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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寄厚望于袁崇焕

袁崇焕宁远大捷

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大金王朝,为了与历史上的金朝相区别,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对女真的迫害,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随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轻取抚顺城。从此以后,辽东便成了明朝的心腹之患。

兵部侍郎杨镐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统率各路援辽军队分四路出击,与努尔哈赤展开决战。由于杨镐的无能,也由于内阁与兵部指挥的失误,不但没有收复失地,反而遭到空前规模的惨败。努尔哈赤乘势攻下了开原、铁岭等地。继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一反杨镐所为,不盲目追求“恢复”“进剿”,而是以固守为上策,局势渐趋稳定。但是好景不长,朱由校即位后,大臣们集中精力于党争,性情刚直的熊廷弼被卷入这场无谓的内耗之中,遭诬陷而罢官。取代他出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又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的相继沦陷。战略性惨败之后,朝廷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投靠阉党的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致使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战役的溃败。熊廷弼被逮入狱,又遭阉党诬陷贿赂杨涟等,落个被杀后传首九边的下场。

继任辽东经略的孙承宗大力整顿山海关外的防务体系,修复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二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拓地四百里。不久,他因受阉党攻击,被迫辞官回乡。努尔哈赤趁新任经略高第撤退山海关外守军之机,亲率主力进犯宁远(今辽宁兴城)。镇守宁远的袁崇焕面临强大的压力。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天启六年(1626年)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刺血为书,激励士卒。在兵力悬殊之际,他巧妙地利用火器杀伤敌军。一是“万人敌”——把火药均匀筛于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起点火,抛向城下,爆炸燃烧,威力凶猛,扑之愈炽,敌兵无不糜烂。二是西洋“红夷大炮”——这种大炮威力无比,凡放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点燃导火线后,立即翻身下堑,才可避免火药爆炸的威胁。形势危急时,袁崇焕命令唐通判亲自发炮,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火过处,后金骑兵死伤无数,并伤及努尔哈赤的黄龙幕帐及一名裨王。努尔哈赤以为出师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回。辽东人有民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即指此事。

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明军屡战屡败的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纂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努尔哈赤自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自称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次宁远城下败北,忿恨而回,不久就病死于沈阳。

这就给明朝扭转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时机。袁崇焕一方面在锦州、中左(塔山堡)、大凌三城加强防务,另一方面秘密派出使者与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议和。其实双方都无意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袁崇焕在给皇上的奏疏中说:“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始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皇太极在从朝鲜回师后不久,果然发兵进攻锦州,此时锦州城防已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皇太极转而攻宁远,又遭败绩。

这是继宁远之战后又一次告捷。袁崇焕在给朝廷的报捷奏疏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朱由校欣喜若狂,在嘉奖谕旨中称:“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

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力挫敌人狂锋的功臣,竟然遭魏忠贤忌恨。魏忠贤嗾使党羽上疏诬劾其“暮气”,迫使他辞官而去。

朱由检即位后,廷臣纷纷请求召回袁崇焕,朱由检也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就在天启七年十一月起用他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上疏,请求皇上重用袁崇焕。他的奏疏写得别具一格,对袁崇焕的评价也独具只眼:“臣持议必欲朝廷用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兵,而崇焕乃置母妻于军中。纸上甲兵人人可自命也,而实实从矢石锋刃中练其胆气,而伎俩较实,此臣所以谓始终可用也。”朱由检接受建议,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把辽东军事全权委托给他。应该说朱由检是有眼光的,袁崇焕确是当时进士出身的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帅才,正如吕纯如所说,他“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不但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而且在运兵布阵、计谋策略上也是行家里手。朱由检即位伊始,渴望扭转辽东的忧患局面,袁崇焕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

“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

七月十四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廷臣,讨论平辽事宜。

这次召见是皇上专为听取袁督师的平辽方略而举行的。朱由检一见袁崇焕,便直截了当地问:“建部( 指建州女真 亦即后金 )跳梁,已有十年,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已另写奏本。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朱由检一听五年可以复辽,很高兴地说:“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啬封侯之赏,望卿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也可世享其福。”

在一旁的内阁辅臣周道登、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人听了“五年全辽可复”的话,莫不欢欣鼓舞,纷纷称赞道:“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趁皇上暂退便殿少憩之机,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平辽的韬略。不料袁崇焕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而是不假思索地吐出了四个字:“聊慰上意!”许誉卿听了大为惊讶,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至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怎么办?”

