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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提出了三项治国措施：不尚贤，虚心实腹，无知无欲。这些措施，有的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和启发意义，也有的稍显偏颇或不合时宜。
不尚贤
，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
，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
，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
，实其腹；弱其志
，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
，则无不治
。
不要崇尚、重用贤人，百姓就不会去争夺美名；不要看重贵重难得的金银财宝，百姓就不会去做盗贼；不显露那些可以引起人们欲望的事物，百姓的心就不会被搅乱。
因此圣人治国的原则是：减少百姓的杂念，填饱他们的肚皮；降低百姓的欲望，增强他们的体质。永远使百姓没有多少知识和欲望，使那些所谓的聪明人不敢按照主观意愿去为所欲为。执行无为的政策，天下就会安定太平。
老子为什么反对“尚贤”？
包括儒家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尚贤”，而老子反对“尚贤”。为什么呢？《韩非子·二柄》解释说，一旦君主提倡重用贤人，真正的贤人未必就去出仕，而那些不贤的人为了名利权势，就投君主所好，把自己假扮成贤人的模样，一旦大权在握，这些人就会露出本来面目，为所欲为，危害国家和百姓。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如隋唐时代喜欢重用隐士，一些一心当官的文人就把自己打扮成不愿当官的隐士，以便引起朝廷的关注。卢藏用就是其中一例。《大唐新语》卷十记载：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
卢藏用就是靠隐居终南山当了大官，所以当司马承祯要归隐远方时，卢藏用就建议他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而司马承祯则讽刺说：“根据我的观察，隐居终南山，那可是一条当官的捷径啊！”从而为我们留下“终南捷径”这条成语。《旧唐书·卢藏用列传》说，卢藏用进士及第后，没能迁升，于是他辞去小官职而当了隐士。他把自己隐居的地点选择在紧靠长安、洛阳二京的终南、少室（嵩山）二山，因此被当时人讥讽为“随驾隐士”。后来他因隐居而出了名，被朝廷召入京城，转身成了朝廷要员。他当隐士时，“有贞俭之操”，骗取了好名声；当官以后，“赼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受到世人的讥讽，后被流放岭南。司马承祯的话可以说是有的放矢。
卢藏用走“终南捷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在他之前的杜淹在这条路上却栽了跟头，《旧唐书·杜如晦列传》记载：
（杜）淹聪辩多才艺，弱冠有美名，与同郡韦福嗣为莫逆之交，相与谋曰：“上好嘉遁（隐士），苏威以幽人（隐士）见征，擢居美职。”遂共入太白山，扬言隐逸，实欲邀求时誉。隋文帝闻而恶之，谪戍江表。
杜淹是唐初名相杜如晦的叔叔，他看到苏威因当隐士而受到隋朝廷的重用，于是也跑到终南山（太白山为终南山最高峰）里去当隐士，由于没有伪装好，被隋文帝抓住了尾巴，结果被流放到江南去戍边。
贤人还是要重用的，但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他提醒人们：在重用贤人时，一定要仔细考察，防止那些伪善者的欺骗行为。
关于“不见可欲”。
《汉书·张释之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率领慎夫人及大臣一起来到自己修建中的陵墓——霸陵，让慎夫人弹琴，他自己伴琴声而歌，歌声非常凄凉。然后，他与大臣有这样一段对话：
（文帝）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
文帝看到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就对大臣们说：“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材，再用陈漆搅拌苎麻丝絮灌注其中，别人就无法盗墓了。”大家都表示赞同，只有张释之回答说：“如果墓中有让人想得到的东西，即使用熔化的金属灌注南山，别人依然可以盗挖；如果墓中没有什么让人想得到的东西，即使不用石棺，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由此可见，“可欲”不仅会为自己带来伤害，还会诱发别人犯罪，这对别人也是一种间接伤害。
