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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大金王朝，为了与历史上的金朝相区别，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对女真的迫害，煽动军民的反明情绪，随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轻取抚顺城。从此以后，辽东便成了明朝的心腹之患。
兵部侍郎杨镐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统率各路援辽军队分四路出击，与努尔哈赤展开决战。由于杨镐的无能，也由于内阁与兵部指挥的失误，不但没有收复失地，反而遭到空前规模的惨败。努尔哈赤乘势攻下了开原、铁岭等地。继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一反杨镐所为，不盲目追求“恢复”“进剿”，而是以固守为上策，局势渐趋稳定。但是好景不长，朱由校即位后，大臣们集中精力于党争，性情刚直的熊廷弼被卷入这场无谓的内耗之中，遭诬陷而罢官。取代他出任辽东经略的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又固执己见，导致辽东战略重镇沈阳、辽东政治中心辽阳的相继沦陷。战略性惨败之后，朝廷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任命投靠阉党的王化贞为辽东巡抚，致使经抚不和，酿成广宁战役的溃败。熊廷弼被逮入狱，又遭阉党诬陷贿赂杨涟等，落个被杀后传首九边的下场。
继任辽东经略的孙承宗大力整顿山海关外的防务体系，修复九座大城、四十五座堡寨，练兵十一万，建立十二个车营、五个水营、二个火营、八个前锋后劲营，拓地四百里。不久，他因受阉党攻击，被迫辞官回乡。努尔哈赤趁新任经略高第撤退山海关外守军之机，亲率主力进犯宁远（今辽宁兴城）。镇守宁远的袁崇焕面临强大的压力。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天启六年（1626年）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拒绝努尔哈赤的诱降，刺血为书，激励士卒。在兵力悬殊之际，他巧妙地利用火器杀伤敌军。一是“万人敌”——把火药均匀筛于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起点火，抛向城下，爆炸燃烧，威力凶猛，扑之愈炽，敌兵无不糜烂。二是西洋“红夷大炮”——这种大炮威力无比，凡放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点燃导火线后，立即翻身下堑，才可避免火药爆炸的威胁。形势危急时，袁崇焕命令唐通判亲自发炮，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火过处，后金骑兵死伤无数，并伤及努尔哈赤的黄龙幕帐及一名裨王。努尔哈赤以为出师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回。辽东人有民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即指此事。
宁远之战使袁崇焕崭露头角，也使明军屡战屡败的战局出现了转机。连清朝人编纂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努尔哈赤自从二十五岁征战以来，自称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次宁远城下败北，忿恨而回，不久就病死于沈阳。
这就给明朝扭转辽东战局提供了一个时机。袁崇焕一方面在锦州、中左（塔山堡）、大凌三城加强防务，另一方面秘密派出使者与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议和。其实双方都无意和谈，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袁崇焕在给皇上的奏疏中说：“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始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皇太极在从朝鲜回师后不久，果然发兵进攻锦州，此时锦州城防已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皇太极转而攻宁远，又遭败绩。
这是继宁远之战后又一次告捷。袁崇焕在给朝廷的报捷奏疏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朱由校欣喜若狂，在嘉奖谕旨中称：“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
这样一位扭转十年积弱、力挫敌人狂锋的功臣，竟然遭魏忠贤忌恨。魏忠贤嗾使党羽上疏诬劾其“暮气”，迫使他辞官而去。
朱由检即位后，廷臣纷纷请求召回袁崇焕，朱由检也对袁崇焕寄予厚望，就在天启七年十一月起用他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上疏，请求皇上重用袁崇焕。他的奏疏写得别具一格，对袁崇焕的评价也独具只眼：“臣持议必欲朝廷用崇焕者，只认定‘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耳。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兵，而崇焕乃置母妻于军中。纸上甲兵人人可自命也，而实实从矢石锋刃中练其胆气，而伎俩较实，此臣所以谓始终可用也。”朱由检接受建议，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把辽东军事全权委托给他。应该说朱由检是有眼光的，袁崇焕确是当时进士出身的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帅才，正如吕纯如所说，他“不怕死，不爱钱”“曾经打过”，不但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而且在运兵布阵、计谋策略上也是行家里手。朱由检即位伊始，渴望扭转辽东的忧患局面，袁崇焕是最恰当不过的人选。
