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老子经》，其作者老子为圣人孔子之师。《道德经》不仅是传统文化中鼎立三足之一的道家（包括道教）代表作，而且还被尊为诸子之首。《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字左右，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政治、军事、教育、人生处世等各方面智慧，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道德经》的作者为春秋末期的大哲学家老子，关于老子生平及其著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简要介绍：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准确地讲，老子应是春秋末期陈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大约在老子去世后不久，陈国即被并入楚国，所以《史记》又说他是楚国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其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周简王六年），死于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他曾担任过周朝藏书室史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孔子三十多岁时，曾专程去向他请教有关礼制的问题。后来孔子在自己的弟子面前，赞叹老子就像“乘风云而上天”的龙一样，因此后人又称老子为“犹龙”。
老子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极为不满和失望，为此他辞官隐居。当他出关（后人认为是函谷关，一说为散关）时，守关的官员尹喜为这位大学者的隐退甚为惋惜，便劝他著书立说，以便为社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两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德经》。至于老子此后的情况，人们就不太清楚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接着还有一段记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当时社会上传说老子活了两百岁左右，而且战国时期的太史儋即老子，一些学者把这条记载作为证据之一，说老子为战国时期的人。仔细研味《史记》记载的这些传言，全属无法确证的游言虚辞，连司马迁也不太相信。
由于老子被后来的道教尊为太上老君，所以一些方士、道人就慢慢为老子的出身、经历增添了不少神话传说，其一为：“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集解引《列仙传》）说尹喜因为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飘浮而来，马上意识到将有圣人要来到函谷关，于是就仔细查访，不久，果然看到一位老人乘坐着青牛，神情从容而凝重地来到关下。这位老人就是尹喜所要寻找的圣人——老子。于是尹喜就拜老子为师，一起隐居修道去了。这就是后人所津津乐道、带有神秘色彩的“紫气东来”“骑青牛过关”这一典故的来历。
《道德经》的书名，其雏形已经见于《史记》说的“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但此时的“道德”毕竟还不是书名。《汉书·外戚传》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艺文志》也著录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这说明当时人们一般称《道德经》为《老子》。《文史通义》卷一对《老子》书名的变化，有一个简单介绍：
《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
这种说法有两处不妥。一是认为《老子》称“经”始于南朝萧梁，实际上《汉书》记载的《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这些书名中的“经”无疑都是指《老子》原文而言，嵇康《圣贤高士传》载：“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净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可见至迟于魏晋时，《老子经》这一书名就已出现。二是说《道德经》一名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也不确。远在隋朝以前，《道德经》这一书名就屡见于史书。《晋书·王羲之列传》：“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北齐书·杜弼列传》：“（杜）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北史·卢光列传》：“（卢光）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隋书·经籍志》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老子道德经》二卷 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汉长陵三老毌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汉徵士严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 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嗣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蜀才注。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 锺会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释；《老子经》二卷，东晋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晋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郸氏注；《老子》二卷，常氏传；《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音一卷 晋尚书郎孙登注。
《老子道德经》二卷 刘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经》二卷，晋西中郎将袁真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凭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琳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严注；《老子道德经》二卷，王玄载注。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 卢景裕撰。
依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远在战国时期，《老子》已称《老子经》，甚至已称《老子道德经》。如果说这一判断还有可以商榷余地的话，那么至迟到魏晋时期，《道德经》这一书名已经出现，因为《晋书》《北史》《隋书》等如此多的史书记载说明，《道德经》是当时注释者所普遍使用的书名。
《文史通义》之所以说《道德经》书名出于唐玄宗，可能是由于对《旧唐书·礼仪志》一段话的误读：“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至天宝元年正月……置玄元庙于太宁坊，东都于积善坊旧邸。二月丁亥，……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仔细研读这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唐玄宗在天宝元年（《文史通义》误为开元年间）的诏书中只是下令修改了《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四本书名，根本没有提到《道德经》，因为在此之前，《老子》已称《道德经》了，故不在改名之列。
《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后人把它分为八十一章。《史记》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是指《道德经》中的上篇《道经》（前三十七章）和下篇《德经》（后四十四章）。这样划分，是因为前三十七章主要阐述“道”，而后四十四章主要阐述“德”。
《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字左右，但言简意赅，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军事、人生处世等方方面面。特别是《道德经》把人放置于大自然这一无限的时空中去探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之间的关系，通过逆向思维，提出了许多为时人所忽略的重大问题，显得大气恢宏，发人深省。
第一，哲学思想。
《道德经》这本书的主旨是谈论政治与人生的，但它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及人生处世原则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加以论证，因此本书的哲学意味就显得特别浓郁。