袁崇焕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感到在皇上面前失言了。待皇上休息后再次回到殿中,他为了冲淡刚才夸下的海口,急忙对“五年复辽”之说加以解释,提出了许多前提条件。他强调指出:“辽东边事是四十年积累下来的局面,原本不容易了结,但皇上励精图治,正是臣子枕戈待旦之秋,所以臣尽心竭力五年复辽。这五年之中,须事事落实才行,第一是钱粮,第二是武器,户部工部一定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朱由检听了,立即对署理户部的侍郎王家祯交代:着力措办,务必使前方不短缺钱粮。

袁崇焕又向皇上请求兵器装备,今后解运到辽东的弓甲等器械必须精利。

朱由检对署理工部的侍郎张维枢说:“今后所解各项兵器要铸定监造官员及工匠姓名,以便查究。”

在粮饷、装备得到保证后,袁崇焕又提出了人事问题。他对皇上说:“五年之中,事变难以预料,吏兵二部在用人事宜上必须让臣得心应手,当用之人选与臣用,不当用之人立即罢斥。”

朱由检立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

袁崇焕在户工吏兵各部表态之后,又提出了言官的舆论问题:“以臣之力制伏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听得专注,不由得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他略加思索,回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

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提了,便说:“臣如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学力疏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

朱由检说:“卿的奏对井井有条,不必谦让。”

朱由检对袁崇焕的要求无不答应,所提条件一一予以满足,为的是希望他真能实现五年平辽的诺言,随后督促他立即出关,以纾辽东人民的盼望。

内阁辅臣刘鸿训等在一旁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赐给尚方宝剑,而把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撤回,把事权统一于袁崇焕。朱由检表示同意。

在结束召见之前,朱由检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纾四方苍生之困。”

袁崇焕对皇上如此宠信感激涕零,把手举到额角表态道:“皇上念及四海苍生,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臣的作用,仿赵充国则无异,勿烦皇上焦劳,请宽心。”

朱由检最后叮嘱道:“卿所奏更见忠爱,卿宜严明号令,抚恤士卒,与文武官员同心协力,何难灭寇!”

袁崇焕表示:“谨遵明旨,铭之肺腑,臣前去告谕关外官军,以宣化皇上威德,必定灭寇!”

临退朝时,朱由检特别关照近侍太监,赏赐袁崇焕酒馔。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

这场召对,充分显示朱由检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外患的焦虑,对袁崇焕几乎是言听计从,全力支持。他即位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二是平定辽东。应该说全都抓到了点子上,确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朱由检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望,否则一切都成为空谈。现在第一件大事已经大体就绪,他迫切盼望第二件大事能马到成功,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袁崇焕看透了皇上这种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平辽的方略“聊慰上意”。这是袁崇焕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在以“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上。或许袁崇焕在接连挫败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后,滋长了轻敌情绪;或许是对他遭阉党弹劾后不得已为魏忠贤建生祠之事,皇上不予追究,反委以重任,而感激皇上知遇之恩,故意迎合皇上急于求治的迫切心情,贸然立下军令状;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说,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在皇上面前许诺五年即可复辽。

一位学者指出,平台召对中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如同梦呓。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万历末年萨尔浒之役后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朝控阻后金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遑论收复失地。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更无戏言。当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的君主面前“浪对”,到时按期责查无功如何了得时,袁崇焕怃然自失,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才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的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上便一一满足,使他再无退路可遁。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后人对袁崇焕有这样的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他的悲剧性结局也许与这种性格不无关系吧!