七月十四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廷臣，讨论平辽事宜。
这次召见是皇上专为听取袁督师的平辽方略而举行的。朱由检一见袁崇焕，便直截了当地问：“建部（ 按 ： 指建州女真 ， 亦即后金 ）跳梁，已有十年，封疆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已另写奏本。臣受皇上知遇之恩，召臣于万里之外，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朱由检一听五年可以复辽，很高兴地说：“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啬封侯之赏，望卿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也可世享其福。”
在一旁的内阁辅臣周道登、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人听了“五年全辽可复”的话，莫不欢欣鼓舞，纷纷称赞道：“崇焕肝胆识力实在不凡，真是一位奇男子！”
趁皇上暂退便殿少憩之机，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当面向袁崇焕请教五年平辽的韬略。不料袁崇焕没有滔滔不绝地陈述，而是不假思索地吐出了四个字：“聊慰上意！”许誉卿听了大为惊讶，悄声提醒他：“皇上英明至极，你岂可浪对？到时按期责功，怎么办？”
袁崇焕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感到在皇上面前失言了。待皇上休息后再次回到殿中，他为了冲淡刚才夸下的海口，急忙对“五年复辽”之说加以解释，提出了许多前提条件。他强调指出：“辽东边事是四十年积累下来的局面，原本不容易了结，但皇上励精图治，正是臣子枕戈待旦之秋，所以臣尽心竭力五年复辽。这五年之中，须事事落实才行，第一是钱粮，第二是武器，户部工部一定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朱由检听了，立即对署理户部的侍郎王家祯交代：着力措办，务必使前方不短缺钱粮。
袁崇焕又向皇上请求兵器装备，今后解运到辽东的弓甲等器械必须精利。
朱由检对署理工部的侍郎张维枢说：“今后所解各项兵器要铸定监造官员及工匠姓名，以便查究。”
在粮饷、装备得到保证后，袁崇焕又提出了人事问题。他对皇上说：“五年之中，事变难以预料，吏兵二部在用人事宜上必须让臣得心应手，当用之人选与臣用，不当用之人立即罢斥。”
朱由检立即关照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照办。
袁崇焕在户工吏兵各部表态之后，又提出了言官的舆论问题：“以臣之力制伏辽东而有余，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忌功妒能之人，虽不至于掣臣之肘，亦足以乱臣之心。”
朱由检听得专注，不由得站了起来。听罢袁崇焕的话，他略加思索，回答道：“朕自有主持，卿不必以浮言介意！”
袁崇焕再也没有什么条件可提了，便说：“臣如不能马到成功收复故土，还有什么颜面见皇上！但臣学力疏浅，还望皇上指示教训！”
朱由检说：“卿的奏对井井有条，不必谦让。”
朱由检对袁崇焕的要求无不答应，所提条件一一予以满足，为的是希望他真能实现五年平辽的诺言，随后督促他立即出关，以纾辽东人民的盼望。
内阁辅臣刘鸿训等在一旁提请皇上，赋予袁崇焕便宜行事之权，赐给尚方宝剑，而把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剑撤回，把事权统一于袁崇焕。朱由检表示同意。
在结束召见之前，朱由检招呼袁崇焕走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愿卿早平外寇，以纾四方苍生之困。”
袁崇焕对皇上如此宠信感激涕零，把手举到额角表态道：“皇上念及四海苍生，臣所学何事，所做何官，敢不仰体皇上心意，早日了结辽东战局！臣的作用，仿赵充国则无异，勿烦皇上焦劳，请宽心。”
朱由检最后叮嘱道：“卿所奏更见忠爱，卿宜严明号令，抚恤士卒，与文武官员同心协力，何难灭寇！”
袁崇焕表示：“谨遵明旨，铭之肺腑，臣前去告谕关外官军，以宣化皇上威德，必定灭寇！”
临退朝时，朱由检特别关照近侍太监，赏赐袁崇焕酒馔。
这场召对，充分显示朱由检刻意营求中兴之治，急于平定辽东外患的焦虑，对袁崇焕几乎是言听计从，全力支持。他即位后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清算阉党，二是平定辽东。应该说全都抓到了点子上，确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朱由检看来，只有办成这两件事，中兴才有望，否则一切都成为空谈。现在第一件大事已经大体就绪，他迫切盼望第二件大事能马到成功，因此对袁崇焕寄予厚望。袁崇焕看透了皇上这种急切心情，投其所好，草率地以五年平辽的方略“聊慰上意”。这是袁崇焕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在以“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上。或许袁崇焕在接连挫败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后，滋长了轻敌情绪；或许是对他遭阉党弹劾后不得已为魏忠贤建生祠之事，皇上不予追究，反委以重任，而感激皇上知遇之恩，故意迎合皇上急于求治的迫切心情，贸然立下军令状；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说，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在皇上面前许诺五年即可复辽。