在本体论方面，老子提出了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道”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德”。这也是老子开创的学派被称为道家、本书被称为《道德经》的原因所在。但老子讲的“道德”与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在内涵上具有极大的差异，因此我们首先要讲清楚老子的“道”与“德”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最高概念的“道”究竟是什么，近百年来的学界有不少分歧，主要观点有：（一）道是精神性的、能够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老子为唯心主义者。（二）道是细微物质性的、能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老子为唯物主义者。（三）以上两派在承认道是产生万物根源（或物质的或精神的）的同时，也都承认道是宇宙总规律。由于赋予道可以直接生养万物的功能，所以这些解释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而我们认为，道没有任何神秘性，道就是所有规律、真理、原则的总称。
“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必须遵循某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于是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古代，老子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老子所讲的规律同今天所讲的规律虽然在概念上一样，都是指万物所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但在阐述规律的具体内容时，却有所不同。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老子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
所谓“德”，就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德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先天的德。万物一旦产生，就必定具备各自的本性和本能，比如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呼吸、吃喝，这就是人的最初本能。而这个本能，古人认为就是道赋予的。二是指后天的德。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道，然而人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那么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作“德”。
由此可见，“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是个别，是主观存在。我们打一个比方：“道”好比大江大海的水，浩浩汤汤；我们去饮用大江大海的水，只能喝取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喝到我们肚子里的那些水就叫作“德”，所以古人说：
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从大道那里得到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一部分就是“德”。简言之，“道”是整体，“德”是部分；“道”是客观的，“德”是个人的。因为“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因此二者的内容又是一致的，这就是《道德经》二十一章说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在方法论方面，老子特别重视辩证地去观察、处理问题。他认识到有与无、高与下、前与后、好与坏、善与恶等事物都是在相互对立中才能出现，并由此提出“无为”方能“无不为”的政治主张。他认识到事物都存在着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写下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九章）等留传至今的格言。
在事物发展观方面，《道德经》认为天地万物就是在道的支配下，不停地进行着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万物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发展到极盛，然后再走回头路，由强到弱、由有到无，这就是二十五章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种循环是闭合式的，是无限的，当一个旧的循环周期结束之后，将是一个新的循环周期的开始，如此终而复始，永无结束，这就是十六章说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
在认识论方面，老子提醒人们“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章），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一定要保持清静的心态，因为深重的欲望会遮蔽人的眼睛，使人无法认识真理，从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与此同时，老子还提出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问题：“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五十二章）我们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也即不断地从特殊走向一般、再由一般走向特殊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老子则要求人们由一般（母、道）到特殊（子、具体事物），再由特殊到一般，也即先掌握大道，然后依据大道原则去认识特殊事物；认识特殊事物之后，还要回头把握大道，以道为依据去处理具体事务。
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比如他在主张循环论的同时，并不否认递进论；他的“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这一命题中，包含着性善论的雏形。如此等等。可以说，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大哲学家。
第二，政治思想。
在政治态度方面，老子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强烈的抗议。他认为百姓受饥挨饿，是由于统治者食税太多；国家混乱不堪，是由于统治者欲望太大。他痛骂统治者是不走大道专行邪路的强盗头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五十三章）批判当时的社会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的极不公平的罪恶社会。
在政治理想方面，老子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社会。在这个美好的社会里，国家小，人口少，没有繁复的文化，不用先进的器具，更无残酷的战争，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不思远徙，国与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很明显，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不重科技、没有压迫、相对封闭的美好社会。老子的“小国寡民”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属于理想主义的产物，但也不能否认其中蕴含着许多合理因素。
《道德经》治国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就是反对人为干涉，一切顺应自然而为。《文子·自然》引用老子的话，对“无为”作了明确解释：“老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非吾所为也。’”简言之，“无为”就是要求人们理政时顺应客观规律，不可掺进私心私意。除此之外，老子还提出诸如反对苛政暴敛、保证百姓温饱、维护社会安定等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老子的态度与墨子相似，他反对侵略战争，《道德经》三十一章说：“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指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三十章中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一千古名言为后世反战人士提供了极佳的理论支撑。老子在反对侵略战争的同时，又态度鲜明地支持反侵略之战，并为我们留下“哀兵必胜”这一重要的军事理论：“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六十九章）
第三，人生处世思想。
老子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引导人们贵柔守雌、和光同尘、知足抱朴，恢复到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因为在他看来，“物壮则老”（三十章）、“兵强则灭”（七十六章），保持婴儿状态，不仅有利于自我保全，也能促进社会和谐。老子特别重视守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可见其重“柔”的目的，还是为了取强，也即“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
除上述之外，老子在养生、用人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因篇幅所限，读者可以参阅有关正文，这里就不再全面详细介绍了。
《道德经》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对此，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有一个总结：“老聃，孔子所尝问礼者。……道家祖之；……神仙家祖之；……兵家祖之；……庄列祖之；……申韩祖之；……张良祖之；……曹参祖之。”（《诸子辨》）这就是说，儒家、道家、兵家、法家、道教以及一些政治家，都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老子成了众派之祖，《道德经》实为诸子之源。
