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学家们拍案叫绝。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是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学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法展现历史，两者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的感叹。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申，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崇祯帝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最终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欷歔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帝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的传统。我以为，历史与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一个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原本大可不必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史论与时评，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历史学家大可秉笔直书，不必提心吊胆地提防人们的联想而束手束脚，三缄其口，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史事写得闪烁其词、扑朔迷离。这是我的出发点。我想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的心态为崇祯帝立传，其间可能有些见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观点，那是对历史理解的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的话，本书也就没有问世的必要了。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历来为开国英主写传者多，为末代皇帝写传者少。然而，创业难，守成更难。开国英主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读之令人振奋；末代君主于内外交困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壮一幕，读之令人感慨，发人深省。出于这种考虑，我乐意把明朝末代皇帝十七年的政治生涯重现出来，把十七世纪上半叶那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匆匆过场的这位悲剧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示出来，让读者从现世的喧嚣繁忙中抽身出来，去品味三百多年前发生在紫禁城里的一段往事，或许并非无益之举。

崇祯帝在闯王进京之际仓促吊死于煤山。自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人们把这个人物当作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评价。本书无意于写什么翻案文章，只是对以往过于简单化的评论模式表示些许质疑，以为不必意气用事，汲汲于贴标签，而应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地再现那一段历史，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判断应予摒弃。作为现代人，去评论明清鼎革之际的这位君主，似乎可以超脱一些，不受各种非历史因素的干扰。这样，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写完这本书之后，感慨良多。倒不是有感于传主命运的坎坷，而是有感于我所从事的专业历史学每况愈下的境遇。

不管社会如何看待历史与历史学，我们自己不能消沉，要深刻地反省自身。在缅怀辉煌的过去的同时，不能不承认史学存在脱离社会的潜在危机，由来已久。这种危机并非中国所独有。据史学史专家的考察，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愈来愈注重于深刻的分析，为此引进了各门学科的方法，从而使它变得日趋深奥，轻视或鄙弃传统的方法——记叙与描述，结果把活生生的充满人类丰富多彩活动的一幕幕活剧写成了抽象的社会蓝图或数理模式，历史著作成了不受公众喜欢的枯燥乏味的冷冰冰的“砖头”，失去了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失去了读者。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明智的历史学家的警觉，于是不少人喊出了“复兴记叙体”的口号，引人入胜的事件和人物重新受到重视。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其实，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许多篇章可以与脍炙人口的文学大师的散文佳作相媲美，读来朗朗上口。有意思的是，当代美国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写的一系列叙事史作品，好评如潮，道理也在于此。从他的汉名中，人们依稀可以窥见这位西方学者对司马迁的景仰之情。而我们自己却淡忘了这种优良传统，实在令人遗憾。

成功的历史学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侧面的。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 Ranke）深有所悟地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来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而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在他之后的英国史学家马考莱（Thomas Macaulay）的作品以叙述生动细致著称，无论是叙述事件或是描摹人物，都能栩栩如生、扣人心弦。他曾经说过，历史著作应该让我们的祖先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装束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注重形象生动的细节描写，读来兴味盎然。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Treve Lyan）一生写下大量文笔生动、受人欢迎的作品，继承了“文学史学”的传统，追求一种美、一种趣味、一种联想。以描述见长的屈维廉的历史著作，读来犹如生动流畅的散文，既可以研究为目的阅读，也可以欣赏为目的浏览。

有鉴于此，我在写历史人物传记时，尽量避免以往一些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中那种刻板沉闷、令人望而生畏的章法和笔法，追求一种生动活泼的叙事史风格，注重情节、对话，注重形象、具体，使一般读者能轻松自如地读下去。先前在写《万历传》时已注意及此，此次写《崇祯传》力图更理想一些。

写历史人物传记，与写一般历史著作明显不同之处，是必须树立传主的形象，刻画人物的性格，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地写成一笔流水账。古希腊传记体史著奠基人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名著《亚历山大传》序言中，曾经这样透露他的心得：“我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书，而是一部传记。一些小小的行动及语言，常常比大事件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性格。正如画家画一幅肖像时，他只抓住脸庞和眼神，几乎不考虑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也把大事迹或战争部分让给他人去写，我只写人物心理方面的特征，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或描写每一个英雄或伟人的传记。”我以为这是值得借鉴的传记笔法。当然，帝王并非个个都是英雄或伟人，但关于他们传记的写法，则大体是有共通之处的。话虽这么说，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相当的功力和识见。多年来形成的固定程式、习惯困扰着自己的思绪，要追求一种新颖的章法和笔法，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时不时地流露出为旧传统所束缚的痕迹。本书想写得洒脱一些，似乎未必尽如人意。这大概也算是积重难返、积习难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