两天后,袁崇焕以“钦差出镇行边督师”的身份呈递奏疏,再次想从皇上那里获得回旋余地。他援引熊廷弼、孙承宗都在辽东经略任上受人排构而不得竟其志,进而谈到他自己的顾虑。他说:

辽事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与为人用者所得与。夫驭边臣者与他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故当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

这一席话,是在回答皇上两天前召见时所提出的问题:“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这个平辽方略是袁崇焕的一贯主张,他概括为三句话: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个战略方针显示了袁崇焕对辽东局势的透彻认识,固守、征战、和议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议,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平辽”的诺言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尴尬处境,所以在奏疏中再三强调边臣之难,容易引起朝廷及大臣们的疑虑或怨恨,也容易遭到敌人的离间——这一切不幸而为他言中。他希望皇上驾驭边臣采取不同于一般大臣的方针,应从大局着眼,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字里行间流露出瞻前顾后的情绪。

朱由检是理解他的,接到奏疏后立即批示:“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希望他充分运用便宜从事的大权部署战守机宜,切勿瞻前顾后,尽快完成平辽大业。任之愈专,爱之弥深,一旦失望,则责之愈严。对于袁崇焕而言,权力与风险同在,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既然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深知袁崇焕在君前“浪对”底细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两天后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边臣,显然是有所指的。他说:“可以拔除向来积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风气的,只有法律。”他在援引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丧师的先例之后,指出:“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臣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参驳弹劾,按律逮治。”这话是绝对不错的,只有以法治军,以法治边臣,才能确保不再出现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之类的事。如果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便要按律逮问。朱由检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这无异预示了袁崇焕一个不祥之兆。

宁远兵变与锦州兵变

那时节确是一个多事之秋。袁崇焕还未出山海关,辽东巡抚毕自肃传来了宁远兵变的消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的一次小小的爆发。前不久,毕自肃就看出征兆,向皇上报告:辽事之结局无期,而给养装备不足,哪里还谈得上“养分外之精神,致敌忾之果敢!”驻守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因欠饷四个月,向巡抚衙门请愿,毕自肃向户部请饷,户部拒发,士兵因而哗乱,其余十三营也起而响应,抓住毕自肃及总兵朱梅、推官苏涵淳等人,在谯楼上拷打。毕自肃血流满面,幸亏兵备道郭广新赶到,以身体掩护毕自肃,谋求和解,千方百计搜求得二万两银子,又开小票向商民借得五万两银子,补发部分欠饷,才算缓解了危机。毕自肃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之后,逃往中左所(塔山堡)上吊自杀了。

袁崇焕获悉宁远兵变的消息,立即报告朝廷。兵部把欠饷导致兵变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而指责辽东士兵素质低劣——“援辽之兵皆乌合之众,原无急公效死之心,一有警报,借口缺饷以掩奔溃之实”。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朱由检似乎并不同意兵部的看法,现在不急于追究责任,而应迅速平定兵变,他指示兵部:“宁远川兵索饷,何遽逞逆干犯?同城中岂皆人人与乱?有能缚叛开门官兵,重加升赏;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尔部即马上传与新旧督臣,速为戢定,毋使东走。”

八月初七日,袁崇焕奉命单骑出山海关赶往宁远,未及入督师行辕,径直前往兵营,宣谕皇上德意,哗变士兵陆续返回营伍。他与兵备道郭广新密谋,召见为首的杨某、张某,传达皇上关于“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的谕旨,几天后,抓获十几名兵变首领,枭首示众,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袁崇焕抵达宁远平息兵变之后,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调兵遣将,按自己的意图重新部署将领。他向皇上报告:全辽昔日只有总兵一员,自发难以后更设不定,崔呈秀掌管兵部时,为安插亲信,在山海关外添设总兵三四员,导致权力倾轧,互相掣肘。有鉴于此,他主张山海关内外各设一名总兵为妥。至于人选,现任关内总兵麻登云虽起身行伍惯历战阵,但不如现任蓟镇总兵赵率教熟习辽事,两人可对调,加赵率教官一级、挂平辽将军印。关外总兵朱梅与祖大寿二人各辖宁远、锦州,可以合并,由祖大寿任总兵,解除抱病的朱梅之职,由何可纲以都督佥事代朱梅驻宁远。他向皇上表态:“此三人当与臣始而终之,若届期无效,臣手戮三人,而以身请死于皇上。”