据报道，西欧有一城市，城中有一十字路口，此处虽然繁华热闹，但交通一直顺畅。然而从某天开始，此处不断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很奇怪，便进行实地勘察。交警发现，原来是从那天开始，有人在十字路口的旁边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而广告牌上画的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孩，司机路过此地时，便分散注意力去欣赏女孩，因此交通事故不断。于是交警强制拆除了这一广告牌，“可欲”没有了，这里的交通又恢复了顺畅。《吕氏春秋·为欲》对“可欲”使人心乱的情况，有一个生动的比喻：
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
一群狗本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只因有人向它们投喂了一只“可欲”的烧鸡，群狗便开始相互撕咬，打得不可开交。
“可欲”往往是一些好的东西，美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多了，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美味、美物、美事、美景等等，向来被视为有用之物，然而却有人从中看到了极大的害处。明朝人吕坤在《呻吟语·养生》中反复提醒自己要远离“美”，并把自己的住室题名为“远美轩”。为什么呢？他回答说：
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不美则不令人多，不多则不令人败。予有一室，题之曰“远美轩”，而扁其中曰“冷淡”。非不爱美，惧祸之及也。夫鱼见饵不见钩，虎见羊不见阱，猩猩见酒不见人。非不见也，迷于所美，而不暇顾也。此心一冷，则热闹之景不能入；一淡，则艳冶之物不能动。夫能知困穷、抑郁、贫贱、
轲之为祥，则可与言道矣。
吕坤讲得十分明白，他不是不爱美的东西，正是由于太爱了，所以才主张“远美”。这说明吕坤是一位比较明智的人。古代书院一般都坐落在远离闹市的地方，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关于“虚其心”的益处。
老子的“虚其心”，就是把心中的各种欲望和杂念（如害人之心）清除掉，使心处于一种虚净的状态。有了这种虚净的心态，不仅有利于我们与人相处，而且即使一人独处，这种心态也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虚心”有利于我们与人相处的问题，庄子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比喻，这就是“虚舟效应”。《庄子·山木》说：
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庄子说，当我们乘船过黄河时，一只空船从上游来撞我们的船，即使我们的性格暴躁，心胸狭隘，我们也不会生气，因为这只空船是“虚其心”的，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们。如果撞我们的船上有人，我们就会大声呼叫对方避让，对方一再不回应，我们就要骂人了。这当然是比喻，所谓的“虚舟”，就是“虚心”，就是没有主观成见和害人之心。对于一个“无心”的人做出的“无心”之事，又有谁会去计较呢？这也是《庄子·达生》中说的“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即使狠毒之人，也不会怨恨落下砸伤他的瓦片，因为瓦片是“虚心”的。
“虚舟心态”不仅有利于我们与别人相处，即使一个人生活，这种心态也是非常有益的，能使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境。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记载：
伯父君谟，号“美髯须”。仁宗一日属清闲之燕，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寝。盖无心与有意，相去适有间。凡事如此。
蔡君谟有一把又长又多的胡须，一次宴会，宋仁宗偶尔问他：“您的胡须这么美、这么长，晚上睡觉时，您是把它放在被子里面呢？还是放在被子的外面？”蔡君谟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他此前根本没有关注过这一问题。宴会结束回家，晚上就寝时，他突然想到皇上提的这个问题，于是就留意胡须放置的位置，结果无论是放在被子外面，还是放在被子里面，他都睡不踏实，折腾了一宿没有睡好。蔡君谟过去“虚心”时，无论把胡须放在哪里，他睡得都很安稳；一旦留心放置胡须的位置，竟觉处处不妥，以至于彻夜难眠。因此，许多文人对“虚心”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白居易有四句诗：
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达理二首》其一）
一个人无法违背命运的安排，只能按照命运的指令过完自己的一生。但命运对一个“方寸（心）如虚空”的人同样无可奈何，因为“虚心”之人，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高官厚禄无法使他欣喜，穷困潦倒无法使他悲伤，命运无法给他带来丝毫的痛苦。从这个角度讲，命运也拿他无可奈何！