一位学者指出，平台召对中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如同梦呓。事实上，明与后金力量对比，早在万历末年萨尔浒之役后即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明朝控阻后金凶猛攻击已属不易，更遑论收复失地。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更无戏言。当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的君主面前“浪对”，到时按期责查无功如何了得时，袁崇焕怃然自失，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才以各种苛刻的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的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上便一一满足，使他再无退路可遁。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后人对袁崇焕有这样的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他的悲剧性结局也许与这种性格不无关系吧！
两天后，袁崇焕以“钦差出镇行边督师”的身份呈递奏疏，再次想从皇上那里获得回旋余地。他援引熊廷弼、孙承宗都在辽东经略任上受人排构而不得竟其志，进而谈到他自己的顾虑。他说：
辽事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与为人用者所得与。夫驭边臣者与他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故当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
这一席话，是在回答皇上两天前召见时所提出的问题：“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这个平辽方略是袁崇焕的一贯主张，他概括为三句话：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个战略方针显示了袁崇焕对辽东局势的透彻认识，固守、征战、和议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辅之以征战、和议，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与他前天许下的“五年平辽”的诺言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尴尬处境，所以在奏疏中再三强调边臣之难，容易引起朝廷及大臣们的疑虑或怨恨，也容易遭到敌人的离间——这一切不幸而为他言中。他希望皇上驾驭边臣采取不同于一般大臣的方针，应从大局着眼，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字里行间流露出瞻前顾后的情绪。
朱由检是理解他的，接到奏疏后立即批示：“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宜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希望他充分运用便宜从事的大权部署战守机宜，切勿瞻前顾后，尽快完成平辽大业。任之愈专，爱之弥深，一旦失望，则责之愈严。对于袁崇焕而言，权力与风险同在，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既然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
深知袁崇焕在君前“浪对”底细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两天后也上疏皇上，要求以法治边臣，显然是有所指的。他说：“可以拔除向来积弊病根，鼓舞今日更新风气的，只有法律。”他在援引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丧师的先例之后，指出：“近来用人过滥，封疆大臣久已不知法律。请皇上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如实上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参驳弹劾，按律逮治。”这话是绝对不错的，只有以法治军，以法治边臣，才能确保不再出现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之类的事。如果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便要按律逮问。朱由检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这无异预示了袁崇焕一个不祥之兆。
那时节确是一个多事之秋。袁崇焕还未出山海关，辽东巡抚毕自肃传来了宁远兵变的消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的一次小小的爆发。前不久，毕自肃就看出征兆，向皇上报告：辽事之结局无期，而给养装备不足，哪里还谈得上“养分外之精神，致敌忾之果敢！”驻守宁远的四川、湖广兵因欠饷四个月，向巡抚衙门请愿，毕自肃向户部请饷，户部拒发，士兵因而哗乱，其余十三营也起而响应，抓住毕自肃及总兵朱梅、推官苏涵淳等人，在谯楼上拷打。毕自肃血流满面，幸亏兵备道郭广新赶到，以身体掩护毕自肃，谋求和解，千方百计搜求得二万两银子，又开小票向商民借得五万两银子，补发部分欠饷，才算缓解了危机。毕自肃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之后，逃往中左所（塔山堡）上吊自杀了。
