
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宋史》的《苏轼传》载有苏轼于王安石罢相退居金陵之时，在由黄州去常州的途中特地与王安石会晤时的一段谈话，其最末一事为：
安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
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安石笑而不言。（按：《宋史》此段当抄自邵伯温《闻见录》。）
上面的两段引文，一则反映出，对于磨勘法之改进和加密，竟可以使一个参知政事因而去职，足证磨勘法在官员群体中的牵动面如何之广；二则反映出，官员群体中人，为企图把磨勘提前半年进行，竟至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谋求。这就又都反映出，磨勘问题关系到一个官员的仕宦进程，是如何重要的一个问题。
总括上面的一些论述，我们说，铨选与磨勘二者，乃是宋代职官制度中极为关键的事，是研究宋代职官制度史者不可不首先董理清楚的问题，自然是没有任何过分之处的。
在50年代中期，为了培养学生“向科学进军”的本领，我曾参照清代乾嘉学者的意见而向学生提出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者。当时的学生正热衷于讨论“理论挂帅”、“以论带史”和“论史结合”等等的问题，大都把我的意见认为是“老生常谈”，是陈旧过时的方法论，因此，它所起的引导作用实极微末。然而，到1958年的教育革命期内，北大历史系的一部分学生为批判我的学术思想，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绝大部分是以我提出的治史的四把钥匙作为批判对象的。有的大字报上还突出地画出了一把金黄色的钥匙，用以象征马列主义，并向我质问道，为什么竟把这一把最灵验的钥匙撇开不谈？当时我心想，倘若我真地把马列主义降低到与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目录学诸门类同等的水平，那岂不将构成更严重的错误吗？只因当时我并没有进行答辩的资格，所以就默尔而息了。事后，虽经学术界的领导人物郭沫若、胡乔木分别在报刊上或会议上为我所提出的四把钥匙进行了平反，然而年轻人真肯使用这四把钥匙（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把）去研治史学者，却依然是为数寥寥。
在真肯使用四把钥匙治学的青年学子当中，邓小南竟也是厕身其中的一人。照实说，她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是在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教授的加意指引之下而掌握了这一治学途径的。王永兴教授所开课程是隋唐五代史，隋唐的职官制度、隋唐职官制度中的铨选制度，属于王教授的重点讲授内容之一，使听课者均深受其益，而小南则又把她所传承于王先生者推衍到宋代职官制度和铨选制度的研究，终日甘居于寂寞之滨，孜孜矻矻地乐此不疲。她以“水滴石穿”的功力，努力去攻克宋史研究中的这一坚硬堡垒。其研究成果则是目前要奉献于专家学者面前的这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
这本书中的一些篇章，已曾在国内各地的期刊上刊出过，也大都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注意和品评。有的人说，她的这些文章，反映了她的基本功的深厚扎实、逻辑思维的周密谨严，诠释精当，剖析和论述也都层次井然；有的人则说她的选题难度大，而她却能够开掘得很深，阐释得很透，随时随地都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使读之者不至产生“陈旧”、“平庸”和“似曾相识”的感觉；有的人又说，对于北宋前期官、职、差遣的分离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的文章并非太少，其中有些或则就事论事，或则蹈故袭陈，而她的论文却出手不凡，将官与差遣分离的历史过程追本溯源，爬梳得一清二楚，犁然有当；有的人则更说，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她把官制史的研究放在广泛的政治、社会和历史的联系中进行，这是就制度论制度者永难望其项背的。这些话，虽大都出之于同行同道的史学研究者之口、之手、之文，似乎不免有内台喝采之嫌，但实事求是地加以衡量，我却也觉得这些话是符合实际的，并没有揄扬过分或失实之处，用特摘述于此，以代替我要说的一些内举不避亲的话语。
我还想说一些离题稍远的话。如今的世道，大家，特别是青年人，都成了急功近利主义者，都急于求得声名和财富。这种歪风邪气，不幸竟也污染到学术研究的领域，更不幸是竟也污染到宋史的研究领域中来。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我们应当奋力改变这种状况，应当树立一种笃实的学术风气，应当对于正在走着淳朴务实道路的青年学子和学女，尽可能给予鼓励和扶持，使其辛勤笔耕的成果不至淹没无闻，使一些不仅能弄清史实而且有独到见地的著作能够一批批涌现出来。对于此事，我国学术事业的振兴，再缩小范围来说，我国宋代史事研究的振兴，实利赖之。爰藉这本小书印行的机会，对于在学术界较有影响的老辈学者和操文衡、主编政的先生们提出这一呼吁。
1991年5月2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