在哲学方面，老子思想影响极大，有学者甚至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道家以各种方式、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魏晋玄学与老子思想的密切关系，已是公认的事实。就连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宋明理学，在构建自己理论体系时，也大量地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天象数学，朱熹的“理”“气”思想，心学家的“安坐”“去欲”主张，无不与老子思想有着源与流的关系。
在宗教方面，老子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东汉时，老子已被皇室视为神灵而进行祭祀。东汉末年，道教正式创立，老子被尊为教主。特别是天师道，对老子更是推崇备至，《道德经》被奉为圣书，每位信徒都要诵读。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更是大量地借用道家的思想概念，以解说佛教的理义，以至于今天的佛教还念念不忘道家的“接引之谊”。不少高僧大德致力于《道德经》的研究，如释惠琳、释惠严、憨山德清等，都有《道德经》注释本问世。
老子思想对政治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西汉前期的政治上。西汉前期的几代皇帝崇尚黄老，主张清静无为，窦太后更是要求皇子“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竭力维护道家的政治地位。执行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效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辉煌的、至今仍为人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到了唐代，太宗视老子为皇家先祖，高宗又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规定《道德经》为上经，王公大臣都要学习，并定为科举考试内容。玄宗时，老子先后三次被加封：由“大圣祖玄元皇帝”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再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此时的老子，成为集人主、皇祖、教主于一身的最高偶像。太宗在政治上也坚持老子的贵清静、重无为的思想原则，他罕动干戈、抑情损欲、安抚百姓、宽刑简法，有效地保证了百姓休养生息，促进了经济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辉煌的政治局面——贞观之治。汉唐两大王朝的兴盛，有力地证明了老子政治思想的积极意义。
以上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老子对哲学、宗教、政治的一些影响。其实老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他的重“自然”思想，先后在中国的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里发挥过巨大作用。他的一些思想原则，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管理和外交方面。
在中国历史中，儒、道两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仅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品格，甚至对于整个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的形成，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可以说，不了解儒、道两家，就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因而也无法深刻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道德经》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至迟在唐代，《道德经》即已走出国门：
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旧唐书·西戎列传》）
寻又下敕，令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玄）奘乃召诸黄巾，述其玄奥，领叠词旨，方为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竞引释论《中》《百》玄意，用通道经。（《续高僧传》卷四）
其后，《道德经》在国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流传范围也越来越广。王华玲、辛红娟《〈道德经〉的世界性》（见《光明日报》2020年4月18日国学版）介绍说：近世以来，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之一。《道德经》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据统计，已经被译为73种语言文字，凡数千种，其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结合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美国经典中的〈道德经〉：文本、传统与翻译》文后提供的《道德经》英译目录与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整理的“《老子》译本总目”，通过对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图书网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文献联合检索确认，截至2020年4月共有各类《道德经》英译本（全译文、节译文、改写本以及借《道德经》之名进行的创作本）562种。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道德经》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道德经》的版本较多，主要有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本、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又称《老子道德经注》）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本（甲本，乙本）、郭店竹简《老子》本等等。这些版本的主旨内容基本相同，但在文字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有些版本甚至篇章结构也不相同，如大部分版本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帛书《老子》则刚好相反，“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因此一些学者据此提出《道德经》应为《德道经》的建议。
至于《道德经》的注释本，其古今数量多得无法确切统计，据说至元代已达三千多种：“《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元代道士张与材撰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序》）注释者的身份更是千差万别，有至尊天子，也有普通士人，还有道真释子。这些注释者因集苑集枯而见仁见智，有的主要从哲学角度诠释《道德经》，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有的主要从政治的视角解释《道德经》，如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的御注；有的则从宗教角度去理解《道德经》，如传为张道陵撰写的《老子想尔注》。即便是站在同一角度去注释《道德经》，也因为对一些具体字句的理解不同而对同一句话做出不同的解释，甚至断句、篇章安排都出现诸多差异。正如憨山德清说的那样：“搜诸家注释，则多以己意为文……因谓注乃人人之《老》《庄》，非老庄之《老》《庄》也。”（《老子道德经解·注道德经序》）可以说，历史上对《道德经》的解释纷纭复杂，莫衷一是。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道德经》，以中华书局《王弼集校释》中的《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释，1980年版）为底本。我们选择王弼本，主要是因为这一版本的文字，历代使用率最高，所以王弼本被学术界视为流行本、通行本。我们在注释时，尽量保持原貌，对于其中的一些极少数的明显不当之处，参考其他版本予以修正，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十五章中的“俨兮，其若客”，王弼本作“俨兮，其若容”，如果作“容”，其义滞碍难通，我们依据河上公本、帛书本改为“客”。
《道德经》用词简洁，不易理解，连司马迁都说老子“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再加上老子由于逆向思维而产生的一些看似反常的观点，即使有注释和译文，也不太好懂。因此在多数章节中，我们还对一些疑难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读，如果一个章节中有数个问题需要解读，我们则以“一、二、三……”做出标识。
由于我们学识所限，本书的译注及解读，肯定会有许多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恳请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张景 张松辉
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