朱由检批准了他的部署,几天后下旨:赵率教挂平辽将军印,调任关内;麻登云以原官调任蓟镇;祖大寿加都督同知,挂征辽前锋将军印,辖镇诸路;何可纲以都督佥事仍署中军事。

为了统一指挥权,以免重蹈先前经抚不和的覆辙,袁崇焕请求皇上趁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之机取消辽东巡抚的建制,之后又请皇上在登莱巡抚孙国桢免职后取消登莱巡抚建制,皇上都一一照准。至此,在袁崇焕的督师辖区——辽东、蓟州、登莱(山东登州府、莱州府,与辽东隔海犄角相望),再无一人可与他的权力相抗衡。

第二件事,鉴于前不久继宁远兵变又发生锦州兵变,他向皇上请求速发山海关内外积欠军饷银七十四万两,以及太仆寺马价银、抚赏银四万两。但各主管部门对欠饷及其对策看法不一。兵部尚书在回答皇上的垂询时,以为兵饷之诎关键在于士兵太多而岁饷太浮。言官们则认为,近年以来,兵籍空悬,蠹饷已达极点,有鉴于此,对策只有一个——“兵清自然饷足”。所谓“兵清”,即清汰虚冒的兵籍,核实“贪并隐冒”的军饷。这些议论或多或少点到了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弊端,但毕竟是纸面上的空谈,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辽东前线的军队,借口“贪并隐冒”而故意拖欠军饷是十分危险的。从实际出发,朱由检还是批准了袁崇焕补发欠饷的请求,以振作士气。

十月初二日,朱由检为此专门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商议。

他指着袁崇焕的奏疏对在场的大臣们说:“崇焕前疏说安抚了锦州,兵变可以制止;今疏又说军队意欲鼓噪,请求批发内帑(宫内积蓄)。为何自相矛盾?卿等奏来!”大臣们纷纷启奏,同意袁崇焕的请求。朱由检诘问户部尚书毕自严,毕自严刚履任不久,对情况不太了解,敷衍道:“户部缺乏,容当陆续措给。”

朱由检似乎不太满意,对群臣说:“崇焕疏中说,初三日将发生兵变,今已初二,此时即使发去已迟,无济于事。”其实他不太赞成用发内帑的办法消弭兵变,便进一步分析道:“将与兵如能像家人父子,兵自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会有鼓噪之事?内帑外库俱系万民脂膏,原用来保封疆安社稷,如发去实在有用,朕决不吝惜!”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善于察言观色,附和皇上意思说:“前此宁远兵变不处治,流水般地发饷,今又鼓噪,请发内帑。各边效尤,将成无底洞。”

朱由检对周延儒颇为器重,便询问:“卿以为如何?”

其实周延儒并没有什么高见,泛泛而谈:“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如果处于安危呼吸之间,急于治标,当然要发。然而不是长策,还望皇上从长计议,画一经久之策。”

朱由检一听,正中下怀,说:“此说良是。若是专一请帑,各边攀比,这内帑岂不涸之源,何以应之?”又说:“尔等不肯大破情面,极力担当,动称边饷缺乏。朕每次下旨严催各地钱粮,通不解来。如此拖欠,粮饷何时得足?”看得出来,他对大臣们不下工夫征解钱粮,一味请发内帑十分反感,因为内帑毕竟是他的内府积蓄,岂可轻易调拨!他希望户部等衙门在外库方面多动脑筋,却又毫无成效。

说到这里,他有点激动了,借题发挥道:“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都成旧套,商榷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他愈说愈气愤,忧形于色:“朕自即位以来,孜孜求治,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这一番训斥,吓得阁部大臣及文武百官个个战惧,不能仰对,反映了君主孜孜求治而群臣碌碌无为的明显反差,这种矛盾的演化,预示着他日后的朝政决不会十分顺利。不过,他还是按照阁臣的提议,准发袁崇焕饷银三十万两,把袁的请求之数打了个四折。 YReoc2PNYy2fHyQlP8yojObFp9oiAxj80YwERJbotEozvROZfGMU6hCqSamKH3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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