袁崇焕获悉宁远兵变的消息，立即报告朝廷。兵部把欠饷导致兵变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反而指责辽东士兵素质低劣——“援辽之兵皆乌合之众，原无急公效死之心，一有警报，借口缺饷以掩奔溃之实”。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朱由检似乎并不同意兵部的看法，现在不急于追究责任，而应迅速平定兵变，他指示兵部：“宁远川兵索饷，何遽逞逆干犯？同城中岂皆人人与乱？有能缚叛开门官兵，重加升赏；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尔部即马上传与新旧督臣，速为戢定，毋使东走。”
八月初七日，袁崇焕奉命单骑出山海关赶往宁远，未及入督师行辕，径直前往兵营，宣谕皇上德意，哗变士兵陆续返回营伍。他与兵备道郭广新密谋，召见为首的杨某、张某，传达皇上关于“同党能缚戎首，即宥前罪”的谕旨，几天后，抓获十几名兵变首领，枭首示众，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袁崇焕抵达宁远平息兵变之后，立即着手办两件事。一是调兵遣将，按自己的意图重新部署将领。他向皇上报告：全辽昔日只有总兵一员，自发难以后更设不定，崔呈秀掌管兵部时，为安插亲信，在山海关外添设总兵三四员，导致权力倾轧，互相掣肘。有鉴于此，他主张山海关内外各设一名总兵为妥。至于人选，现任关内总兵麻登云虽起身行伍惯历战阵，但不如现任蓟镇总兵赵率教熟习辽事，两人可对调，加赵率教官一级、挂平辽将军印。关外总兵朱梅与祖大寿二人各辖宁远、锦州，可以合并，由祖大寿任总兵，解除抱病的朱梅之职，由何可纲以都督佥事代朱梅驻宁远。他向皇上表态：“此三人当与臣始而终之，若届期无效，臣手戮三人，而以身请死于皇上。”
朱由检批准了他的部署，几天后下旨：赵率教挂平辽将军印，调任关内；麻登云以原官调任蓟镇；祖大寿加都督同知，挂征辽前锋将军印，辖镇诸路；何可纲以都督佥事仍署中军事。
为了统一指挥权，以免重蹈先前经抚不和的覆辙，袁崇焕请求皇上趁辽东巡抚毕自肃自杀之机取消辽东巡抚的建制，之后又请皇上在登莱巡抚孙国桢免职后取消登莱巡抚建制，皇上都一一照准。至此，在袁崇焕的督师辖区——辽东、蓟州、登莱（山东登州府、莱州府，与辽东隔海犄角相望），再无一人可与他的权力相抗衡。
第二件事，鉴于前不久继宁远兵变又发生锦州兵变，他向皇上请求速发山海关内外积欠军饷银七十四万两，以及太仆寺马价银、抚赏银四万两。但各主管部门对欠饷及其对策看法不一。兵部尚书在回答皇上的垂询时，以为兵饷之诎关键在于士兵太多而岁饷太浮。言官们则认为，近年以来，兵籍空悬，蠹饷已达极点，有鉴于此，对策只有一个——“兵清自然饷足”。所谓“兵清”，即清汰虚冒的兵籍，核实“贪并隐冒”的军饷。这些议论或多或少点到了当时军队中普遍存在的弊端，但毕竟是纸面上的空谈，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辽东前线的军队，借口“贪并隐冒”而故意拖欠军饷是十分危险的。从实际出发，朱由检还是批准了袁崇焕补发欠饷的请求，以振作士气。
十月初二日，朱由检为此专门在文华殿召见廷臣商议。
他指着袁崇焕的奏疏对在场的大臣们说：“崇焕前疏说安抚了锦州，兵变可以制止；今疏又说军队意欲鼓噪，请求批发内帑（宫内积蓄）。为何自相矛盾？卿等奏来！”大臣们纷纷启奏，同意袁崇焕的请求。朱由检诘问户部尚书毕自严，毕自严刚履任不久，对情况不太了解，敷衍道：“户部缺乏，容当陆续措给。”
朱由检似乎不太满意，对群臣说：“崇焕疏中说，初三日将发生兵变，今已初二，此时即使发去已迟，无济于事。”其实他不太赞成用发内帑的办法消弭兵变，便进一步分析道：“将与兵如能像家人父子，兵自不敢叛，也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会有鼓噪之事？内帑外库俱系万民脂膏，原用来保封疆安社稷，如发去实在有用，朕决不吝惜！”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善于察言观色，附和皇上意思说：“前此宁远兵变不处治，流水般地发饷，今又鼓噪，请发内帑。各边效尤，将成无底洞。”
朱由检对周延儒颇为器重，便询问：“卿以为如何？”
其实周延儒并没有什么高见，泛泛而谈：“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如果处于安危呼吸之间，急于治标，当然要发。然而不是长策，还望皇上从长计议，画一经久之策。”
朱由检一听，正中下怀，说：“此说良是。若是专一请帑，各边攀比，这内帑岂不涸之源，何以应之？”又说：“尔等不肯大破情面，极力担当，动称边饷缺乏。朕每次下旨严催各地钱粮，通不解来。如此拖欠，粮饷何时得足？”看得出来，他对大臣们不下工夫征解钱粮，一味请发内帑十分反感，因为内帑毕竟是他的内府积蓄，岂可轻易调拨！他希望户部等衙门在外库方面多动脑筋，却又毫无成效。
说到这里，他有点激动了，借题发挥道：“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都成旧套，商榷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
他愈说愈气愤，忧形于色：“朕自即位以来，孜孜求治，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这一番训斥，吓得阁部大臣及文武百官个个战惧，不能仰对，反映了君主孜孜求治而群臣碌碌无为的明显反差，这种矛盾的演化，预示着他日后的朝政决不会十分顺利。不过，他还是按照阁臣的提议，准发袁崇焕饷银三十万两，把袁的请求之数打了个四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