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寄禄官阶秩系统，利用了前代职事官的称谓头衔；官与差遣的分离，表现为职事官名衔与其职事的分离，因而造成了官制中纷繁复杂、名实不侔的现象。在赵宋统治稳定后不久，这种状况即受到朝野人士的强烈批评。要求“正名”的呼声，变法实践的冲击，终于导致了宋神宗元丰时期的官制改革。元丰改制包括“以阶易官”及调整中枢结构两方面主要内容，于元丰三年（1080）至五年分两步完成。唐中叶至此三百余年间，任官制度历经冲击、变更与整理，形成了螺旋式的转折。如果我们将考察的目光延展至南宋时期，可以说，走过了一个大的“之”字形。

元丰改制与文官选任相关的内容，主要在于厘正官称，使职事官“实典职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开始于熙宁末年，宋神宗命令馆阁校勘《唐六典》。元丰三年六月，在经过数年酝酿之后，正式由中书置局，详定官制。以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都承旨张诚一总领其事 。八月，神宗下诏，表示要根据目前状况，参酌前代官制：

使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因以制禄。

这就概括提出了改制的主要设计思想：首先将“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以寄禄阶次取代“领空名”而无实职的本官称谓，改变晚唐五代以来官称杂驳无章的状况，进而为官复其职、为中枢机构及部门调整创造条件。而使官员得以“实典职事”的前提，不仅在于以阶易官，亦须从组织结构上对台省寺监重新予以设置，使“实职”向其回归。改制导致了中央官僚设施（包括官僚选任机构）的一系列撤并、调整，宰辅名称的更易和权限的重新划分。作为起步，将原散官阶名称加以改造，形成为一整套新的寄禄阶称谓，用以取代原来借用的职事官称。

寄禄官阶体系，是本官体系的替代。中唐以降形成的“本官”体系，是重重历史因素积淀整并而成，沿用了唐代职事官名衔而其职事已被抽空，头绪繁紊且名不副实；寄禄官体系则是参照前制通盘设计的结果，功能明白，名目井然。“腾出”的省台寺监官位，得以莅官知职；寄禄体系又保证其待遇如初。八月诏书中，神宗勉慰群臣说：

凡厥恩数，悉由旧章。不惟朝廷可以循名考正万事，且使卿大夫莅官居职知所责任，而不失宠禄之实，岂不善欤？

以此说服广大官僚，换取他们对于这次牵涉面广泛的官制改革的支持。

原则确定之后，即于九月初增派翰林学士蒲宗孟、知制诰李清臣兼详定官制，检定中书户房、礼房公事毕仲衍、王震并兼检讨文字 ，加速了改制工作的进程。九月十六日，详定官制所进呈《以阶易官寄禄新格》 ，随即下诏颁行。其后的二十余年，文官“以阶易官”的范围扩展至幕职州县官，阶次的数目及称谓也先后有所变化（参见表1）。

①中书舍人，不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八“以阶易官寄禄新格”等材料；《宋会要辑稿》“官制别录”称“中书舍人为朝请郎”（职官五六之二）。今试据《容斋随笔·三笔》卷三“侍从转官”（第459页）、《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六“本朝官阶”（中华再造善本）、《皇朝大事记讲义》卷十四“正官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补。

“以阶易官”完成于本官与实任差遣长期分离的基础之上。改制后的寄禄体系与职事体系并立，大致建立起功能有别、条列整齐、身份等级基准与职任权责分立的人事体制。形式上看，元丰寄禄阶名称与唐代散阶相仿佛；其远较差遣职事稳定的性质，也与唐之“本品”颇有类似之处。然而，它毕竟自北宋前期的本官制度发展而来，而不是唐代散官制度的翻版；既有向唐代散阶“本品”回归的一面，又保留着“寓禄秩，序位著”的基本功能。二者的地位作用、叙进方式、依据条件，都有明显的差别。

如表1所示，元丰三年以新阶更易旧官，只涉及文臣京朝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定为二十五阶；而未触及到幕职州县官及武官。由于阶秩过少，迁转速易，且“流品混淆”，元祐三年（1088）将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以及中散大夫、朝议大夫六阶各析为左右二等。前四阶变为八资，须依资转。后两阶变为四资，进士出身及带有馆阁职名者直接转左，仍为两转；而无出身或杂出身人须自右转左，因而成为四资。次年，诏将朝请大夫以下诸寄禄阶统统如是办理，各自一分为二。绍圣年间，哲宗致力于恢复“神考”所定制度的本来面目，于是只留银青、光禄、正议及中散、朝议大夫五阶各分左右，其他一概恢复元丰三年面貌，是为京朝官寄禄三十阶。大观年间名称又有部分调整。南宋绍兴年间，崇尚“元祐之治”，务行元祐故事，诸阶一律分左、右，以区别有、无出身。淳熙年间，“时方右武”，再次取消左右之分，恢复到北宋末年状况 。

徽宗崇宁二年（1103），刑部尚书邓洵武上言，对于幕职州县官称谓的混乱状态提出了批评，建议同样以新阶取代旧官。于是幕职州县官的七等阶秩也有了比较整齐的名称。政和六年（1116），又将通仕、登仕、将仕郎三阶改为从政、修职、迪功郎三阶；而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作为奏补而未出官者的阶次。这样，文官阶秩自上而下一共有了三十七阶。值得注意的是，幕职州县官之阶秩与职任的分离，不似京朝官彻底两立；其阶秩既是衡量身份的标准，也是除授职任的依据。崇宁时期官衔名称的调整，并未改变这一基本情形。

元丰改制“祖述宪章”“趋时之宜” ，京朝官寄禄系统以新阶易旧官，为职事系统的重置创造了条件。中央机构自中书门下—枢密院二府体制调整为三省—枢密院体制，台省寺监官员重新上岗，“实典职事”。

这一官制改革，改变了官与差遣分离的形式 。从本官到寄禄官，改变了名称；但就官僚体制的结构而言，依然保留着“寓禄秩、序位著”的阶秩体系与“治内外之事”的职任体系之分立。职事官复其原职，治本司事，有些“一时差遣”得到整并而不复存在；但即便是在改制后，不仅知州、知县之类职位仍然属于差遣职任，而且所有“治内外之事”的窠阙及其任事者，包括省台寺监职任，也还是被笼统视为“内外差遣” ，例如在京差遣、在外差遣、亲民差遣、厘务差遣等等 。

元祐年间，范祖禹在议论朝廷法度时曾经说：“如官制，正名则如先帝之规，事实则仍祖宗之旧。” 至少，从阶秩序列的角度讲，元丰改制并未彻底背离“祖宗之旧”。官员身份名衔有变，对于宋代文官选任制度的实质影响并不很突出。铨选机构的调整，过渡也比较顺利。在寄禄官迁转过程中，虽然产生了“昔之官品难于进，今之阶秩易为高”等问题 ，但叙迁之制的原则与方式，并未发生重要改变；以资序为依据的差遣职任除授，更未受到明显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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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g Gungwu，“Introductio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五代时期北部中国的权力结构》），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 kduhOHCp0E25sjFi9oKwSs43wRHPQiNJt4uorDIq614XJgJXTyBMvw3IbsIK0l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